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对面那把椅子上的人

我再也无法继续淹没在低落的情绪之中。在朋友的建议下，我来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精神科。护士扯着嗓门叫号的声音、候诊病人热络的交谈和医生门前攒动的人头让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诊室。经历了医生的问诊和一系列的病理检查，我被初步诊断为轻度抑郁和轻度焦虑。医生给我开了药，并建议我试试心理咨询。

我担心对药物产生依赖，迟迟没有服用它们。我也犹豫着是否要做心理咨询。人们常说难得糊涂，我还没有准备好将自己的痛苦悉数摊开，再和一位陌生人一起，逐一审视它们。而且，我不知道能否信任这位陌生人。他是否经过了良好的训练？他真的能够理解我吗，会不会在心里对我进行评判？他也曾经深陷痛苦吗？或许他现在就正被痛苦所折磨？果真如此的话，他又凭什么帮助我呢？

偶然间，我翻开了一本市面上爆火的心理类畅销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本书的作者、心理咨询师洛莉回答了我的一部分问题。在书中，洛莉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分享了她和来访者相处的经历，并在其中穿插了自己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尴尬。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仿佛就坐在洛莉的诊室里，和她一起端详着面前的那位来访者。我看到洛莉在来访者喋喋不休的抱怨中憋回一个哈欠，我看到她在治疗的间隙痛哭流涕，又赶在下一个治疗之前把哭花的眼妆擦干净。洛莉的诚实正面地回答了我的那些疑问——咨询师也是一个会时常感到无计可施的普通人。

在看到洛莉的“无力”和“普通”后，我也看到了心理咨询所蕴含的某种可能性。在洛莉的诊室里，有人新婚燕尔却被绝症找上门来，有人在痛失爱子后将记忆深锁心底，有人在衰老中逐渐意识到一生中所经历的种种丧失……他们的痛苦没有消失不见，但通过交谈，那些真实的想法和困惑得以被看见并被认真对待。

洛莉的讲述让我对心理咨询师这一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当我走入心理咨询室时，坐在我对面的可能是一个怎样的人？好奇心驱使我开始了一系列与心理咨询师的对话。

成为心理咨询师

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疑问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成为心理咨询师。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坐到情绪低沉的人面前，听他们讲述那些容易触发焦虑和悲伤的故事？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包括物质投入。一些流派还要求咨询师接受定期的个人督导和心理咨询。

人们成为咨询师的原因五花八门。在采访中，我接触到一些科班出身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他们往往毕业于国内外高校的临床心理学专业。1980年代末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钱铭怡编著《心理咨询》一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心理咨询和技术。2003年入学北大的李松蔚便是钱教授的学生之一。上中学时，李松蔚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心理学实验”，比如在学校给两组孩子做对照实验，或者把精神正常的人送到精神病院里。因为不喜欢物理、化学、生物等需要动手实操的学科，他在高考结束后把心理学填到了自己的志愿表中。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老师带着一帮同学去北大的静园草坪，边弹吉他边和大家闲聊。老师博士毕业后刚留校任教，算是这帮大一新生的师兄。他谈到自己平时也做心理咨询，希望将来可以独立执业，有一个工作空间，想定价300元一个小时。这样一个“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师兄在李松蔚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让他觉得心理咨询师应该是一个有钱有闲又非常有人文关怀的职业。

临近毕业的时候，李松蔚已经很确定不喜欢基础科学，而在应用心理学的范畴里，心理咨询看起来还比较浪漫，可以“跟一个人在一个私密的空间里聊很深入的话题”。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做任何需要深度接触社会的事情。这位广受媒体青睐的心理咨询师，一边在我面前镇静而清晰地组织着语言一边说道，“在所有需要抛头露面的场合，我从小就会尽量往后躲。在这一点上心理咨询似乎还好，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做这件事只需要跟一个人打交道。”尽管系里允许本科生旁听各个研究室的组会，但李松蔚一开始就选择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室，并一直待到了博士毕业。

当我在之后的采访中问起人们成为咨询师的原因时，“跟人打交道”成为了一个频繁出现的话题。但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理由不像李松蔚这样直截了当，而更多是在职场兜兜转转许多年后浮现出的答案。

June常常坐在公园或城市的某个角落观察来往的行人，“我觉得人很有意思，我对他们的行为和互动也很好奇。但我上学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或许对于‘70后’的人来说这个专业太前卫了吧！”（笑）大学毕业后，为顺应母亲的心愿，June选择了在外资银行工作，后来又赴日本，任职于一家咨询公司。有一次，June接手了一项培训和管理海外员工的工作。那时她既要保证员工在海外的安全，给他们做生活培训，还要为大家进行心理疏导，“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也终于把我对人的好奇心发挥到了极致。我发现，当真正尝试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之间会建立起很深厚的信赖感。有时这种难以言说的信赖正是支撑人们在异国他乡坚持下去的动力。”当时，很多员工称她为“June老师”，“他们这样叫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公司的一名员工，也是对他们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人。‘3·11’大地震的时候，我妈妈催我赶紧回国，但正是这种责任感让我意识到我已经不能像一名普通员工一样说走就走，因为还有人需要支持。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英雄主义，而是因为，当工作不再是为了利益或者完成什么目标时，我能感受到更多更深层的东西。那些东西就在那里流动着，无形地给我力量。”

2012年，June被公司派回国内管理一家企业，“作为外资企业的代表，我要跟很多外国人打交道，公司内部的上下级结构也会唤起我的不安和挫败。职场关系也好，被客户误会也好，我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这些情绪，也感觉自己的胸襟很难再支撑我继续从事这份工作。”一次在办公室崩溃大哭后，June开始思考之后的职业道路，“我当时非常焦虑，既不忍心放弃自己曾经的专业和在职场累积的经验，也不确定能不能靠做心理咨询养活自己。但是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是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内在的成长和探索。”在国内读了一年的在职心理学硕士后，June在摸索中开始独立执业，最终辞去公司的职务，前往英国修读精神分析研究的硕士项目。

对鲍小东来说，这个“答案”浮现的时刻要更晚一些。他曾供职于某大型传媒集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离开媒体后在市场打拼多年，但又因对“人”的兴趣而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做调查记者的时候，鲍小东已经开始自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在他看来，新闻的“真实”有着丰富的层次，不仅见诸案件笔录等可视、有形的证据，也会隐匿于当事人的内心和潜意识之中。为了捕捉这种“真实”，他经常会和采访对象一起喝酒喝茶、抽烟唠嗑，“在酒足饭饱之后，人们更容易放松下来，释放更多信息。”

2014年，同事们纷纷离开媒体寻求转型，鲍小东也先后在两三家企业做品牌运营。相比于“社会参与度非常高”的新闻调查，在企业的工作让他觉得自己更像一颗“螺丝钉”，成就感十分有限。平时喜欢拨弄吉他的鲍小东描述着在企业里工作的感受，“就像是一个吉他生产线上生产琴弦的一个工人，经过其他工人的组装、包装、运输和大大小小的经销商之后，这把吉他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而作为工人很难得知消费者的感受。”但心理咨询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可以从咨询中获得来访者最直接的反馈。比如他刚进来的时候，可能是缩在沙发上的，但工作一段时间后，能看到他身体坐直了，眼睛也有对视了，我可以在很多细节中获得成就感。”

鲍小东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心理学，先是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心理咨询服务机构参加培训，然后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被广东某大学的心理咨询专业录取，此外还接受了多种疗法和技术的训练。在一家公益心理服务平台接听了一段时间心理热线后，他开始用周末的时间开展收费咨询，并于2021年成为一名独立执业的心理咨询师。

作为新手咨询师

从美国某大学的社工专业毕业后，张梦悦先在纽约的精神疾病康复机构、社区戒毒机构和自杀干预热线实习，然后辗转回到北京独立执业。在美国时，得益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心理服务体系，还是新手咨询师的张梦悦一毕业就进入对口的机构工作，并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客源。因为经受过专业训练，又在美国处理过很多个案，张梦悦回国前对收入有着非常乐观的预期。然而，她一回来就开始了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一周只能接一两个个案，收入远远不够支撑生活成本和定期督导的费用，有时甚至需要父母的接济。

成为咨询师时，鲍小东已经四十多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中年不如狗”的时候。2018年，他的母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家里急着用钱，女儿把压岁钱都取了出来给奶奶治病，而他瞒着家人找朋友借了两万元现金才交了某研修生训练营的学费。但正是因为不再年轻，他更想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刘绫从事心理咨询不到两年，虽然看起来像刚从学校毕业，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有一次，来访者问了一个问题，却没有立刻得到刘绫的回答，“很多质疑是在暗流涌动中发生的。在他看来，我当时好像在绞尽脑汁地思考。他可能觉得我经验不够，或是在浪费他的时间，所以就旁敲侧击地说‘我之前的咨询师非常资深’或者‘你看我大老远跑来’。”刚成为咨询师的时候，刘绫确实会担心因为是新手而不被信任。当来访者的指责刚好撞到她最害怕的地方，她能感到肾上腺素在往上飙。但慢慢地，刘绫开始尝试着把咨询中的危机转化为工作的切入口，“我会去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结束之前的咨询呢？可能是咨询师做得不够好，但也可能是他走到了害怕的地方想要逃离。如果是后者，那就应该去探讨他为什么要逃离。”

最开始在精神疾病康复机构实习时，张梦悦从支持性的小组做起，帮助正在服药的精神疾病患者恢复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第一次进入小组时，她准备了许多资料，计划先和组员们聊聊家庭关系，再告诉大家怎样从身边的支持系统中寻求帮助。“我本来是去给人家上课的，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陪他一起哭，”当一位成员叙述从前的生活经历时，张梦悦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遭遇如此强烈的情绪，“可能因为从小就成长在一个还算幸福的环境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会有这么痛苦的过往。我发现同学们开始自由讨论，而且讨论得特别深入，已经讨论到我未知的领域，我一时不知道自己坐在这里干嘛。”一节咨询一般是50分钟，时间快到时，咨询师会进行一个引导性的收尾，“我当时没有一种结束了就是结束了的心态，我只是觉得我呆不下去了，有一种落荒而逃的感觉。”

和来访者“在一起”

这次小组咨询后，张梦悦找到了当时的督导，“他先是跟我说，来到这里的人普遍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和我这种刚念完研究生的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不然街上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怎么会走到精神分裂需要住院的程度。”在张梦悦的记忆中，督导是一个“看起来就很睿智的老头”，“他的每一句话都令人印象深刻，他还说，‘你会被他们触动这么多的情绪，说明当时你产生了共情，你真的有体会到他要表达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