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戴德·盖勒：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是英国？答案众多，包括一场夺走了几千万甚至过亿生命的瘟疫。

从1347年开始的四年间，“黑死病”如燎原烈火般在欧洲蔓延，“没有人为任何人的死亡哭泣，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死亡。”待黑暗退去，欧洲人口缩水了三到五成，其历史进程也被永久改变了。

在不列颠群岛，疫后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为防止佃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土地贵族不得不提高他们的收成占比，幸存者的议价能力大幅提升。封建体制的攫取性被削弱，开始变得更具包容性。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的同时，社会流动性增强，更多的社会群体有机会参与创新和财富的创造。

不过，类似的故事并未发生在东欧。由于东欧地区原本的封建秩序更加严酷、城市化水平较低，当西方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时，东欧土地贵族的权势和攫取性制度反而被强化。

在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看来，以这场可怖的瘟疫为临界点，西欧和东欧曾经微小的制度差异进一步分化，两者逐渐走上截然不同的增长轨迹。瘟疫的影响是表因，背后是更深层的因素在掌舵。

盖勒是统一增长理论的创始人。该理论认为，对全球经济发展驱动力的理解必须反映发展进程背后的主要动力，不应忽略了深厚的历史因素对当今各国财富不平等格局的关键作用。

增长和不平等谜题是盖勒在新作《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探讨的核心主题。他在书中分享了对如下问题的思考——走过近三十万年的发展停滞时期，人类在过去两百年里实现生活水平急剧提升的根源是什么？在突破漫长的经济冰期后，各国或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日益悬殊的根源又是什么？

两个问题相互嵌套。遥远的过去为各国命运留下了印记，包括制度、文化、地理及社会的诸多因素推动各个社群走上独特的历史轨道，一些国家获得了增长的动力，另一些则陷入贫困的泥沼。

这并非一个新议题，它分量沉重，也愈显迫切。人类从未比当前更富有，财富也从未比当下更分化。

世界银行发布的《国民财富变化2021》报告跟踪了1995至2018年间146个国家的财富变化。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注：2022年，世界银行划定的低收入国家标准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045美元或以下，包括阿富汗、卢旺达、多哥、朝鲜等27个国家）虽然拥有约8%的世界人口，然而在23年的跨度间，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始终低于1%。不仅如此，有超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人均财富下降，在其财富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可再生自然资产基础也被削弱。另一份来自联合国的《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则显示，1990年以来，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翻了一番。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危机正导致国家间的财富沟壑进一步拉大。

传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是不当的经济和公共政策造成，因此可以通过一整套结构性改革来根除。但在盖勒看来，这种假说建立在一个根本的误解之上。它忽略了深层因素对政府政策效力的影响，贫困国家或许并不具备简单复制发达国家相关制度的土壤。历史上，各种文化中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提出过无数改革习俗、价值观和信仰的倡议。但往往只有在地理和气候特征、疾病环境、商业和社会条件能强化新文化特性的好处时，改革才得以坚持下去，带来显著的文化变革。所以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该盯住背后的基本因素，“找到过去的根，是为了我们更好地设计未来。”

近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了盖勒，借助其观察历史洪流的一种切口——文明的发展由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教育）推动，其背后是制度和文化的深层作用，而终极影响因素则为地理特征和人口多样性——思考人类如何走到现在，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偏离繁荣的征程？我们应如何看待历史遗产的庇佑和诅咒，这会如何影响我们演进的路径？不平等的裂隙是否有可能弥合，什么是我们保持乐观的基础，这条路上又有哪些陷阱？

人：人物周刊 盖：盖勒

比起迷人的细节，更关注历史海洋下的暗流

人：你对“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的研究兴趣由何而来？

盖：楚历史因素会给全球财富和不平等带来哪些持久影响。这一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历史事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根植在遥远过去的深层力量会持续影响种族或民族的兴起、宗教信仰的分化，甚至阻碍国家的持续发展。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两千年前，由于犹太教内部对立派别间的权力斗争，几位犹太先哲鼓励全民学习识字。这一原则的最知名倡导者是公元前1世纪的拉比西蒙·本·谢塔克以及大约一个世纪后的大祭司约书亚·本·甘木拉。他们坚持宣扬，犹太人父母有义务给儿子提供教育。虽然纯粹是出于宗教原因，但鼓励民众接受教育带来了长期有意义的文化改变，将注重教育投资的理念注入了族群血液，帮助以色列在日后成长为“创业国度”。

人：你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历史学家倾向于关注事件，比如战争、革命、股市崩盘。但你怀疑具体事件对人类发展进程的破坏力。你的研究试图看到森林而非树木。为什么？

盖：展开人类的历史画卷，你会发现无数迷人的细节：伟大的文明此起彼落，传奇的君王率军征伐又遭遇挫败，艺术家留下不朽的文化瑰宝，哲学家和科学家拓展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在如此浩瀚的海洋中很容易迷失，随波逐流，而觉察不到下方宏大的洋流。

与之相反，我希望在这本书里探索和辨别这些暗流，即那些支配发展进程的力量。这些力量在人类历史上一刻不歇地发挥作用，直至技术进步在工业革命时期突破临界点，人们必须接受基本教育以适应变化的技术环境。此时，生育率开始下滑，生活水准提升，人类社会得以摆脱人口增长的反向影响，并迎来了持久的繁荣。

政策干预不应忽视各国发展历程的独特性

人：为什么充分了解过去是设计出合理政策的必要条件？

盖：制度、文化、地理及社会等诸多因素发端于遥远的过去。这些复杂的因素推动了各个族群踏上独特的历史轨道，影响着它们脱离停滞时代的时机，并导致各国财富水平的差异。

比如贫瘠的土壤和恶劣天气很难萌生出合作、信任、性别平等以及着眼未来、立足长远这类驱动发展的文化特性；相反，起源于农作物潜在产量更高地区的族群往往更具有长远眼光（在排除其他地理、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之后）。这些态度会代际传播，并在整个社会变得普及。有利于开办大型种植园的土壤特征促成了剥削和奴役，并导致了攫取性制度的兴起和延续。地理因素外，不利的疾病环境也会给农业和劳动生产率、教育投资和长期繁荣带来消极影响。

充分了解各个社会的历史后，我们可以据此设计出促进增长的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走出过去遗产的阴霾，减少国家间的财富不平等。对于每个社会，这些政策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干预如果忽略每个国家发展历程上出现的独有特征，都不太可能缩小财富不平等，反而容易导致挫折、动荡与长期停滞。

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财富在过去20年有所增加，但增速低于其他地区。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产价值的净增速，撒哈拉以南非洲11个国家的人均财富在1995至2018年间停滞甚至下降。你曾在一次采访中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政策建议，认为他们应当确保激增的人口能够被引向高质量的工作，并增加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但事实是，这些政策建议很难在短期内落实。

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把资源用于人力资本培育和技能密集型产业，而非传统的低技能密集型部门，或许会更为有利。要实现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非常困难。因为在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适当投资的情况下，企业主很难体会到采用技术密集型技术的好处。

尽管如此，即便超出当地产业当下的需求水平，对教育投入的大量补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能逐渐改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并为企业家采用技术密集型技术提供动力，进一步激励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最终拉动经济繁荣。

人：观念的转变是经济、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发展的共同结果。药方易开，在推行过程中却常常陷入某种“莫比乌斯环”，迷失其中，步履维艰。

盖：确实，过去遗产的影响会非常持久，但面向学童的教育政策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社会心态，增加对教育的重视，克服性别偏见，并促进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推崇。

人：你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现代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生活水准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自的出生地。你有没有到访过那些所谓的“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或者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交谈过？

盖：我访问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我的研究是基于对数据的系统分析，而非由不具代表性的有限人口样本而来的个人印象。前者能帮我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克服过去带来的持续影响时所面临的障碍，包括地理、文化、制度特征、多样性和殖民历史。

人：来自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在围绕财富和不平等的话题研究“失败国家”时，会有哪些局限性？

盖：该领域的学者通常会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希望切实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障碍，并据此制定政策，缓解这些障碍的负面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研究可用的有效数据非常有限。

人：有经济学家认为，真正重要的，本质上是贫穷问题，而非不平等问题本身。也有政治学家认为，贫富分化是否令人义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差距的形成机制。你怎么看？

盖：技术的迅速变革和全球化进程会导致不平等加剧。尽管收入不平等为资本积累和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激励，但财富悬殊会破坏社会机会均等，既无益于提高经济效率，也会降低社会凝聚力。

财富不平等通常与社会贫困阶层的教育低效和投资决策相关。社会除了致力于推进机会均等，对于那些没有能力从这一发展进程中获益的群体，也应提供再培训和兜底的安全网。无论是从道德还是经济层面，这么做都是明智的。

人：由于经济停滞不前，克罗地亚多年来一直受到人口大规模外流的困扰。自2013年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后，已有超25万克罗地亚人离开，其中的许多人流向了德国、奥地利或爱尔兰以寻求更好的生活。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克罗地亚的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减少了近10%。一些当地人口学家认为，“这对克罗地亚来说是一场难以置信的灾难。”劳动力自由流动降低了欧盟的整体失业率，但并非所有成员国都感受到了好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盖：欧盟内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升了大陆的整体经济效率。由于迁移不受限制，个体便有机会从大陆收入差异格局中受益，个体的生活得以改善。当然，一个特定国家的人口可能会因此而减少，但只要个体生活得更好，这就是合理的。这和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有相似之处，我们不太会担忧农村人口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