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

泰坦尼克号沉船62年后，英国人Arthur Jones（罗飞）出生，在他长大的林肯郡，家对门的砖红色老房子里住着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

他和伙伴经常在老太太家隔壁的花园玩耍。在泰坦尼克号沉船80周年之类的日子，不乏媒体光顾对门邻居家。多年后，当罗飞以泰坦尼克号幸存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时，他发现在泰坦尼克号的研究网站Encyclopedia Titanica上输入这位昔日邻居的名字，可以看到她的生卒年份、逃生故事，甚至其子女生平。“七百多个生还者都有这样细节的信息，但6个（生还的）中国人是没有的。”

罗飞二十余年前来上海做记者、拍纪录片，和驻京的美国记者Steven Schwankert（施万克）相识;后者是潜水爱好者，对海洋文化和中国海洋史感兴趣，平时在家喜欢搜“China shipwrack”“China Titanic”之类的关键词。施万克此前对泰坦尼克号上有华人这件事有模糊印象，“比方说加拿大有个教授，就专门研究泰坦尼克号上的中东人。但华人的研究就（没有）。”他摆摆手。

1998年，施万克在中国观看了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他后来得知，片末有个被删除的几十秒的片段：泰坦尼克号五副哈罗德·罗威指挥14号救生艇返回沉船现场、最后一次寻找生者时，救起一位趴在木板上的华人。《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2021）的监制詹姆斯·卡梅隆在纪录片中讲到，这位趴在门板上获救的华人男性，正是片尾女主角Rose趴在门板上吹哨引起哈罗德·罗威注意、最终获救情节的灵感来源（据学者程巍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 种族主义想象力》一书的推测，这一片段或因该华人的获救方式与Rose雷同，导演为避免剧情重复而舍弃）。

施万克想拍一部讲述泰坦尼克号上华人生还者故事的纪录片。当罗飞问起中国的朋友们，大家反应都是“哎？泰坦尼克号上还有中国人？”他也开始对这个选题感兴趣了。罗飞和施万克找到研究泰坦尼克号的学者、纪实作品作者等，得到的建议都是“别拍”。“很多人跟我们说，信息我们已经搜索了几十遍了，没有了，肯定是找不到的。你们是没有希望的。”罗飞说。

让他们看到希望的是乘客Lam Ali。他们比照外籍乘客名单和三等舱生还者名单，发现Ali在生还者名单中被写作了Ah Lam（类似“阿郎”）。

“‘阿里’，”施万克皱着眉头，“怎么会有这样的名字？”他们推测，Ah Lam可能是这位乘客的小名，Ali则为误写。

纪录片《六人》中，研究员Grace分析，在中国南方，人们的小名可能叫阿X，那泰坦尼克号生还者名单上的名字，在其他文字记载里就很可能相异，这就是他们可以突破的地方。“我后来想，原来如此，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挖出这些信息？纯粹的外国人团队不了解中国，（只靠一个名单）是找不到的;但中国人对英美的档案记录方式不太熟悉，也很难做对比。所以有一个国际化的团队，就可能达成合作。”罗飞解释。

种族主义

罗飞、施万克和团队成员翻遍了百多年前的报道，发现主流新闻叙事围绕着对男性英雄主义的赞扬，“‘Women and children first.’他们在告诉你，一个好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罗飞说，“最近几年发生的这些沉船、空难，我们谈论的是公司有没有责任、救生船有没有问题、政府是不是保护人民，我们会谈论里面的人是好是坏吗？”

程巍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中梳理1912年4月数家英美媒体的报道得出结论，许多报刊的评论“想象着盎格鲁-撒克逊男子的种族性的英雄气概”，而这种“骑士精神的彰显”，则“印证了盎格鲁-撒克逊男子与拉丁或其他任何种族的男子之间的区别”。将海难道德化，也“成功地挽救了互为一体的英美两国的保险业、造船业、股票交易业、跨大西洋旅游业因这场海难而陷入的连锁危机”。

1912年4月10日上午，八位男性华人乘客手持三等舱船票从英国南安普顿港登上泰坦尼克号。这艘巨轮上共有一等舱乘客338人、二等舱乘客279人、三等舱乘客704人及船员908人。

4月14日夜里11点40分，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八位华人中，Chang Chip、Lee Bing、Lam Ali、Ling Hee四位坐上了C号折叠救生艇获救，Choong Foo坐上靠近右舷的13号标准救生艇获救;另外三人落入海中，其中Lee Ling、Lam Len罹难，Fang Lang生还。

与四位华人一同乘坐C号折叠救生艇的白星航运公司董事长伊斯梅上岸后回忆，黎明前下船时他看到了“四个中国人或菲律宾人”。但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这四位华人遭遇了歧视性的指控：他们被认为是偷渡者，被指责在妇女儿童之前躲进了救生艇、趴在舱底，在部分报道里甚至被描述为“拿披巾把自己遮起来，让船员误认为他们是女人”，抢占了妇女的逃生机会。

泰坦尼克号相关网站上没有六个中国幸存者名字以外的其他信息——在纪录片最开始，团队将镜头对准两个名单，上面是这六个人在官方资料里“唯二”出现的痕迹：登船的外籍乘客名单、生还者名单。“我们也问了很多专家，他们说，这个事情你们只能接受，这些传言很可能就是对的。那，如果是不对的呢？”罗飞说，“我觉得泰坦尼克号就是一个镜头，一个特别的角度，可以探索每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沉船）后三四天这些人就和记者讲他们的故事。他们刚到美国，突然什么都没有了，丈夫死了。所以他们当然也想知道，我的丈夫不在这儿，为什么这个人会在这儿？”罗飞能理解灾难过后个体需要找一个情绪出口（或如程巍所言“道德的替罪羊”），而种族主义就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让人免于自我指责，“但是现在回看一百多年前的历史，谈论泰坦尼克号，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问题。”

从百余年前的媒体报道风向可以看出华人移民在美国的境遇。19世纪中叶的加州淘金潮和铁路大型劳工项目吸引了大批华人。在加州，中国男性一度占所有挣工资工人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随着表层黄金被采掘殆尽、各国工人竞争日趋激烈、1870年代美国内战后经济衰退，在政治角力中，廉价的华人劳工成为导致工人工资水平低下的替罪羊，华工受到愈发严格的法律约束。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以监禁、驱逐等方式禁止“被矿井雇佣的有技能或无技能的华人劳工们”在10年之内进入美国，任何离开美国的华人再次入境必须获取证明。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禁止华人在离开美国后再次入境。1892年的《吉尔里法案》将《排华法案》的有效性延长了10年。1902年，该法案再次被无限期延长，它命令“每一个华人居民注册并取得居留证明”，“如无证明就会被驱逐出境”。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验证），不能就接受泰坦尼克号的老故事。”施万克和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达成合作，在一年的时间里，复建了一艘木质的C号救生艇。“我们没有选择，必须还原，看（救生艇）能坐多少人，他们能不能躲在椅子下面，伊斯梅坐的地方能不能看见他们？”

在等待救生艇复原的过程中，罗飞和施万克讨论：“如果六个人中有人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在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小时、快要死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这一小时发生的事去判断他一辈子的道德吗？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在《六人》中，罗飞记录下了救生舱搭好后的模拟片段：四位志愿者躺到救生舱底部，几位“乘客”接着爬上船，他们很明显能看到或碰到那四位志愿者——“他们不可能感觉不到（脚底有人）”;施万克又请这四位志愿者坐到船尾，接着，“乘客”陆续上船;最后，施万克本人坐到伊斯梅当年上船坐的位置，模拟伊斯梅的视角。“特别明显，我看不见另一头的人。更何况当时是夜里？”

踪迹

1912年4月20日，在《排华法案》背景下，六位华人在泰坦尼克号的救援船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第二日就被送上开往古巴的水果货船安妮塔号（此前也有研究认为，8名华人本来就将被派往安妮塔号做司炉工）。而后，他们四处飘零。

2014年，20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研究人员组成了这支探寻六位华人踪迹的团队。

通过对安妮塔号船员工作记录的查阅，团队发现，最早离开安妮塔号的是Chang Chip。在从泰坦尼克号幸存、乘卡帕西亚号抵达纽约港的当晚，他便因肺病入院。安妮塔号还没离开美国时，他下船看病，和其他华人分离。“离开安妮塔号三四个月后，我们在英国（的记录里）看见这个名字。他经常会去医院，有时候离开了这艘船，生病了，过了几个月又回来了，又生病，又离开……”1914年，Chang Chip在伦敦某医院死于肺炎。

1914年起，美国的法律大力提倡保护本国雇员，例如要求轮船上75%以上雇员应为本国人，对外国人英文流利程度亦要求严苛，外国劳工在美国就业面变窄;加之一战爆发，许多英国水手应召入伍，英国出现大量工作空缺，一战期间在英国的华人水手数量从5000人增长到1.5万人。团队以此为突破口，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布里斯托博物馆寻找泰坦尼克号其他华人生还者的踪迹。“所有名字我们都看到了。一开始他们在一起工作，过几个月，Ah Lam离开了，过了两年，又有一个人离开了，再过半年，有人回来了。”罗飞说。

团队将重复或近似的人名圈出，比照他们和之前确定的幸存者工作履历是否有重叠之处;如人名对应不上，再比对疑似同一人的工作经历、签名等，看能否一一对应。他们发现，Ah Lam之后更名为“林材”，另一位幸存者Ling Hee的名字一直在变。英国的研究员通过可查证在英国的水手身份的文件系统CR10，凭借两张左脸带刀疤的照片推断，Ling Hee就是后来的Yan Hee。

这些生还者的故事大多止步于1920年。一战结束后，在经济萧条、欧洲各国需解决退伍军人就业问题的背景下，外国劳工的生存空间再次受到挤压。资料显示，战后伦敦、利物浦的唐人街有如鬼城，大批中国水手被遣返亚洲。Yan Hee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印度：1920年他从加尔各答下船，就此没了踪影。同年，林材离开英国去往中国香港，这个名字之后也消失了。

Lee Bing是唯一一位在媒体上有后续报道的华人生还者。加拿大的媒体报道过这位在安大略省加尔特白玫瑰咖啡屋做餐侍的老人。纪录片中，罗飞和施万克等人来到加尔特。白玫瑰咖啡屋已经关闭多年。在当地社区文化工作者的帮助下，他们邀来几位见过Lee的老人，大家坐在桌前忆起少年事：就像小时候的罗飞一样，他们常在咖啡屋前玩耍。Lee和大家讲过船难的故事。Lee会主动把牛奶送给在附近玩耍的小孩喝。这就是Lee留下的故事。

方荣山是Fang Lang吗？

在《六人》的成片中，最详尽、曲折的是Fang Lang的故事。

Encyclopedia Titanica网站上，ID为Tom Fang的用户留言表示，自己就是Fang Lang的儿子。但面对“你确定吗”“你可以放一些证据吗”的质疑，Tom Fang没有回复，而是注销了账号。那是2013年。罗飞和施万克凭借记者的直觉，在“TomFang”后加上不同邮箱后缀，Hotmail、Gmail、163……发出二十余封求证约访的邮件。大约三周后，一个Yahoo邮箱账号回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