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争取每句话都能带出八十年代

自学外贸业务的每个夜晚，到岸价、离岸价等陌生术语在眼前频繁出没;白天攥着上万美元的大合同钻进出租车，尽量不去揣测会不会又是徒劳无果;反复登门同一家医院的核医学科、放射科，推销过程中偶尔脸红。

为生计奔波的细碎时刻，一个念头总会在止庵的脑海里闪过——40岁必须退休，不再工作。他先后在一家如今已不存在的丹麦公司、一家法国公司分别推销大型医疗设备和通讯设备，2000年，完成交接后，终于如愿。这一年他41岁。

离开外企，他摆脱了朝九晚五，专心做起闲人。每日在家中看书，兴致来了写写东西，不想写就在电话里跟朋友聊天。二十多年前，他搬进北京四环外的望京西园，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周围别无他物，除了一大片树林，和冬天从中钻出的野狐。

住进来的第二年，树林便消失了，楼房、更多的楼房此起彼伏，外面越来越新，家中越来越旧。他不为所动，坚定地过着“没有什么事今天非做不可”的生活，不写专栏文章，不接有明确时间要求的约稿，罔顾一切提倡生于忧患的价值观，不给自己任何压力，仿佛置身于世界上最完美的井底。

客厅里站着近十面书架，几万本书完好地置身其中，没有折页，不见划痕。传闻快递送来的新书要是书角被擦碰，他都要弃之重买。这里干燥、整洁，日光不刺眼，比起家，更像是合格的书库，就连进门口一侧的杂物柜，堆放的，也不是鞋或雨伞，仍是满满当当的书。

看着这个小型图书馆，时间似乎流失得比较慢，但考虑到止庵平日具体做的事情，又不免觉得吃紧。对于兴趣，他一律付诸穷尽钻研的态度。周作人千万字著译，他完整看过好几遍，并写下《周作人传》;《庄子》的注本他读了一百多种，将重写的笔记整理成《樗下读庄》;为张爱玲编过全集，光是《色戒》就读了至少50遍。除开这些，据他的好友、藏书家谢其章说，提到《论语》、唐诗、老子、孔乙己、义和团，止庵都能侃侃而谈。各类文化座谈活动，谈格雷厄姆·格林、谈村上春树、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嘉宾席上也总能看见他的面孔。

他平头方脸，未开口时像独来独往的严苛教授，说起话来，神色略微缓和，但仍是探讨问题的认真模样，唯独讲到那些旁人难以理解的无用功，才会绽放出难以抑制的笑容，如同手捧众人皆有的玩具却领悟了独到玩法的孩童。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当你了解第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用着急第二个，因为这本来就是不用着急的事。了解完了之后，我再去做第二、第三个。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乐在其中。我愿意做一个小的没有用的专家，我愿意把我那一辈子做成这么一个事儿，稍微深入一点地去对待不同的领域，而不想做一个泛泛的人。”

最新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女演员尾野真千子，从2021年1月中旬起，每天晚上8点，止庵准时坐在电脑前，看其主演甚至只参演了几分钟的影视作品，哪怕是一百多集的晨间剧，也从不快进。爱屋及乌、喜欢某个演员而在找片时按图索骥的大有人在，但似乎很少有人做得像他这般彻底。他发动各路朋友寻找片源，最后下载六十多部。他列好表格，每看完一部就划掉一个。

看完之后他还得查查是哪年拍的，谁是导演，评价如何，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写点感想和推荐，做完这些工作，才算是跟一部片子好好告别了。在他锲而不舍的宣传下，不断有编辑来向他约稿，说看了这么多怎么能不写，不写不就浪费了吗！止庵哭笑不得，“我说我就想浪费一点事，我怎么会写一个《论尾野真千子》？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我百分之百不会写，一篇文章都不会写。这完全是我的个人乐趣，就是好玩，我觉得活得有乐趣其实是做人最重要的事，包括写这个小说也是，我想干的事，会不厌其烦，我不想干的一点都不想干。假如我真的觉得苦，我就不干，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才写的。”

上个月，他的新书、也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故事的构思、梗概，早在1988年就已成型。当时他是一名闲得发慌的记者，想到自己已经27岁了，有些书还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于是找原先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开了张伪病条，请假在家四个月，一本一本地读庄子、老子，读《史记》、读《吴越春秋》。

读完后，先秦的几个人物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其中一个就是尚未复仇成功、仇人却先一步病逝了的伍子胥。止庵被其身上的局限性吸引，为这种类似古希腊悲剧中展示的命运感而触动，于是着手写一个当代伍子胥的故事，甚至为每个主要人物都各写了几万字的人物小传。故事编好之后，他很快干起了繁忙的销售工作，这部长篇就此放下，一直放到2016年才重新翻出，已然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从2016年到2019年，他开始为小说添枝加叶，情节大致不变，但需要查找浩瀚的资料来丰富背景信息。为此，他写了一年的植物日记，记录几月几日开什么花;隔三差五去首都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84-1986年，他翻遍了1983到1987年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商品购物指南》等报刊，用手机拍下感兴趣的消息，回家后打印出厚厚一摞。

繁杂的新闻经过大海捞针，有的作为人物对话的谈资，有的放进了情节。诸如流行的服装样式、新出的电影、展览、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播放日期等。“《北京日报》曾经连登三四篇文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拜拜’这个词要不要说。小说里有一个人物Apple很熟练地说拜拜，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她说了就表示她比较时髦。”

他还淘来十几本北京话词典，以及数量更多的北京地图和各区地名志，考古似的将每条街上都有什么店捋清，遇上地图也解答不了的，就求助网友：80年代中（大概1984-1986），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个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呢？每当钻起这样的牛角尖，他都乐此不疲，“我觉得这事非常有意思，比改那稿子的兴趣还大。虽然我可能搜集了很多东西，但是最后才写成一句话，多好玩儿。”

2019年的11月份，所有内容补充完之后，止庵将成稿放进形似硬盘的8寸小电脑，带到了日本。每晚回到旅馆没事干了，或是白天等待去山里面、小海边的公交车时，他便把电脑掏出来，细调文字。这些年他主要的时间都用来旅行，每年要去四五次日本，每次就玩一个县，2019年那次，他依然慢悠悠地在山梨县待了十几天，游玩、购物之余才来打磨小说。

“知道一些东西，但不急着跟人分享，这就是作文章。”2021年3月28日的北京故事分享会上，他对台下观众说，“虽然外面刮着风沙，又是周末下午，占用了大家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太着急地说什么事，太着急氛围就不对了。”

他语速缓慢，神情坚定，始终散发着长期在低压状态下生活的人才有的松弛的认真。他向来都是写好了作品再去找出版社，“有的人能压迫，有的人不能压迫，我确实不喜欢有压力的状态。我喜欢没有什么必须做成的事，本来人生就没有什么事非做不可。”

可一旦出于兴趣做了，就得认真做。休闲只是态度，并非实质。《受命》出版后，他仍时不时地逐字修改，等着加印的时候进一步完善，以至于最后编辑都烦了，说可不可以不改了。他还是不愿掉以轻心，“有时你写的时候，特别怕把后来的意识带到当时去，比如说有一句台词是，‘我很好打发的’，我开始写的是‘我很好养的’，突然有一天我在路上想到这个不对，因为当时没有人要被人养，这个意识不成立，我赶紧在路上就给别人打电话，说这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必须得给我改过来。还比如小说开头有一段是主人公冰锋去祝部长家对门等着，旁边有几棵丁香树，我写的笔记是说丁香的香味特别像屋里用的空气清新剂，但是80年代还没有这东西，所以我只能说它像洗衣粉，实际上洗衣粉不如空气清新剂这么准确，但我也只能按当时有什么（来写）。”

复仇无疑是一项精密的活动。书写复仇，如同复仇本身，一样需要冷静演练、隐忍等待、沉着推进，以及精确的算计与铺排，任何环节都不可松懈。错失了越狱，挖不到宝藏，便无法成为基督山伯爵。有人读出《受命》字里行间闪着的寒光，感叹“作者年轻时学医，到现在才出刀”。

止庵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从医经历加深了他的谨慎与周全。“医生不能妄断病症，也不能着急，着急就容易出事故。”学医期间，下课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摸自己的206块骨头，一度学到看人都恍惚看成骷髅。当他开始写作后，习惯性地常以骨、肉或是更冷门的人体构造作比喻，他形容，“作家肯定不是一个轻松的人，就像是没有了表皮，露出真皮，一阵风刮过，旁人觉得冷，他觉得疼。作家应该是更先知、深知的人。”

他一再强调，人得知道得多点，写得少点。“你必须得干好多事，知道好多东西，才能说一点儿。得有一井的水，才能打出一桶水。”这份凝练在他的《受命》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芸芸她去人家家里学跳舞，冰锋跟她说你得小心点，别惹事，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没有舞厅，不允许私下跳舞，当时陕西有一个人在家里开舞厅，被说成聚众淫乱。这一句话背后其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事件。我其实也没多大的写作抱负，就是努力把这事做好，把那个时代搁进文学作品，争取让小说里每一句话后边都能带出年代特色，把那个年代人的所想所作所为给记录下来。”

人：人民周刊 止：止庵

我理想中的小说有骨有肉有质感

人：同样保留了80年代北京的文学作品，你看过其他类似的吗？

止：有，但是跟我写的还是有点不一样。京味小说很多，他们其实更多地侧重于展现，比如说弹棉花、爆爆米花，都可以写很多，但不太是我自己喜欢展现的写法，我还是想把它搁在故事里边去。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比如我读日本谷崎润一郎的《细雪》，还有读张爱玲的，特别是《半生缘》，前部分都是俩人怎么在一个饭馆里吃饭，怎么拿水涮筷子，然后手套丢了，这都不是构成事件，可是他们的关系就在那不断发展。《红楼梦》也一样，大观园里边没有几个重要的事，大部分都是怎么吃饭的，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关系是在往前发展。所以我现在想写的也是这样的小说，有一个故事，人物命运的悬念可以把读者带着往下走，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在情节里面进展，主要是在日常生活里推进。这样你写了日常生活，同时也写了故事，这是我想追求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传统的，但咱们现在的作品，有些人不这么写了，因为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写起来就真的很费劲。

人：据说三十岁的时候，你烧掉了所有年轻时写的小说，并放话不再写小说。为什么如今又愿意再费这个劲？

止：对，好多年了，有30年了都。我本来一直在写非虚构，我写传记、写随笔，到了2016年，我开始写一本在美术馆看画的书，叫《画见》，写完这个书，我觉得非虚构这事就到此为止了。这时候我已经满60岁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计划干的事都干完了，剩下的时间爱怎么用怎么用，浪费了也无所谓。就可以花点时间去写小说，写成了也好，写不成也好，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写的。

人：三十年间从来没有手痒想写写小说？

止：没有，没有动摇，不做就不做，就跟换一个工作一样，不干就不干了。但是我不断地看，看小说花的时间还是比看别的书花得多。我在出版社工作，经常人家送些稿子来看，也有朋友寄给我一些小说看，我都觉得写得比较粗，有点像电视剧剧本似的。包括我读东野圭吾，我也觉得好多故事都很好看，但是非常简略，你确实很容易看，但是情景不能再现，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复杂一点，更丰富一点。

我自己理想中的小说是一个比较丰满的东西，有骨有肉的东西。或者用一个词说，就是有质感的东西。我在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个中间有很明确的一个界线，如果要做的话，就努力让自己做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