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娅：重构老年

不要温顺地走进老年

2013年，陆晓娅60岁生日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坐一个半小时公交从家里到歌路营——五年前从报社退休后，她和伙伴杜爽一同创办的为留守儿童服务的公益组织——去参加她的“二次退休”仪式。每个伙伴都画了一幅以她为原型的画送给她，还弹唱了一首自创的《我们的老鸭》。结束之后，陆晓娅一挥手说，小朋友们，拜拜啦。

她决定告别，一是来回歌路营每天要花费三小时，二是机构发展太快，“年轻人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而我想，如果生命有限的话，我是把精力用在学习新东西上，还是先去发挥自己的潜能？”花白头发蓬松地顶在脑袋上，陆晓娅从55岁开始决定不再染发，她的声音仍然清晰有劲，但进入老年，装时间的那个囊袋逐年羞涩了。

“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到了我爸死的年龄。”1986年冬天，陆晓娅的父亲六十出头，因肝癌结束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一职回国治病，八个月后去世。“我潜意识中一直记得我爸六十出头就死，谁敢保证我不会？”死亡焦虑一触即发，或者说，“死亡其实一直搔到我们的痒处。”

她笑说同龄朋友们已经成了“诸子百家”，照顾孙辈的是“孙子派”，还在四处讲学的是“孔子派”，开始养生的是“老子派”，逍遥出游的是“庄子派”，喜欢捣鼓东西的是“墨子派”。自己呢，各派兼有，但在不同年龄段比重不同。

刚退休时她买了种花的书、做布艺的书，买了电动缝纫机、画笔和颜料，好像要过一种休闲生活了。实际上却是，前五年办公益机构，经常早上五六点起来，直奔五环六环外的打工子弟学校；二次退休后，找职业规划师一起做了一份规划，在白纸上画一棵树，四根枝桠，一枝是照顾认知障碍进入中期的妈妈，她的身体与记忆都在迅速衰退；一枝是给大学生讲课，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过五年的“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是学生秒选的热门课，食堂阿姨也来听，外校学生蹬着自行车也来听；一枝是旅行，63岁她重新开始学英语，并出国到处旅行；一枝是写作，写作是她的习惯。四根枝桠穿插生长，陆晓娅让自己忙得停不下来，最后缝纫机也送人了，至今养花也养不活。

“他们老跟我说，你干嘛搞得自己这么忙？”朋友说她有时间焦虑。

老年原本不是一桩坏事，它意味着智慧，是历史的载体与时间的造物。但工业劳动、大众教育的出现使老年人的社会价值降低，现代医学又将老年贬斥为洁净、健康的对立面，而老年的终点，死亡，被视为一种失败。陆晓娅可不干，她反复提到“积极老龄化”，意味着不仅维持身体机能，且肯定老人人权，维持独立、参与、尊严与自我实现。

母亲的病

关于老年的焦虑，是母亲的病埋下的种子。

2007年，母亲陆明珠77岁，在医院被确诊患有认知障碍症。起初是打很多次电话但总重复说一件事——烧坏锅把儿、忘带钥匙这样的小事，然后是什么东西都往衣柜里藏、爱发脾气、无法清晰表达和对话的精神荒芜阶段，再是忘记眼前人、完全无法自理的身体机能退化。最后，轮椅上的母亲已经无法直起头来，“仿佛一夜之间，妈妈就决定再也不抬头正眼看这个世界了。”

陆晓娅做梦，梦到拉着母亲的手散步，但她们走得太远找不到回家的路。母亲渐渐走不动了，她把母亲背在身上，背不动了，抱着，“她的身体就像一卷行囊，柔软而顺服。我背着、抱着这卷‘行囊’，一会儿走在乡间的田埂上，一会儿又穿行在城市的窄巷中；明明觉得前面有路，走过去却发现不通，只好回过头去走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弯路。”

她不能扔下这卷行囊，并且她必须处理和母亲之间大半生的疏离关系。从1岁零9个月被寄养到外婆家，到5岁被接回北京上幼儿园，陆晓娅很少见到母亲。到北京后不久，父母双双因公出国，等到母亲回国生育第三个孩子时，陆晓娅已经10岁了。15岁，陆晓娅便随浪潮下乡。在她与母亲接触的为数不多的几年里，母亲鲜少笑容，生病后的几年更是常常拉下脸来。

她会以什么方式来衡量自己的幸福？陆晓娅常常想。

母亲认知症早期时陆晓娅好奇地把这个问题问出了口，母亲说：“我数理化好，别人都羡慕我。”再问，再答：“我外语好。”再问，再答：“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大西南。”“还有吗？”“想不起来了。”

陆晓娅不敢问了，母亲始终没有提到孩子。

“当年因为‘革命工作’为先，既没有亲自养育过自己的子女，也没有亲自照顾过自家的老人。如果命个名，或许可以叫他们‘上没养老下没养小’的‘独一代’。这种特别的生活经历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在一把屎一把尿中生成的依恋和信任，在一杯水一餐饭间凝结的亲情和责任，在一声哭一声笑里建立的理解和支持，在一次亲吻一个拥抱中表达的无限柔情……总之，是那些人性最深处的温暖，是爱的愿望和能力，是心灵的包容与弹性，是生命的活泼与欢快，是不离不弃的坚忍与信心。”陆晓娅在《给妈妈当妈妈》中写道，“或许不能责怪他们，当整个社会都不健康的时候，作为个体，他们没有多少防御能力，所有人性的疫苗，都在一次次的‘斗私批修’中被杀死了。”

她想重新建立两代人的纽带，给母亲写信，也许这样比说话更有效；为她洗澡，60岁的女儿才开始触摸到母亲的身体；带她回乡，把母亲放回她成长的时代与家庭去理解，也能够更知晓自己的来处。

书写给了陆晓娅一个喘息和重构的机会，她以此排解照护带来的压力。《给妈妈当妈妈》其实写得颇有生趣，母亲混乱的语言被陆晓娅取名为AD语（AD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缩写），不得不将母亲送往养老院时她称之为送妈妈上幼儿园。偶尔才流露，“我怕的其实不是陪着老妈，而是怕‘耗着’，什么也不做地耗着，让时间，宝贵的时间，宝贵的生命，就这么一点点地耗尽。”她害怕老年变成垃圾时间。

漫长的十多年里，她和妹妹、弟弟、弟媳一同照护母亲，也一同看着“聪明要强的妈妈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不会走路、不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存在”。母亲爱他们吗？爱她吗？她在生命的末期感到幸福吗？觉得自己值得爱吗？她总是挂在嘴边的“回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都已经变成了无疾而终的事。

2020年7月，母亲去世半年后，陆晓娅梦到母亲复活了，睡眼惺忪地在屋子里踱步。陆晓娅还在讶异，养老院的护工们却都已经指着母亲说：“看，陆阿姨又活了。”母亲走得摇摇晃晃，脸上却是笑咪咪的。

陆晓娅长梦醒来，好像舒了一口气。

死亡是伟大的自由，也是伟大的平等

课堂上的面孔一张张年轻得连她一半岁数都不到。2012年，照护母亲的同时，陆晓娅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课》，带学生看《时间规划局》《死亡诗社》《浪潮》《生之欲》，将过往的经历、学习借助影像和互动讨论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在课程开始前，她让学生们先写下“死亡离我们有多远”。有学生提议，问题可以改为“死亡离我们有多近”。“他们大多20岁上下，但他们经历的死亡事件远比你想象的多，比如自己亲人特别是祖辈，甚至父母的死亡，目睹自己的同学跳楼自杀，目睹车祸，自己的宠物死亡，还有自己病到濒临死亡。”收到的答案让陆晓娅意外，“但是这些东西过去了，其实并没有机会说，没有人来和他们聊聊感受是什么。”

直视死亡如同直视骄阳。

陆晓娅记得自己32岁时第一次被检查出乳腺肿瘤。一天早上她穿着绿色连衣裙进办公室，接到电话，是医院告知她有床位可以住院检查了。她收拾东西赶到那儿，刚进去，病房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她。她以为是自己的绿色连衣裙太显眼了，那是妈妈从国外买回来的布料，在1980年代显得很新潮。再仔细看，病房每张床的床头都标记着“CA”。陆晓娅没怎么学过英语，但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会儿就反应过来，CA，cancer，癌症。大家看着她不是因为裙子，是她如果这时就得了癌症，太年轻了。

还好那次检测结果显示她的肿瘤为良性，虚惊一场。

“这是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切近吗？”

“不是。”

更早一些，15岁的陆晓娅作为知青下乡到陕北农村，一度居住在村民家不足十平米的窑洞里，冬天晚上冷得要借来好几床被子盖。她是赤脚医生，药箱里有一个墨水瓶，里面装着少量煤油，点着之后一灯如豆，她躲进被窝只露出脑袋和一根手指翻书看。可是那几年农村生活艰苦，收成极差。一年后，一同下乡的发小连连，在村里得病，求治无门后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车上就高烧不断，几天后不治身亡。在父亲的信中，陆晓娅第一次看到一个词——夭折。她连续一个星期无法合眼，睡着了却噩梦不断。紧接着，知青之间发生凶杀案，亢奋又混乱的青春期把一方推向死亡，一方推向逃亡。陆晓娅愈发“陷入到恐惧、焦虑和抑郁中”，不想出工，借酒消愁。

很多年后她到苏格兰旅行，在斯凯岛上看到一把陌生人的纪念椅，忽然想起连连，她的骨灰在动荡中不知所踪，“半个多世纪里，我无处去哀悼她，她没有墓碑，更没有纪念椅，她曾经的存在就仿佛一粒尘埃被历史的狂风吹散。”

1998至2002年，陆晓娅上了香港中文大学林孟平教授主持的心理辅导硕士班、博士班，学习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同时也接触到存在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认为，人类抵御死亡恐惧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个体化，活出自己的独特，发掘自己的潜能，让我自己不白活这一生；另外一种叫作共生或者融合，把渺小的我融到一个更大的东西里，比如宗教、革命、民族、国家，我死了，但是这个东西它会继续存在，我也会因为融入大的东西而不再感觉个体是渺小的。”两条道路走向极端都不妙，陆晓娅说，“个体化走向极端你无法意识到自己跟其他生命是共生的，共融的问题呢，你会活不出自己，还会发现很多东西是虚假的。”

存在主义心理学强调人选择生活意义的自由，自由伴随眩晕。1991年，还在《中国青年报》做编辑的陆晓娅创办了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每天晚上6点半至9点半接听来电，办了19年，总有年轻人问：“活着有什么意义？”

“如果人生有一个现成的意义，这意义是谁创造的？肯定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宗教、一个组织、一种文化创造的，把它塞给了你。万一你发现这意义不是你要的，跟你不match（相配），这咋办？或者你在这个框架中生活了一阵，觉得好无聊，又会产生怀疑，对吧？”陆晓娅经历过价值观重塑，“我特别感谢人生没有一个现成的意义。其实，当你能投入地去做某件事，觉得很值得，甚至忘了‘意义’，那个时候就是你获得了生命意义的时候。”

51岁，陆晓娅的大学好友因癌症去世，她写了自己的第一封遗嘱。57岁，她因乳腺癌经历了一次手术，再次写了一封遗嘱，并且之后每年生日都修改一遍，深切感受到如奥古斯都所说——唯有面对死亡之时，一个人的自我才真正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