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创造故乡

于内心而言，过往的生活就像是泥塘，王梆满脚泥泞地踏过去，直至踩上新土地，泥浆变成了可以耕作的土地。

12年前， 王梆漂泊在伦敦，身兼“穷人”、“移民工”和“外来女”三重身份：表面上是某中文杂志的特约记者，游走于巴宝莉新装发布会、泰特美术馆或英国国家芭蕾舞团之间，实际上是住在贫民区的有色人种，是摄政王大街古董表店专拉中国游客的售卖翻译，是大雪天上门服务的“中华神推”。

在不同阶层之间换脸求生，塑造了王梆这12年里最关心的问题：人如何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物质生活的贫瘠很快过去，王梆延展了提问：人如何有尊严地变老？远离故土的飘零感没有因为过起英式生活而消失。为了对抗“空心”的焦虑感，她以居住地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30英里的圆，耕作土地、拜访乡里、参与社团，如蜗牛般一点点丈量“附近”的全貌。

这些发生在“附近”的具体行动，令王梆建立了在地的私密关系，化解了“无乡的焦虑感”。如同雨滴与溪流的汇合，人们身上那用“观念”织成的防弹衣被脱下。他们抛开成见，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抵抗自身的原子化和孤独。

尊严与在地造乡都被王梆记录在《贫穷的质感》一书中，该书于2022年春出版后备受好评，截至9月已加印4次。她以“英国观察”为切入点，记录了贫穷与制度、乡村与城市、脱欧与留欧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贫穷的质感》出版三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了王梆的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

面对王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离开广州，去伦敦经历贫困、创造故乡？

生锈

检查结果显示，王梆的免疫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治疗效果颇佳，但她比过往更容易感到疲惫，比如每日的跑步里程从10公里变成5公里;比如曾经热爱的挖土——在一块如篮球场大小的廉租自耕地上播种、收获——被迫搁置。

最早出现的病征是皮疹，为了避免皮肤与衣物摩擦加剧不适，王梆去年秋天休息了三个月。“我怀疑是因为没有运动，所以身体才变得糟糕。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每天都做一件事，你就会有一个时间表，就像练琴一样。但如果你停下来，你身体就会各种生锈，变成被废弃的机器。”王梆说。

在采访中，王梆几度以“生锈”作比。她解释，自己加入民间互助组织，是因为必须找个地方做点事，发挥自己的能力。“你不能把我放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自主权的环境中，那我就成了废铁，所有的心气和能力都会被磨掉。”她谈到年中美国堕胎法案引发的争议，强调个体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应当持续不断：“就像是一把剑，不磨就会生锈。”

如果不离开故土，王梆的人生或许会生锈。借用费兰特的比喻，正是从幼年开始，父母就把“顺从”像衣服一样缝在女儿身上。王梆所做的，就是脱掉“顺从”，穿上更适合自己的衣服。尽管这是自我解放的积极行为，但仍然会让人感到痛苦。

14岁时，王梆离家出走，偷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和母亲的几件漂亮衣裳。她幻想自己是孤儿，坐大船南下广州，在街上晃荡数日，藏在女厕所过夜，遭遇了坏男人的骚扰。“虽然不是非常严重，但那一幕却像噩梦中最肮脏污秽的厕所，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王梆说。

记忆里也留下了母亲的质问：“为什么？我们哪一点亏待你了？你竟要离家出走？你怎么这么贱？走时还偷了我的衣服？”

“我生活在一个非常父权和厌女的环境中，一个极度家长式的家庭。父母对我从小到大的教育就是服从，如果你违反了父母的规划，就被认为是无药可救、冥顽不化。”

“我成为今天的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把原来那套体系抛在后面。”王梆说。

2010年，王梆前往伦敦，加入她的制片人的工作室。是年，她36岁，在“三十而立”的围剿中反复闪躲。“想到回国可能又要面对自己多年来一直不愿面对的一些问题，于是便起了留在英国的念头。”她说，“打不赢我就跑吧，越远越好。”

去伦敦前，她做过记者，也是自由撰稿人、编剧和纪录片导演。她出版过小说集和随笔集，也得过一些奖。她居住在广州自购的一间小公寓里，有许多喜爱文化艺术的朋友。可在伦敦待半年后，她拿着仅有的一千欧元——一个德国电影节给予导演的放映酬劳，开始寻找住所。

王梆与制片人产生巨大分歧。浸淫在独立电影中的青春期塑造了她的原则：导演必须直面与商业世界的冲突，忠于自己的叙事。

与制片人分道扬镳后，王梆在好心朋友的沙发上睡了几宿，开始想要租房。她当时所能负担的，仅有伦敦贫民区里一个如旺角公屋厕所那样狭小的单间，每周房租近一百英镑。单人床如同为省钱而被缩短一截的木棺。睡觉时双腿无法伸直，闭上眼睛，脑中就跳出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描述的那张“要抱着膝盖”才能“把自己安置进去”的矿工的单人床。

她吃3.25英镑一大袋（当时汇率：1英镑相当于8.52元人民币）、每袋能下20碗的素面条，配老干妈辣酱和学生榨菜;在慈善店淘3.29英镑的裙子和4.99英镑的外套;去艺术工作室的开放日享用免费的甜点酒水。

她仍以写作为主业——即使稿费与伦敦的物价相比显得微薄且寒酸——有时也接些听起来不太靠谱的活儿填牙缝：为犹太商人翻译古董表零件名称，为第四频道的纪录片《Sex： My British Job 》（《性：我的英国工作》）翻译姐妹们的日常对话，或是上门给本地中产妇女上东方瑜伽课——王梆确实有瑜伽教师资格证书。

“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去呢？”这是个老问题。时不时会有人对王梆说，在广州，她不至于如此窘迫。

“你看过《我自己的爱达荷》么？”王梆以这部电影中Mike与Scot的故事作为回答。贫穷的弃儿Mike与想要体验生活的市长公子Scot在街头相遇相知。Mike对Scot说，你可以回到你的世界，继续上流生活，而我无处可去，只能继续困兽般的生活。

她亦可退回原来的生活，像Scot那样。她知道，在过去的生活里，只要“掉几滴鳄鱼眼泪”，爹妈就能接济自己。

只是，倘若如此，她就要向自己怀疑的一切低头。“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的墓志铭被写好了：没有退路可言。”王梆说，“既然我和爹妈说不回去，我就是不回去。我当时想这条路能有多难？无非就是把房租给交了。”

她并非身无所长。尽管挣钱很费力，但王梆能挣到钱。她是一个专栏作者，还兼职做小工：一对一的瑜伽课每小时能赚15英镑，一对一的推拿一次能赚40到45镑。她跟着做医生多年的母亲，耳濡目染，又练习瑜伽多年，只要说话甜一些，这些钱她都能赚到。

异乡

关于贫穷的细节，王梆能说的还有很多。在写作中，她准确地记录了商品折后价，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但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本身没有意义。借用王小波的话就是：“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

“无非就是物质上苦一点，但内心很饱满。”王梆说。

只需要5英镑，一碗唐人街牛肉面的价格，她就能在国王学院侧门的一个小酒吧听独白剧，在拉法加广场不远处的一个环形广场观赏莎士比亚的悲剧。刀光火影，水磨功夫，连盔甲据说都是按都铎王朝的织物法，一针一线穿起来的。她曾钻入一块黑布中，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找到一个洞眼，从洞眼探出脑袋看《麦克白》，双眼被舞台烟幕喷得血红。

在伦敦，36岁的王梆常被称为“Young lady”。她结识了几位伦敦女友，都是大龄未婚女青（中）年，每个人自有困扰，但都与婚嫁无关。

远离大家族，身处一个对女性相对宽容的环境中，王梆是自由的，如同一颗灵活的种子，慢慢地游走于大不列颠岛，被宽容滋养着，生根发芽。

在旧时的故土，王梆的母亲亦是厌女与父权文化的受害者。1980年代初返城运动前夕，母亲用蓝粗布给自己缝了一条裙子，坐在家门口对着晒谷场练吉他，被父亲斥责抢风头、搞修正主义。离婚时，父亲在一周内找到了年龄相仿的再婚对象，40岁出头的母亲净身出户，因已育两孩，相亲经历大多是六旬老人找贴身护工。

与许多母女关系一样，母亲的经历与选择烙印在王梆身上，并最终以反叛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为女性，我很自豪;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管它什么风向;年龄、体形和外貌，以至婚姻，通通不是检验一个女人幸福的标尺，思想才是;女性拥有对自己子宫的绝对处置权……”王梆说。

异乡将“自由”从书中的词语变成了具体的氛围，内心深处的自我认同与当下生活重合起来，脑海中的意识不断被唤醒。“真正的身份认同，就像是空气一样，你每天都能呼吸到。”王梆说。

她探访了妇女研究机构（Women's Institute），一个有着百年历史、像钩织花布那样遍布并连接社区的妇女组织。每个月，大家坐在一起或讨论或投决公共议题，然后联谊：这个月分享自制蛋糕，选出社区蛋糕女王，下个月展示彼此的手工布偶，选出社区布偶女王。

而身处全球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王梆也目睹了资本主义的残酷：英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跌至2007年的水平。不仅如此，一股卷土重来的右翼风暴席卷全球，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好，理想世界的期待被过往的阴暗与诡异再次覆盖。特朗普鼓吹的保守主义复兴特权阶级价值观;弗吉尼亚州的极右组织重举纳粹旗帜;反移民和反伊斯兰的法国国民阵线党一度获得超三成的支持率;在五十多个城市的抗议中，波兰的右翼政府通过了“反堕胎法”……

2015年，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高票当选工党党魁，成为当时保守党右翼政府的一股强大阻力。科尔宾主张增加富人税，减少军费开支，支持移民，支持更多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

“保守党越将他们视如寇仇，我就越想看他们手中的法器。”好奇心使然，王梆像所有向往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左派一样，决定加入工党。面对结构性的不公与不平，她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还当选了自己所在选区的BAME（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黑人、亚裔和少数族裔）工党发言人。

工党

加入工党的第一步，是在2016年初春的傍晚，走进一间乡村社交俱乐部：旧仓库般的空间一分为二，一半挂着平板大电视做酒吧，另一半被王梆形容为“20世纪80年代沈阳铁西区工厂小饭堂”，围坐着七八位工党成员，讨论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