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与他逝去的江湖

看着不醒目，大事没他不成——这是沈昌文行走江湖的“人设”。

在出版江湖，沈昌文的奇闻轶事，与他的光荣成就一样声名远播。他做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时，聚拢才俊，搅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五湖四海三教九流，都尊他一声“沈公”。他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从“50后”辐射到“90后”。

《读书》最火的十年（1986-1996年）由他操盘，做成了中国读书类杂志的“顶流”，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白月光;当三联编辑室主任时，策划了上百本轰动一时又影响深远的畅销书;退休了在幕后运筹，也与后生们折腾出不少耐看的丛书系列。一辈子在书界“厮混”，沈昌文看起来却没个读书人的样子，做派上与“领导”更是毫不相干，甚至比广大群众还要“下里巴人”一些。身背双肩包，脚蹬运动鞋，饭桌上搞“业务”，却闭口不谈风雅，专门“津津乐道那些恶形恶状的事情”（陆灏语）。居然就此拉拢了当年知识界的半壁江山在身边。

沈昌文的“反差萌”，曾给“粉丝”带来极大的心理落差。野夫登门拜访，不太相信这个“杂役般的小老头”皱皱缩缩，竟然是给他和许多青年人带来“思想解放”的沈公。不过，沈昌文的名绩与事功，都藏在这套反差十足的辩证法里。

2021年1月10日晨6时许，90岁的沈昌文达成了最后的愿望：一觉而去，无疾而终。在世时，他身边总是热络;离世后，怀念声也喧闹。他的智巧与聪敏来自旧社会的文化商人，身上有八九十年代最好的灵活与调和、决断与诡计。现在，他把那个时代带走了。

爆款制造者

按今天的时兴说法，沈昌文是一个有“用户视角、IP意识、产品思维”的出版人。总能在适时的阶段，推出人们精神上最渴求的文化“爆款”。

1984 年，沈昌文做过一本“化腐朽为神奇”的俄文畅销书《情爱论》。《情爱论》印数120万册，用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的话说，“都卖疯掉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就连远在新疆的书店也卖脱销了。

之所以说“化腐朽为神奇”，在于这本书资质平平、稍嫌乏味，当年的年轻读者、后来的学者周国平、李永平都没看上眼，主要仰仗沈昌文眼光精准而运作成“爆款”。上世纪80年代，大众阅读和精英阅读没有明显分界，学术读物也能令大众趋之若鹜。《情爱论》虽然没在学界掀起过水花，但这个荷尔蒙暗涌的选题恰逢其时，填补了国内情爱主题出版的真空地带。

1982年，初次发现《情爱论》的外文书时，沈昌文有点小激动。保加利亚人基·瓦西列夫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性观念，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过肉欲，因为肉欲是爱情的唯物主义基础”。沈昌文年轻时读过俄文夜校，50年代已经开始翻译俄文著作。他在列宁的书中留意到著名女革命家柯伦泰的情爱观，她认为，性的问题，在所有妇女问题之中最为重要。由此开始，沈昌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妇女和爱情的论述兴致勃勃。

沈昌文知道，得把肉欲拿到台面上来谈。在80年代抛出这个话题，正好击中中国人的心坎。非但如此，谈论情爱还得不庸俗，具备理性的高度。这也贴合当时大众的阅读心理：较少出于娱乐的目的，更渴求文化和思想上的启蒙。

文化商人的“滑头”之处，在沈昌文对书名的斟酌上体现出来。他把干巴巴的原题《论爱情》，改成了意味绵长而文雅的《情爱论》。沈昌文对此颇为得意，他喜欢在“学术的幌子”之下介绍新观念。编书编杂志时，他常耍一个花招：提供有关的材料，引起读者的种种想象，由此产生非看不可的念想。

除了得意之作《情爱论》一炮而红，不少80年代的畅销书都是沈昌文的“IP”。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是一例。在与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的饭局上，沈昌文得知了这本1980年出版即在美国反响强烈的畅销书，又动了念头。

《第三次浪潮》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新潮。托夫勒描绘的未来，就像天方夜谭：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即将普及，核心家庭即将瓦解，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信息社会即将到来……这些预言已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但在当时闻所未闻。

《第三次浪潮》最初只在《读书》上连载，做了一定的删减，1984年公开发行，如同火山迸发。“文革”之后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地球村”，目睹西方国家步入“后工业社会”的样态，也触发了对新技术革命的畅想。

沈昌文爱做外文书。改革开放之初，外文书毕竟是了解海外社会科学新思潮的重要路径。何况他也有资源，在人民出版社做“皮书”的翻译出版时累积了不少经验。他有一套操作方法：从解放前上海（此后还有台湾）已经主持翻译的出版社书目中寻宝。“这些书又解放思想，又看得懂”，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其中，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1925年）就是他发掘的另一本畅销书。

《宽容》是一本宗教历史类普及读物。起初，沈昌文没料到能够畅销。《宽容》一下子印了五六十万册，推出后轰动出版界。这本书所持的人文主义立场，恰好契合了彼时中国人置身历史转折点的心态：从历史源头反思人类对异己的恐惧。

沈昌文选择的翻译书目，有助力时代思潮转向的心愿，且删减得当，没惹出过什么麻烦。随后，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个政治家的肖像》和《昨日的世界》陆续出版。他又把“脑筋动到外国驻华使馆等单位身上”，由此推出了美国文库（10种）、美国文化丛书（27种）、德国文化丛书（12种）和日本文化丛书（6种）等。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想象，一下子打开了。

沈昌文推出的国内新书也影响深远，比如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将饮茶》，巴金的《随想录》，董鼎山的《西窗漫记》，郁风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以及夏衍、胡风等一批作家的杂文集等。至于他策划出版的蔡志忠漫画、金庸小说风靡一时，则是后话了。

有办法的文化商人

做得来畅销书，得益于沈昌文眼光敏锐，关键还在于，他的路子比一般人广。

一来，他的段位承上启下，聚拢了民国老人与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学人的文化资源;二来，他行事分寸感极强，举重若轻，从上峰到下游都拿捏得当。

祖籍宁波，成长在上海，成就在北京，地域赋予了沈昌文行事派头的底色。民国时期的小职员，建国后的编辑，从底层摸爬滚打一路打拼上来，也从行将终结的旧世界里，继承来一些传统的生存智慧。

14 岁时，沈昌文在上海金银首饰店当学徒，深谙人至“贱”则无敌的道理。离银楼不远处，他常去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书店买书——这就是后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他还在上海一所夜校学习过无线电收发报，最后的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

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进步工人，沈昌文想考三联书店，未果。于是取便宜灵活之法门，伪造大学学历、假扮《学习报》记者，最终考取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沈昌文与三联缘分不浅。名义上，他是在人民出版社，但后来做事出书，实际上都是以三联书店的名义了。

1951年，沈昌文初入京城，从校对员做起，业余自学俄语。到了1954年，翻译文章又出书，总算春风得意，在总编辑办公室里做起了社领导秘书。他曾服务的领导王子野、曾彦修、陈原等，“是共产党的出版界里边最有学问的人。”

从1954年到1960年，沈昌文回忆与“高人”共事的那六年，耳濡目染，是他出版学徒生涯中收获最多的一段，他称之为“研究生阶段”。那段时间，沈昌文几乎把出版社资料室的书翻了个遍。

在单位，这位小沈处事灵活，有时甚至灵活得过了头。这种做派，被大家戏称为“沈昌文现象”。后来，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对媒体回忆，“沈昌文很聪明，做事很有办法，别人做不好的事他能做好，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能解决。”

关于这种派头，许纪霖说上海话叫作“晓得看山水”。沈昌文有市民阶层出身的海派文人特有的精明和狡黠，“他将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别人要伤害他，不太容易，因为你不能打倒一个主动躺在地上的人。”沈昌文以此混世，百试不爽，大智若愚，逢凶化吉。

沈昌文是工人阶级出身，又有“会来事儿”的特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国内“反修”时，组织翻译体现“帝、修、反”头面人物的反动言论的“灰皮书”“黄皮书”。沈昌文粗通几门外语（实际上也不懂装懂，懂的是一些外语的冠词、前置词），是个人才，于是接了组织翻译政治“灰皮书”的工作。

“上面给我的工作，就是专门找有问题的人翻书，让我这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去找。所以我当时认识了很多有问题的人，以后变成大人物了，”沈昌文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他的“原始积累”道路。李慎之、董乐山、冯亦代等“大人物”，都是在那时候认识的，后来在工作上给了他很大帮助。

“他太了解当年那批文化老人了，”出版人俞晓群告诉《南方人物周刊》，“那一批文化老人，具有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他们的能量在80年代爆发了。”沈昌文的成就也多少附丽于此。

1986年，中央决定恢复三联书店作为独立出版机构，沈昌文成了第一任总经理，带着29个年轻同事，白手起家。在过去的学习中，沈昌文已经历练成出版行业里最“懂行”的玩家，几乎可以调动出版界所有顶尖人物。在一个锐意变革的新世界里，他在文化出版江湖的艺业更是如鱼得水。

“大型服务类杂志”

前几年，沈昌文的弟子俞晓群看《非诚勿扰》，听见主持人孟非说这是一档“大型服务类节目”，灵光一现，一下子想起了沈昌文的办刊理念。沈昌文做出版，也颇有这种服务精神：“编辑是服务学者的，一定永远将我们定位在服务行业。”

作为出版人，沈昌文有一种随叫随到的开放性和服务性。这也是《读书》在“高光十年”塑造的对话氛围。沈昌文时期的《读书》，风格上的自成一派、见解上的驳杂多样受益于此。

《读书》创刊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年。在这个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节点，“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想重新办起一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沈昌文在《因为无能》一文里如此描述《读书》的诞生。

《读书》每期发行量十几万册，发表过一些引起轰动的文章，比如《读书无禁区》《人的太阳必然升起》，还刊发了吕叔湘、金克木、张中行、舒芜、劳祖德、王蒙、叶秀山、杜维明、甘阳、张汝伦、刘东等大量老中青学者的文字，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对于这本杂志的功德，沈昌文很有自信：“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那个年代的过来人，假如不是《读书》的读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书人。

为什么偏偏是《读书》在那个年代如此成功？沈昌文心里有底。从站稳脚跟到成长发展，《读书》始终有三个特色：专栏文章、海外学人文章和青年学子新论。

“沈公在任时的《读书》，做到了一代人的极致。”《读书》现任编辑卫纯对《南方人物周刊》感慨，这种“极致”是后人不可复制的。一方面，这仰仗一批不可复得的文化老人，“他们既有学识，又有阅历，写起文章来言简意深，言近旨远，文史的含量和气味都是坚固的。今天的人不太可能写出那样的文章了。”另一方面，在于沈昌文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不遗余力介绍海外新潮资源，跟进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鲜思潮，为《读书》真正打开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