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邵玉珍和她的影像世界

“你别拍我，我憋镜头。”

“我这镜头万年牢，憋不了。”

“那你照后脑勺吧！”

“后脑勺也不错……”

邵玉珍左手端着DV机架在胸前，把村口的村民闲谈一一收录。

村里人的话题是多样的，从田里的活计到端午的安排，围绕“超市的苇叶是六块还是六块五”，一群人可以聊得很起劲。但这些话题也是狭窄的，来来回回离不开“沙子营村”。

邵玉珍今年71岁，自2005年开始拿摄像机拍摄《我拍我的村子》系列纪录片，收录她生活的村子里的种种。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评价，“DV（摄像机）真的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农民。”

步入老年之际，邵玉珍原想为孩子献出自己的余力，千方百计想给他们帮忙、带孩子，像这片土地上大多数女人一样。但她发现自己越帮越忙，在子女身上已经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那我该做什么呢？该怎么过好我这屈指可数的岁月呢？”她选择拿起摄像机。

“这黑咕隆咚的怎么让人家看呢？”

“恭喜你呀，你入选了。”接到《大众DV》杂志社电话那天，邵玉珍正在地里忙着收白薯。那是2005年10月，秋收时节，55岁的邵玉珍陷入纠结。

她是北京市顺义区沙子营人，大半辈子辛苦种田，拉扯孩子，像庄稼一样扎根在土里，毫不起眼。变化发生在接到电话两周前，侄女吴砚华来家串门，她在《大众DV》杂志社工作，邀请邵玉珍参加“村民影像计划”。

2005年，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了“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担任总策划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是其中的项目之一。这个项目面向全国征选10位村民，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DV回自己村拍片。

当时，邵玉珍还分不清什么是照相机、什么是DV机。她的日常生活围绕家和田地两点一线，难得走出沙子营的半径，甚至很少去顺义城区，唯一一次离开北京是全家人去北戴河游玩。

“您怕啥？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想想您还有机会吗？”吴砚华的“出去”二字，打动了邵玉珍，她报名了。

得知入选，邵玉珍的心再次不平静。“再活几年该钻烟筒了，还瞎折腾啥？”她又想，“这事要是早几年发生该多好啊，那时还年轻一些。现在眼都花了，看字都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要是去了，还得去配副眼镜。”

最初加入“村民影像计划”时，邵玉珍不习惯。第一次活动，大家围绕“村民自治”展开讨论。

邵玉珍生于1950年，1966年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后嫁人生子。

参加“村民影像计划”培训的第一天晚上放映《大栅栏》，是关于拆迁的片子。看完后，大家一起讨论，不少人发出感慨，同情作者的遭遇。邵玉珍却说：这人怎么这么刁啊？拆迁还不是好事？

在场的很多人都笑了，邵玉珍觉得尴尬。她判断的标准来自个人具体的生活感受：有个亲戚住顺义的龙山，2002年机场扩建，周边3个村子拆迁，每家的补偿款都在百万左右。她不能理解片中主人公的对抗情绪。带着这样的困惑，她开始了自己的“DV生涯”。

“村民影像计划”的第二次活动，10个村民都到了，其中两人不需要剪辑师，剩下的8人唯独邵玉珍没有配备剪辑师。手上拿着活动安排表，邵玉珍正发呆，吴文光从她手里抽走了这张表。她没有完成作业——既没有拍摄的主题，也没有合格的内容。

这次参加活动，邵玉珍是硬着头皮来的。前一天吴文光给她电话，“你还是来吧，来了我们再想办法，顺便给食堂带点白菜来。”邵玉珍觉得自己的作用甚至不如白菜。

邵玉珍迟迟拍不出片的局面是被孩子们打开的。她拿着摄像机在村子里乱拍，一群小孩争着在镜头前表现，这被收入成片。村民张连珍碰见她，不知道DV是什么玩意儿，跟她一问一答也被录入镜头。

还有村里两口子吵架的素材，后来负责剪辑的马老师认为很好。邵玉珍疑问：“这黑咕隆咚的怎么让人家看呢？”

马老师回答：“我有办法，这很生动。你以为外国人想看你中国的飞机、汽车吗？”

拍摄了一个月，《我拍我的村子》在青年导演的协助下剪辑完成。观片的时候，大家看邵玉珍的片子经常爆笑。“丢丑了，让人家笑话了，”邵玉珍不好意思。

吴文光却给出了很高评价：“邵大姐的片子是拍得最棒的，DV真的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这一点最高的导演都做不到。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农民。”

到2006年4月，邵玉珍已经拍完了25盘磁带，在短片作品《我拍我的村子》之后，目前，她共完成7部长片（2006-2010年的五部《我的村子》，以及《我的村子2017》和《我的村子2020》）。

她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些片子诞生的故事。好几次，收到吴文光的活动通知，邵玉珍发愁于农活儿，并发出嗔怪似的抱怨，“这次（活动）特别急，明天报到。今天要找人种花生，大概得两天。瓜秧也乱了。还要整蒙家坟的白薯地。”

拍摄村民自治的过程并不顺利。邵玉珍觉得村干部在暗中使绊，因为有些村头闲聊的镜头中说了“村里不好的话”。

2012年，邵玉珍受邀给村里拍文艺节目，本来村里是支持的。每一个参加演出的人可以得到200块钱，但邵玉珍没有。

有人为邵玉珍鸣不平。邵玉珍说，算了。“他们用这个眼里扎棒子（让人不痛快）给我一个下马威，想要用我让我拍，可是呢还反对我拍，”邵玉珍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后来她自己出钱把视频在电脑上刻录成光盘，给所有的演员一人一份。

两个玉珍

邵玉珍的微信头像是张全家福，三代九人，其乐融融。照片拍摄于2017年国庆节，邵玉珍片子的放映现场。生活中的邵玉珍和拍纪录片的邵玉珍是两个人。

到了做奶奶的年纪，对于拍纪录片这件事，一大家子的态度是不同的。邵玉珍有一儿一女，都已经结婚。儿子得知“村民影像计划”后，从网上下载文件，送母亲参加培训。邵玉珍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儿子的旧电脑，后来几次更换电脑，也都是儿子买的。

儿媳妇的态度则是微妙的。“儿媳妇嫉妒我，我越好，她越嫉妒，”邵玉珍曾经写下，“感谢儿媳妇对我的不信任，她不愿让我带孩子，我才有功夫出国旅游。”

在这里，婆媳相处是一场漫长的战役。邵玉珍把结婚当作“认命”的转折点，那年她25岁，念书和务工的路都走不通，无法吃上商品粮，只能在邻村找个人，嫁了。婚后怀孕，当孩子还在肚子里的时候，邵玉珍心里就认定是个男孩，在心里起好了名字，叫张浩鹏。“鹏”是“飞翔”的意思，邵玉珍希望孩子能飞出去，自由，代替自己完成梦想。“他将来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想着。

邵玉珍把一切寄托在儿子身上。直到儿子结婚后，有了小家庭，她觉得儿子变了。邵玉珍和媳妇的关系不好，尤其是拍纪录片以来。婆媳相处中，儿媳从不叫“妈”，都是“他奶”、“你奶奶”的叫法。谈到儿媳时，邵玉珍用了“征服”的字眼，“她硬要征服我们家，要当这个家。”

为了看孙子，邵玉珍住到儿子家。有次早上，邵玉珍把被罩拆下来想洗。儿媳说，“您弄这干什么？”邵玉珍说，“洗洗，脏了。”

“不洗，明天再洗。”

“我都拆下来了。”

“不行，这家我做主，不爱待着就走。”

听完这话，邵玉珍下楼就走。到家后，儿子追过来，没说别的，“妈，我饿了，您给我做饭。”邵玉珍给他炒了碗饭，炒饭的时候眼泪吧嗒吧嗒掉，但不敢当着儿子面。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去过儿子家。不过，漫长的对抗迎来终点。当邵玉珍后来把更多精力放在拍片上之后，慢慢地，两人关系没那么紧张，才有了那张全家福。

对邵玉珍来说那是一次惊喜，她没想到全家人能聚齐。眼下，新的生育政策来了，如果儿子儿媳有了二胎、三胎，需要人看孩子，邵玉珍说，“需要我，我就去。”她把这当作一种责任与义务，侍候孩子和侍候庄稼一样，是本分。

但她还是想要有空间和自由。在儿子家看孩子，邵玉珍经常觉得不自在，不想待在那里。有一次，她感冒，怕传染给孩子，就告诉儿媳妇，“获批”回家。

坐上了回家的公交，她惦记着草场地5月艺术节，家没回，直接到了草场地去剪片子。在草场地，年轻人叫她“邵老师”，她觉得自己是受尊重的，是自由的。她说那是“回到”草场地。

“DV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

《我的村子2006》是邵玉珍的第二部作品，这是一部长达80分钟的纪录片。邵玉珍打开播放器，带本刊记者从头到尾重温这部片子，结婚典礼、文艺演出、村头闲聊……无数取材于沙子营的点滴片段组成这部作品，这是她一贯的风格。

看影片的房间是儿子的，桌上桌下都摞着光碟，一边是电脑，另一边是录像播放器，俨然是个独立工作间。这间屋子曾经住过来访的记者、采风的学生，对于想了解拍摄DV故事的人们，邵玉珍从不吝惜她的热情与坦诚，愿意向来访者展示她的生活。

她把写实感融入拍摄。日子久了，村里人都习惯了沙子营里拍片的女人——邵玉珍，“村民都是直视我的镜头的。实际上他们不是对着镜头说话，是对我说话。”

邵玉珍拍过一个短片《金霞的一天》。金霞是从河北嫁到沙子营的，上有八十多岁的多病公婆，下有儿女需要照顾，日子过得紧张。

但金霞每次见到邵玉珍手里的相机都要留个影，平时也很积极参加村里文艺队演出。邵玉珍起初纳闷，金霞怎么有那么强的表现欲。

在《金霞的一天》中，金霞在家包粽子，干活之前仔细化妆，把自己打扮一番;找来邻居的一个姐妹，在家里放音乐，她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她身上也照出了我的影子，”邵玉珍回忆，自己每当和年轻人坐在一起交流讨论时，啥都不懂，啥都不会，和金霞一样尴尬，但自己也坚持下来了，“人的心里都有一种‘不甘’，人活着是有他的追求的。”

谈起沙子营的女人们，邵玉珍的话说不完。她见过不少能干、要强的女人，多是被子女拖累，“思维和意识上，一辈子是子女的奴隶”。邵玉珍形容她们是“身上的枷锁没有卸掉”，这是常态。她选择拿起DV，记录这正在发生的一切。

家里修暖气的师傅是邻村张家务村的，看了邵玉珍的片子，向她讲述自己的遭遇。小伙子一家四口，他、媳妇和一儿一女，日子本来过得红火，因为一次车祸彻底改变。有一年冬天的早上，他媳妇出车祸，大腿骨折。为治病，他家花尽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媳妇瘫痪在床，他要照顾媳妇，两个孩子还得上学......

“咳！人活着真难呢！”邵玉珍感叹，她同情他，却帮不了他，“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记录。我征求了他的意见，把他说的话录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