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阴霾下的东京奥运会

启程

2021年7月12日21：42，东京成田机场，春秋航空日本IJ254次航班刚刚打开舱门。杨学健被通知优先出舱。

这架飞机一排6座，隔位落座，上座率大概为2/3。杨学健的座位靠后，出舱必须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除了在日本工作或读书的年轻人，这趟航班老年人占比很大，许多是到日本帮忙照看孙辈的。东京已夜色深沉，人人归心似箭，杨学健有些不好意思。

“人家是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几位老人悄声议论。另几位座位靠前的老人则直接喊出了声，“加油啊！多拿几块金牌！”

杨学健心头一暖。没时间解释，他连忙扭头、鞠躬，笑着应道，“多谢多谢！一定努力！一定努力！”自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出发后，他一路上收获了许多祝福，来自机场的工作人员，也来自一同候机的陌生人。

杨学健刚满30岁，有着举重运动员般健壮的体形。他确实是为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而来，但身份是赛事保障人员。他就职的河北张孔杠铃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孔公司”）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重器材独家供应商。彼时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1天，杨学健需要提前到达会场，负责场地和器材安装。

从机场工作人员那里，他得知自己是中国首个持2020年东京奥运会工作证明的出境人员。接下来的一周，全国将迎来奥运出境高峰。

然而，所谓的“高峰”较往届奥运会将大打折扣。

2021年3月，东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已宣布本届奥运会及残奥会不再接待国外观众。根据《朝日新闻》早前的报道，已经售出的海外观众门票约60万张。5月，官方进一步宣布减少赴日海外人员名额，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官员、国际奥委会成员、媒体等，数量由最初预估的20万人降至94000人。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这还是张孔公司首次派遣员工执行海外赛事保障任务。就举重项目而言，直到2021年4月举办乌兹别克斯坦亚洲举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资格赛，大规模的现场赛事才得以恢复。

这并非杨学健第一次到东京。2019年奥运测试赛期间，他曾和同事一起在东京国际会议中心工作过，对比赛场馆和流程已经比较熟悉。按照当时的计划，奥运会正式举办时，张孔公司会派出一个10人的赛事保障团队。

然而，两年后的这个夏天，重返赛场的只有杨学健一人。日方代理会协助雇佣10名左右的本地工人配合他施工。“成本高了许多，但多一个人来日本，就多一份风险，”杨学健说。

缩减赴日人数的国内供应商并非张孔公司一家。

石家庄英利奥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利奥”）是东京奥运会3×3篮球地板独家供应商。英利奥将本次奥运会的地板铺装任务全部委托给了当地团队。对方会依据操作视频执行，成本由英利奥承担。

成为奥运会供应商的价值，不只在于有权使用这一称号进行广告和市场营销活动，更在于能借这一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全球赛事，建立广泛连接，争取订单。即便疫情导致赴日名额严重缩水，各家企业还是希望能最大化利用这次得来不易且一波三折的机会。

风险

5月前后，张孔曾收到组委会发来的《东京奥运规则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共54页。杨学健学习了近一周，内容涉及赛场内外的各项防疫安全细则。比如，“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与运动员保持两米距离，与其他人保持一米距离”“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如拥抱、击掌和握手”“不要在电梯等封闭空间说话”“除住宿地外，只能前往注册过的奥运场馆和许可目的地列表中规定的额外地点”……

在导言的“责任与风险”部分，《手册》明确指出，尽管采取了许多谨慎措施，但不能完全消除疫情隐患，如果同意参会，参与者需“自担风险”。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推出此类规则手册。

除了工作，疫情是杨学健最担心的事。

出发前一天，他刚刚完成第三针新冠疫苗接种。他携带了两个行李箱，其中一个的大半空间被各种消毒防疫物资填满，包括一百来个医用外科口罩、50个N95口罩以及400片酒精湿巾，还有为返程航班准备的防护服。

他一度失眠，可临近出发，心态反而平静下来，“担心还是有的，但更多是对比赛的期待。在这么特殊的时期，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奥运会，会成为奥运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杨学健到达东京千代田区的酒店时，已接近7月13日凌晨1：30。从机场到酒店约一小时的车程里，他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奥运气息。

他想起之前在飞机上和周围乘客聊起日本国民对东京奥运会的态度，一个共识是“反对比例非常高”。给出相同答案的包括一位在日本做了多年生意的女士、一位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的25岁男青年、在日本做生意的一家人，以及两三个回日本探亲的老人。

作为奥运相关人员，杨学健是无签证“特例入境”，不需要像普通入境人员一样居家隔离两周。但在入境日本后的14天内，他每天都需要接受唾液采集形式的核酸检测。每天早晨，杨学健会自行采集唾液，在网上完成条形码登记，再将采集瓶自助递交到场馆附近的指定收集点。

到达日本第二天的午餐时间，杨学健第一次踏出酒店。为最大程度减少摘口罩的时间，奥运开幕前的日子，他都打算在便利店买简餐带回酒店房间吃。

酒店距离比赛场馆步行仅要七八分钟，附近就是繁华的银座商业区。和2019年相比，街景一如往昔，奢侈品店、免税店、专卖店林立，路人行色匆匆，但气氛已完全不同。口罩遮住了人们的面庞，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外国游客也不见了踪影。“当年来的时候，中国游客特别多，走在街上，身边一会儿飘来东北话，一会又是河南话……”

7月14日到16日，是张孔公司与组委会约好的设备安装时间。安装日程是几个月前就与日方敲定了的，精确严谨到每个小时要完成什么任务。“总共有五十台训练台、七十几副杠铃、几十套训练器材，工作量很大。”举重比赛正式开始后，杨学健也需要每天盯场，做好赛事保障。

前后29天，他将在东京度过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

“紧急状态”

7月9日晚，7点半刚过，东京武藏野市，颜妍和同事们走出办公楼时，外面正下着雨。这一天是“花金”（はなきん，即“愉快的周五”），大家约好去公司附近的商业街吃晚饭，顺便继续谈工作。

颜妍从事动画产业，公司上班时间通常从上午10点左右到晚上八九点。但4月以来，东京政府接连发布“防止疫情蔓延等重点措施”和“第三次紧急状态”，要求餐饮店等将营业结束时间由晚9点提前至8点。日本的外卖行业不发达，公司为保证员工能吃上晚饭，允许员工提前出来吃，然后返回办公室继续工作。每周五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工作，可以7点多下班。

公司附近有条商业街，散布着大大小小一百来家餐饮店和居酒屋。通常7点左右总能找到餐厅吃饭。即便考虑到“花金”，八个人打散，分成两拨就好。可没想到一行人挨家挨户打听了近40分钟，连两个人的座位都找不到。

许多店铺要么人满为患，要么有空座位，可打工的人手不够，服务不了。受疫情影响，很多餐饮店都面临经营压力，不得不削减人力。一些餐厅则直接表示已停止点餐。颜妍注意到，大多数店铺门口都贴着最新通知，告知顾客从12日开始，政府要求餐饮店8点必须关门，7点起暂停点餐，并且停止提供酒精饮料（卡拉OK等需要休业）。

“12日”是东京地区进入第四次紧急状态的起始日期，距离解除第三次紧急状态仅过去了22天。最新的“紧急状态”将持续到8月22日，涵盖整届奥运赛事。

临近晚上8点，聚餐无望，同事们只能饿着肚子原地解散。颜妍住得离公司较远，只好去便利店觅食。最后，她在下着雨的街角屋檐下，就着瓶装水吃完了肉包。

自2010年到东京大学念研究生和博士，颜妍已经在东京生活了11年。在她看来，频繁的“紧急状态”已经让民众有些疲沓。“该上班还得上班，该出门还得出门，人流量丝毫没有变少，只是可怜了那些平时不在家做饭的上班族，越来越没有地方吃饭了。许多同事已经把附近超市所有品种的速冻食品都吃了个遍。”

“所谓的‘紧急状态’，其实就是‘劝你善良’。问题是政府其实没有任何手段能够不让你怎么样。”这也是颜妍觉得“紧急状态”实际意义有限的原因。

7月8日夜里，颜妍曾收到“Covid-19 Contact APP”（注：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查询APP）发来的提示信息。6月中旬从中国返回日本时，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颜妍安装了3个防疫相关的APP，这是其中一个。据官方介绍，这款由日本厚生劳动省推出的APP可以通过蓝牙功能，帮助用户判断是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界定标准是“1米以内、15分钟以上”。

提示信息显示，颜妍在两天前可能与一个确诊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如果她担心自己可能被传染，可以给当地的卫生所打电话。除此之外，没有更多具体信息。

6日当天，颜妍曾搭乘新干线前往京都。除了就职于一家动画公司，她还在京都一所大学任教。颜妍猜测，可能是同车有乘客确诊了。考虑到没有在密闭空间和可疑的人接触过，她觉得没必要去做核酸检测。“在日本，想做核酸检测需要先电话咨询。我有学生打过电话，结果不发烧就不给测。挺麻烦的，想想几天也就过去了。”

颜妍老早就放弃每天盯着手机查看新增病例。“公司也不会说让你不工作了，很多地方还是需要见面开会，既然人生还要继续，不如让自己心情好受点。”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最新统计，截至当地时间7月22日18时45分，日本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397例，时隔2个月单日新增确诊再次超过5000例。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援引专家观点称，照此趋势，东京都在8月上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超过3000例，8月下旬可能超过5000例。

奥运氛围淡薄

在颜妍看来，同样疲沓的还有日本民众对东京奥运会的态度。“都抗议成那样了，还是要办。那无所谓吧，爱咋地咋地，这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最常见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