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植物之名

家住植物园

卫兆芬坐在餐桌前，打开今天广州的报纸，换上一副度数更合适的眼镜，看了起来，这是她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她88岁了，不用智能手机，没有微信，看报纸和看电视构成她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一年，她看到了许多跟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这个“所”相关的新闻。住在这里的人基本不说“园”，他们习惯说“所”，这里以前的名字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1993年改成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现在叫华南国家植物园。卫兆芬来这里六十多年了，世界上的许多名字已经不止变化了一次。在她的世界里，最大的变化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同事邓盈丰，离开她已经14年了。或许在她那里，他并没有离开。他的照片就摆放在餐厅的龛台上。她每天会给他上香，14年来都如此。她有时候会对着空气说几句，就像他还在一样。

从卫兆芬家的房间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楼下的草坪上种着几株可四季开花的杜鹃红山茶。据说这是植物园的员工种的，但并不知道为什么恰好种在这里。“这种花对土壤的要求很高，很难种，这些（杜鹃红山茶）是组培的。”卫兆芬对我说。“组培”是植物学里“组织培养”的意思，属于无性繁殖技术，通过人工控制条件进行植株培养。野生的杜鹃红山茶极罕见，全世界只有中国南方少数地方生长，数量在千株以下，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杜鹃红山茶的拉丁学名叫：Camellia azalea Wei。这是瑞典人林奈在18世纪发明的植物命名法，后来成为全世界遵循的规则。每个物种的学名由属名加种名构成。属名由拉丁语法化的名词形成，首字母须大写。种名是拉丁文中的形容词，首字母不大写。通常在种名后面加命名者的名字。在杜鹃红山茶的拉丁名里，Camellia是山茶属名，azalea是杜鹃的种加词，Wei是命名人卫兆芬的“卫”。

卫兆芬找出了1986年10月发表在《植物研究》上的论文《中国山茶属一新种》给我看。她写这篇关于杜鹃红山茶的论文时，住在旁边的老楼里。她的家在这个园子里已经换了好几处地方。她是广西平乐人，老家的许多亲人都来过这个园子，但几乎都不知道这里种着包含他们的姓在其中的植物。“发表新种有没有奖金？”我问卫兆芬。“发表在杂志上会有一点稿费，”她说，“没有奖金的。”

我和卫兆芬来到植物园标本馆。这是她退休前工作的地方，跟她的家只隔着一个“镜湖”，沿着种有落羽杉的湖畔走几分钟就能到达。工作人员从库房里找出了杜鹃红山茶的标本。台纸左上角有采集记录——采集人：卫兆芬、陈都；采集时间：1984年6月16日；采集地点：广东阳春乔连河尾山林场；环境：水旁、山谷、灌丛。台纸的下方是鉴定人：卫兆芬。

当年，卫兆芬和陈都一起去阳春出差。那时候，陈都还在植物园工作，后来，她离开了这个行业。陈都是华南植物园创始人陈焕镛的女儿。

在标本馆里，我们看到了银杉的标本。银杉的拉丁学名是：Cathaya argyrophylla Chun et Kuang。Chun是陈焕镛的“陈”的粤语发音。Kuang是匡可任的“匡”。

1956年夏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兼广西分所所长的陈焕镛，在北京短期工作时收到了时任广西分所副所长钟济新教授寄来的一批新采集的植物标本。原来，早在1954年，钟济新就带学生到广西临桂县实习，发现了一片天然林，因时间紧，没有深入调查。之后，在钟济新的倡议下，华南植物研究所、广西分所和中山大学派出人员到广西调查，多次在广西龙胜县红崖山采集了标本。陈焕镛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可任仔细地研究这些标本以后，发现其中一个标本属于松科的新属和新种。这种植物的叶子背面有两条银白色的气孔带，每当微风吹拂，便银光闪闪，因此陈焕镛和匡可任将它命名为“银杉”，银杉的拉丁文属名被定为Cathaya，这是“华夏”的意思。种加词用的是argyarophylla，为“银色的叶”的意思，因其有银白色树冠。两人于1957年合作完成《中国西南地区松科新属——银杉属》一文。1958年，陈焕镛出访苏联3个月，新种银杉的论文次年在苏联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立刻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重视。银杉是“植物学界的大熊猫”，发表这种植物，是华南植物园的标志性成果。

银杉新种的发表，需要精制的墨线图。在标本馆的二楼，我们看到了一幅银杉油画。绘制新种和油画的是华南植物园绘图室创始人冯钟元。冯钟元是冯澄如的儿子。冯澄如是中国植物科学画的开创者。当年在北京给水杉绘图的正是冯澄如。

1948年5月15日，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汇报》新一卷二期出版。这是静生所复员之后的第一期，刊登了胡先骕与郑万钧合著的《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发表了新种——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胡先骕在文中写道：“水杉属于化石种，有十种。水杉属于生存种仅川鄂交界所产之一种，其原产地称此树为水杉，因其形似杉类而喜生于水边，故得名。”水杉被认为是早已绝迹的物种，胡先骕的这篇论文震动了国际植物学界。9月，《纽约植物园期刊》刊登胡先骕《活化石水杉在中国是如何被发现的？》。此文被世界各语种刊物转载和引用了不计其数。当然，此时的中国，更多的人关心和焦虑的是时局的走向。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在北平举行餐会，召集社会各界重要人士，座谈谋和之事。有二十余人应邀参加，这其中包括胡先骕。胡先骕的建议是采取和平方式。

胡先骕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成员，提出过许多议案。1944年3月，胡先骕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提出“设立经济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园案”。这被认为是最早关于建立国家植物园的正式提议。

植物所来了年轻人

我对卫兆芬说，我想跟她聊聊。她说，“不要写我，我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她从房间里拿出厚厚的植物学的书，告诉我应该去采访什么人。

“你可以去采访一下胡启明。”这是她在标本馆的老同事。她从房间里找出电话本，用她那部声音很大的老人手机，帮我约好了胡启明。

我在早上7点多钟，去往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我看到一位老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过来，有些犹豫地上前打招呼。他就是胡启明。胡启明的办公室在标本馆二楼。办公室旁边就是陈焕镛的雕像，雕像前有鲜花。

胡启明的办公桌上放着用越南文报纸包着的植物标本。这是一位曾在华南植物园读研究生的越南学者寄来的，他想向胡启明请教。“他采到这个标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定不出名来，就寄给了我。我一看，太有意思了，发现这就是我发表过的一个紫金牛科新种。”胡启明给越南学者发了电子邮件，问他标本是在哪里采的？学者回邮件告诉他，是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越南高平所采。他当年发表新物种所用的标本，是广西植物研究所的年轻人在靠近越南边境的广西靖西发现的。“这就对了。”在早上8点钟的标本馆，说到这些，87岁的胡启明眼里开始冒光。

在标本馆一楼的玻璃橱柜里，有对“启明报春”（Primula chimingiana G.Hao，S.Yuan &D.X.Zhang）的展示。其中的“chiming”就是胡启明的“启明”。这是华南农业大学的郝刚和华南植物园的张奠湘、袁帅在2017年发表的新种。物种以这样的方式命名是为了向胡启明致敬。胡启明以对报春花科植物的研究而闻名于世。“陈封怀老先生是做报春花的，我就跟着他做这个。紫金牛科是跟报春花科很接近的一个科，我们就扩大范围来研究。”胡启明说。

上世纪60年代初，胡启明跟着陈封怀一起，调到了华南植物园。陈封怀原本在庐山植物园，中国科学院为了发展植物园，在1954年把他调到南京，在南京白手起家，建了植物园。接着又把他调到武汉，在武汉建了植物园。武汉有了基础，又把他调到了广州的华南植物园。“陈封怀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读初中的时候，陈封怀在庐山植物园，为了让儿子获得更好的教育，送他到北京去读高中，住在亲戚家。大儿子在北京得了脑膜炎，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去世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他就一直把小儿子带在身边，不敢让他出去。小儿子陈贻竹在庐山读的小学，南京读的初中，武汉读的高中，然后到广州来。陈贻竹说，转来转去，书都没念好。他是安排去哪就去哪，个人牺牲很大的。”

和自己的儿子类似，陈封怀自己读小学和中学时，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辗转。他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后转入东南大学。当时，胡先骕和陈焕镛正在东南大学教授植物分类和树木学。胡先骕和陈焕镛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1928年，以范源濂（字静生）的名字命名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成立。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胡先骕当时从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回国，觉得需要在中国建立符合现代科学定义的植物园。1931年，静生所恰好有职员离职，陈封怀通过胡先骕和秉志介绍，来到这里，成为静生所的一员。1932年，胡先骕说，“使静生所有个实验场地，建立植物园是一种与研究所相互结合的好方式。”秉志在给任鸿隽的信中写道，静生是个“小规模之事业”。然而，正是这个“小事业”，奠定了中国生物科学和植物园事业的基础，众多人才由此而出。

植物志

胡启明是胡先骕的侄孙，他叫胡先骕“叔公”。上世纪50年代，胡先骕住在北京，胡启明住在江西，见面的机会不多。工作之后，胡启明去北京看望叔公。那时候，他15岁，读到初二，没有再继续升学。胡先骕见到他，送了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园林之母（China—Mather of Gardens）》给他，说，你有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出来。“我觉得这是他（胡先骕）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智商高能力强的人会很骄傲，看不起人，认为自己行，别人不行。他不是这样的，他觉得自己能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的，英文也很差，但他可以让我翻译一本专业著作。我的孙女现在读初中，英语水平比我那时候强多了，我都不敢想她能翻译一本书。但他（胡先骕）会说，你把这本书翻译出来。”

胡启明从书柜里找出一本《中国——园林之母》中文译本送给我。他在上面没有写自己的名字，写的是：“译者敬赠。”胡启明从15岁时记住了这件事，一直放在心里。这几十年当中，工作很忙，各种事情很多，直到他80岁之后，觉得要完成叔公给的任务，就用了一年时间，翻译出了《中国——园林之母》。他翻译得非常认真，有时候为了一个地名，他会花大量工夫去查证。这本书的英文版是1929年出版，里面提及的许多地名都有了变化。“比如四川有个地方叫凤凰镇，那时候叫鸡头坝。我找了很多人帮忙，才搞清楚。这也有意思，鸡变成了凤凰。”这像是一个隐喻，几十年后，胡启明也变成了凤凰。2016年，他获得了“中国植物园终身成就奖”。他觉得这是表彰集体，有一个人出来做代表而已。“我本身很平凡的，没什么特殊的。”胡启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