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以普通的底层的边缘人的视角书写历史

7月25日上午，历史学家罗新背着十四五公斤重的行囊，和儿子罗炅、旅行作家保罗·萨洛佩科从位于四川广汉县的三星堆遗址出发，向彭州方向挺进。

在烈日的暴晒下，路面变得滚烫起来，双脚好像踩在火山上一样感到火辣辣，歇脚时脱下袜子，发现脚皮长出了大大小小的水泡。

行进七八公里后，他们来到了广汉和彭州交界的一个小镇，停下来休息。在小镇上闲逛时，罗新忽然发现了一家茶馆，有好多人在里头喝茶打麻将，煞是热闹，他想进去歇个脚。没想到茶馆老板挡在了门口，并向罗新摇手，示意他离开。罗新感到不解，问为什么要让他走。此时，一个老板娘模样的女人走了过来，“她很客气，连说了几个对不起，露出很难过的神色，说因为你们是外地人，我们现在要防疫，你们必须出去。”

8月底，坐在京城家中的书房里，晒得黝黑的罗新回忆起那一刻的感受，“有那么一点点被伤害到。”“我之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这两三年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但还没有因为你是外地人被这样的态度对待过。”

行走、疫情和人类学视角

从小镇茶馆被赶出来，罗新就把自己不愉快的遭遇告诉了正在街上拍摄的萨洛佩科。

7月中旬，自己的首部历史非虚构作品《漫长的余生》面世后，罗新就跑到四川来见这位已关注了七八年的“偶像”、两获普利策奖的著名旅行作家，跟随他进行为期三周的徒步旅行。自2013年起，萨洛佩科在美国《国家地理》的资助下，开始了一个名为“走出伊甸园”的全球徒步项目。他从东非出发，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跨越白令海峡，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最终到达南美的火地岛。2021年4月，他从云南入境中国。

听完了罗新的茶馆遭遇，萨洛佩科平静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今年4月，他从雅安出发，步行到靠近成都时，疫情变得紧张起来。经过一些镇子时，他常常遭遇很不友好的对待：有人一看到他就立刻把店铺门拉上、不让他买东西，有人不准许这位老外从他们的街道上通过，等等。刚开始，他也常常有被伤害的感受，直到他把遭遇告诉他在美国《国家地理》的人类学家朋友们。对方提醒他说：这个时候，你所受的人类学训练就有意义了。

“他说，从人类学角度出发，你首先就理解了：这是一个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不是哪个人、哪个文化、哪个国家所独有的——当我们得到的信息非常单一，当我们遭遇到无法解释、个人无法对抗的威胁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就会把自己缩起来，然后把异己的文化、异己的人群、陌生人都排除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获得安全感的办法。”

“然后，你还会发现：虽然这是人类共有的现象，但是在同样的信息、条件、空间里，不同的人反应是不一样的。你在这一家遇到这样的对待，你到另一家去，也许有人就敞开胸怀接待你，好像他一点也没有受到威胁。同样是四川人，即使是同一个镇上的人，他们的反应都是很不一样的，这很有趣。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去理解这个事。”

两人交流完后，他们起身又出发，行走了差不多半小时的样子，来到一个村庄。“我说我们就在村子外头歇脚吧，不要进去了，不要到任何人家里去，免得又惹出不高兴的事。”万万没有想到，靠近他们歇脚处的一户农家看见他们坐在外面，马上过来和他们搭话，问他们要不要喝水，还给他们每人摘了一根新鲜的黄瓜，洗干净送过来，“非常热情，非常友好。所以，我不认为可以简单地解释为这个人更保守，那个人更开放。人的反应很奇怪、很复杂，同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不同时刻反应都不一样。这很有趣。”

一路上，罗新观察、感慨着人性的丰富、多样、美好和一些不美好，所见成都平原的富庶，连同路上的酷暑、疲惫，以及常因防疫措施不得不折返的辛劳、每天都要找到当地卫生院做核酸的麻烦，都成为他这一趟徒步旅行的新体验，以及对人在某种历史处境下的理解与思考。

十多年前，一块刻有北魏宫女王钟儿平生的墓志拓片，也是这样吸引了这位历史学家。

2020年疫情暴发后，罗新困守在京城，无法继续“狂野”的旅行考察和写作计划。在北大校园的办公室里，他静下心来，一边动笔写作，一边在空地里翻土种花，终于完成搁置了十余年的历史非虚构作品——《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

“如果说对自己感到满意的一点，那就是我终于把王钟儿的故事写出来了，算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他总结道。

遗忘、遮蔽和上尉的女儿

历史舞台上那些被遗忘和遮蔽的小人物，总是格外让罗新心动。

1989年，他考回母校北大读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田余庆和祝总斌两位先生。从在历史系读书的第一天起，他接受的就是最正统的史学训练——聚焦政治史，也即围绕着帝王将相们的历史。“你慢慢地被格式成为就知道这些人、就感兴趣这些事，然后对这些事进行深入的考证、探讨，对弄清其中每一个细节有兴趣。”

但在内心里，这位在汉江边长大的1980年代文青一直抗拒这种“格式化”。读史料时，罗新时常会留意史书上那些在大事件中一闪而过的名字。二十多年前，他开始有意识地为历史舞台上这些被忽略、如同“龙套”角色般的人物收集、整理资料。

魏孝文帝的妹妹陈留公主，是他尝试写的第一个北魏人物小传。

在罗新的发掘和史料串连下，这位经历过三次婚姻、极富个性色彩的北魏公主的一生被勾勒出来：盛年丧偶后，她为争取再婚自主，冒险反抗当朝皇后逼婚，因此介入当时极为复杂的高层权力斗争，继而推动了北魏政局的急速转向——之前成功“夺宫废储”的皇后大冯被废，孝文帝在震惊、愤怒和“错杀”长子的悔恨中清理宫闱，两个月后病危驾崩，把帝位传给了未成年的次子、新遭“子贵母死”之痛的宣武帝。

写完陈留公主后，罗新意犹未尽，一度想为孝文帝的六七位姐妹全部立传。之后，他陆陆续续写了北魏常山公主、琅琊公主，以及东西魏、北齐时代为政治结盟而迎娶的三位柔然部落的外族公主。部分文章收录在他2019年出版的《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

他也很期待有更多年轻的历史写作者加入，大家一起来为这些被传统的、主流的历史书写所忽略、遗忘的边缘小人物立传。“不一定都能做出很丰富的传记来，但是做出很多小小的传记来还是可能的。这样，就让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生命历程的完整记录，哪怕是仅仅一个线条，也把人家的生命线条给记录下来。”

罗新本科就读于北大中文系，做过一个接着一个的文学创作梦。少年时，他想写一部有关汉江两岸人家的小说。成为职业历史学家后，他一直有反叛的冲动和愿望，想突破那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但总苦于史料匮乏和多年养成的惯性束缚。在过往熟读的文学作品里，普希金的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成为他想借鉴、效法的一个典范。

在《上尉的女儿》里，普希金塑造了一对青年男女——贵族青年军官格里尼奥夫和上尉的女儿玛丽娅，让他俩来见证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著名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

“用一个虚构的小人物来反映一段真实的历史，把虚构的人物串进到真实的历史当中去，让他去见证、促成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让他成为推动这段历史发生的一个重要力量。这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文学写作方式，也是我一直想学习的。”

读博期间，罗新在赵万里所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读到了一份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洛阳北邙山的北魏碑文拓片，由此瞥见闺名王钟儿的86岁老尼慈庆的一生。根据《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这位出身于南朝刘宋中层官宦之家的女子经历了战乱、被掳、入魏宫为奴，参与养育了两代北魏皇帝，在皇宫生活了大半个世纪，见证了三朝政治和权力更替。

直到2000年左右，罗新再次研读这篇他已十分熟悉的墓志，突然意识到墓志的传主王钟儿与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之间有着紧密关联。而“子贵母死”制几乎贯穿了整个北魏王朝的政治史，促发了一轮又一轮血腥残酷的权力斗争和清洗。

那一刻，罗新意识到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上尉的女儿”——在王钟儿的身上，他可以把他过去几十年所受的传统学术训练，和新的自我要求结合起来。“我找到了一个真实的人物，她的确见证了历史，她的确参与了历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个案。所以我就抓住不放，觉得应该用它来讲这一段历史。”

在采访中，罗新坦承自己在写作时的苦恼和新书留下的遗憾：因为受困于材料匮乏，他常常写着写着，就感到女主角消失了，而配角们则热热闹闹、粉墨登场，似乎故事又回到帝王将相和后妃们身上。在《漫长的余生》中，他也尝试用其他方式来弥补和突破——以王钟儿的同类、诸多北魏宫女及贵族女性们留下的墓志和传世文献中的零星点滴，来补白和想象那些他无法获知的关于她的人生片段。

“通过王钟儿的眼光或者是以她为名来讲述的历史，归根结底还都是我过去最熟悉的历史。但是，我想换一种讲法以及作出新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自己有了一点突破，我给出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不同的讲故事的线索，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底层的、边缘人的视角和叙事线索。“

人：人物周刊 罗：罗新

人：《漫长的余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里头女性的形象特别丰富，生命色彩很浓烈，包括权力场上的女性，冯太后、大小冯、胡太后，包括书里留了一两笔的陈留公主，她竟然会为了争取婚姻自由铤而走险，介入到当时很复杂的政治里。甚至，我也不觉得她们完全是悲剧的，虽然最初都是被动的，或被掳或被家人送进宫里，但是，一旦获得某种身份和地位后，就开始采取主动，有的成为权力舞台上的玩家。对历史长河中的女性的留心和刻画，是您有意为之的么？

罗：我有意识地多关注女性，是因为传统历史里关于这些人的资料很少或者很零碎，就在历史上出现一个名字，在一个事件发生时偶尔出现一下，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正经地关注过，像跑龙套的人一样。我在二十多年前写陈留公主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她的整个事迹串在一起，相当于为她做一个传。

这些人都不是普通人，不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她们的个人命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由自主，尽管不由自主，她们也会利用自己特有的某些地位、关系，比如跟皇帝的关系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不由自主的，有一些令人唏嘘的人生起伏。所以，我觉得应该面对这一部分。我们有时候说这些高高在上的权力掌握者，包括太后、皇后，会想到她们是那么重要、高贵，那么手握大权，但其实她们的命运都很复杂，起起落落都有很偶然的因素。这些才是人世真相的一部分。真相有各种层面，但这也是一个重要层面。我很愿意把这个层面观察、发掘出来，把它写出来。

我想的是要打破对于权力、对于阶级、对于地位的那种盲目标签，要看到更具体的人，无论是贵为皇帝、太后，贵为太子，他们都有身不由己、面对命运折磨的时刻。我知道这不是人生的全部，不是历史的全部，但是这一面很有趣，很吸引我，觉得这些人物的形象因此特别精彩。甚至我写孝文帝也是着眼于这一面，而不是他的丰功伟绩、雄才大略。我着眼于他控制不了的那一面——就是他的努力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人：在主流历史评价中，北朝魏孝文帝被认为是一个进步的、有开创之功的帝王，包括他推行汉化政策、迁都洛阳。您书里大篇幅涉及的是他跟养母冯太后之间的复杂情感，他从小的成长经历，这些如何影响他和后妃大小冯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他迁都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其实很脆弱，内心有很深的阴影。对权力人物的脆弱、非理性一面的刻画和分析，是您在书写历史人物时的一个着力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