文明，危机，和“非常态”下的我们

坏消息，又是一个坏消息！

7月8日，67岁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发飙演讲时，忽然遭到一名男子开枪袭击。数小时后，这位世界著名的日本政治家不治身亡。噩耗传出，举世震惊。

2022年刚迈入下半场，世界依然动荡不安。自2022年开年以来，高传染性病毒不断变异，“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爆发，极端民族和民粹主义崛起，“新冷战”阴云密布。

近到普通人的日常，飙升的油价、疫情的反复、暴力事件此起彼伏，让即使是那些最“岁月静好”的人士也无法视而不见：“非常态”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安倍遭暗杀数日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通过网络采访了人在香港的著名华人学者、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围绕着天灾人祸、暴力和人类的风险应对，我们谈及的话题从跨越数万年的人类文明进程，到三千年华夏儒家礼制和伦理，从“海上丝路”到全球化，从“扶弟魔”现象到女性的物化与解放、恐婚恐育心理，再到当下的“非常态”生活。

“坦率地讲，我在好多年前就有预感，预感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类似今天这样一些事。”话筒那边，陈志武的语调一如既往的平缓。“但在这以后，大多数人对风险的管理和应对意识才会提升上来。”

2022年3月，他耗费十余年心力的新作《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出版。“如果它早几年出版，绝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多普通读者感兴趣的。”该书正是从风险挑战的角度来审视、梳理人类文明进程背后的逻辑。

面对瘟疫、战争、暴力、普遍的经济萧条和滞涨，马上就要“耳顺”的陈志武说自己仍对人类的明天充满乐观，“因为在我看来，人类第一是要活下去，第二就是要更好地活下去。人类在这两个追求上，我觉得从来就没有失败过。风险挑战催化了人类的文明化发展。”

“当生活被重新打回到苦难以后，人们才会突然间醒悟过来——哦，我们原来忽视了风险挑战的问题。反省之后，人类往往会去做一些根本性改革。在人类历史上，‘吃一堑长一智’式的经验总结一直是符合人类经历的。”

人：人物周刊 陈：陈志武

危机应对和儒家哲人

人：在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有很多学者都在试图找出人类文明发展“何以至此”的种种因与果，譬如写《枪炮、病菌和钢铁》的贾雷德·戴蒙德。

您在《文明的逻辑》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推动人类在制度、生产生活方式上不断做出创新的，提高物质生产能力并非唯一的动力，更重要是为了应对风险，由此发明了婚姻、家庭、宗族、迷信、宗教、商业、金融，其中包括中国儒家的礼制和伦理。您是如何想到把“避险”作为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尺度的？

陈：这些思考都跟我的金融学背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在我们金融学里，一直强调你在做投资安排的时候，不要只看到未来的回报率和收益率。

收益率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为你必须考虑到风险的高低，收益和风险怎样搭配，这是受过金融学训练的人必然都熟悉的两个维度。正因为这样，当我读到现有的这些关于人类发展史、文明演化史的研究，不管是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还是其他国家的历史，尤其是对不同宗教、不同文明之间做比较研究的一些著作文献的时候，我就觉得反差很大：一方面我们在金融里那么强调风险管理、应对的重要性，但是历史学者们，包括其他一些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在做关于文明、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研究时，基本上都不关注那些人类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所做出的创举，它们的重要性基本上被忽视。但在我看来，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在数万年里一直首先关注的是怎样增加“生活安全”。

这就涉及到风险的问题——一方面是怎么样让我们不会因为旱灾、洪涝、瘟疫而死亡，这是应对自然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人类还做了很多创举去减少各种“人造风险”，譬如怎么样减少战争、暴力冲突等等，也就是“人祸”。相比物质生产的不足，风险一直是更加挑战人类生存的威胁。

一旦人们突然从正常的、常态的生活中被抽离出来，打入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中，人们失去理智、想发疯，或是施暴、做出违法的举动，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在那个当下第一任务是要让自己活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各个人类社会首要的关注是怎么样避免“非常态”的出现，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尽量维持在正常轨道上，也就是孔子在《论语》里所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安”。物质产出的多少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生活更加有安全感：当天灾人祸发生时，我们能否通过各种避险工具和手段的安排，让生活可以过得很平稳，不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

我们的先人也有很多名言，管子说“年有余而月不足”，意思是指年复一年、每到年末的时候，你的总收入可能是吃不完、有剩余的;但是，在那几个青黄不接的月份，你怎么想办法活过去？这才是根本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尽管人心最初是“善”的，但是长大了以后，现实生活的各种威胁、挑战让人们不再善良，甚至成为会行暴、伤害别人的恶人。因为生活阅历让他经常会被意外风险事件打入“非正常”的生活状态，那他就会为了活下去，通过非法的、甚至暴力的行为来求得一条活路。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为什么说每个人类社会怎么样把意外事件和风险带来的生存挑战解决好，一直是主导、催生各个社会进行创新的主要动力。通过这些创新创举，人们尽可能地把应对风险的能力提升。所以，我重点提出了“风险应对力”这一概念，这实际上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很重要的指标。

人：怎么理解您所说的文明体的“风险应对力”？它有一套衡量标准吗？

陈：我在《文明的逻辑》一书里强调的“风险应对力”，最主要是反映人类去驯化、组织、建构人类自己世界的能力，也就是如何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组织结构。这些东西是不是建构得很好，反回来又会决定社会中每一个人应对天灾人祸、风险冲击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当然，人类的很多创新，既可以提升物质生产能力，又可以强化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的能力。比如国家的发明，有关“最早的中国”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中国考古界一个很热门的研究话题。如果国家的制度构建得比较好，那么不仅可以让这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聪明才智所能够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提升的潜力最大化地发挥出来，而且通过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譬如国防服务，让大家更好地免于战争的威胁，通过维护公共秩序，让大家免于遭遇暴力的伤害。再一个，现代国家提供的福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包括对私人产权的保护，这些都是人类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做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创举。

当然，也有一些文明化的创举只是对于提升人类应对风险能力方面有贡献，譬如中国的儒家。

人：如何理解儒家可以为古代中国人提供有效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呢？

陈：是的，儒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一般的人认为儒家是孔子创建的，但实际上他是继承了西周周公所建立的礼制，周公是基于血缘安排了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孔子在那个基础之上更系统地推出了其他一些理念，尤其是把维持稳定、确保生活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这是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后来汉唐宋明清一代代的儒家哲人的重点关注。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是让大家不要去整天想着怎么挖空心思通过科学和技术去提升物质生产能力，只要有基本的物质产出、有吃的就行了。当时，大家都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解决生活安全感这个问题上，包括物质上的安全、精神上的安全、身体的安全，以及预防暴力的发生。所以儒家知识分子就把精力都放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物资共享、风险分摊、跨期合作方面，通过基于名分的等级秩序，强调儿子对父母、祖父母等家族长辈的义务，即所谓的孝子、孝道等等，再加上把女人通过“三从四德”等规范起来。也就是把整个社会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他/她对谁负有责任和义务规定得很细，让大家一辈子中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从名分等级秩序中脱离出来。所以，你想投奔个体自由是不行的，因为你要是投奔自由了，那孔孟还有其他儒家哲人给你们全家、全社会安排的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靠谁去实现？

所以，儒家到最后是牺牲了科学和技术、物质生产能力提升这些动力，但是得到的好处就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宗族等各个小集体都有更好的安全感，不用担心未来、担心自己老了、生病了怎么办，反正你只要有儿女就不用担心，他们必须孝敬你等等。按照儒家的那一套规矩做到了的话，你就不用太担心安身立命、生老病死的挑战，也保障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实际上，我最近这些年做的很多研究进一步表明：像儒家文明，尽管没有帮助提升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但是在帮助中国人提升应对风险能力这方面的贡献的确是非常显著的。

被工具化的女性：“扶弟魔”和恐婚恐育

人：您刚才提到我们这套跨度两三千年的儒家伦理和礼制，它为基于血缘和亲缘基础上的小集体提供了内部风险分摊、跨期合作的约束和信用保障，从而提升了整个华夏农耕文明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但是，它是有代价的，一个是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幸福，还有就是把亲情关系给工具化了。

这让我想到国内近年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像《都挺好》《欢乐颂》，以及一些引发热议的新闻事件和话题，它们都涉及到所谓的“扶弟魔”现象：父母一辈重男轻女，在经济上不断地压榨已成年的女儿，要求她无偿地资助弟弟买房，帮他结婚成家甚至还债的亲情悲剧。

我是很意外的：在今天的中国，“扶弟魔”这样的话题竟然能够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共鸣和人心共振，似乎儒家的传统观念还在深深影响着当代的中国人。

陈：那是肯定的，你千万别小看文化的影响，它真正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你自己没有觉察、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在影响你做事、思考、做决定。文化它妙就妙在这里。我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中国今天各个地方、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和格局，实际上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以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各个地方早期发展不同，使得各个地方所传承下来的文化也不一样。

比如说，在内地开放“二孩”“三孩”政策前，多子女的家庭大多数是农村的，要么就是小城镇，不会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那些大城市、有城市户口的人们。所以，你说的那些影视剧，更多反映的是传统文化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因为存在着地区之间的差别嘛。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19世纪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速度之快、程度之大使得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别很大，哪怕是两代人之间也是鸿沟很大。我个人觉得可能再过三四代人以后，情况就会好很多。

在传统中国社会，女儿会被看成是今后反正要嫁出去的，是别人家的人。把女儿养育到十八九岁，对她父母家里的人来说是浪费了资源。所以，在她出嫁前，必须让她尽可能地做出牺牲，帮助父母养育她的弟弟甚至哥哥，因为她的兄弟将来是继续留在这个家里的，是要延续家族香火的。女儿反正要嫁出去，是别人家的人，所以在她嫁出去之前、包括嫁出去之后，要求她必须帮助娘家，尽可能地多给资源和多出力，来帮助她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