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之路:抵达赛场前的1809天

作者: 陈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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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志愿者在国立竞技场外 自拍。图/视觉中国

困居他乡14个月

2020年的一个夏日,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希德林·迪亚兹(Hidilyn Diaz)正站在一栋高层公寓楼的阳台上。

风和日丽,视野开阔,一条双向马路向远方绵延。马路一侧是数十米宽的绿化带,另一侧则林立着红瓦黄墙的低矮建筑。除了偶尔有几辆汽车缓慢通过,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影。

迪亚兹身高1米58,脑后高高挽着长发。此刻,她目视前方,眉间微蹙,双臂弯曲,肘部向外,两手紧握住一副杠铃,横放在锁骨位置。接着,在一秒左右的时间里,迪亚兹微微下蹲,然后迅速发力,双臂将杠铃稳稳举起。支撑三秒后,她把杠铃收回锁骨位置。如此循环多遍。

对当时的迪亚兹来说,除了将杠铃一次次举过头顶,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未知数。

迪亚兹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举重女子53公斤级银牌得主。这块奖牌意义非凡,不仅终结了菲律宾长达20年的奥运奖牌荒,也让迪亚兹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奖牌的女运动员。

随着东京奥运会开幕,29岁的迪亚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四次奥运会。不出意外,这将是她的奥运告别之旅。在东京,她期待着最后一次冲击那个伟大的目标——为菲律宾赢得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2020年2月,为了更专注地备战,在教练的建议下,迪亚兹从菲律宾前往马来西亚。按照原计划,在吉隆坡结束约一个月的训练后,她将赶往哥伦比亚西部城市卡利参加3月18日开幕的2020年南美举重锦标赛,为锁定奥运参赛资格争取更多的积分(注:每个奥运会项目都有固定的参赛名额。通常情况下,运动员在规定时段内取得的赛事积分排名,将决定他们是否拥有奥运会参赛资格)。

然而,3月18日,迪亚兹没能站在卡利的比赛场地上。没人能。就在比赛开始前两日,国际举重联合会宣布这项比赛延期举行。事实上,一个多月来,受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已有百余场体育赛事宣布停赛、延期或取消。

彼时,疫情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为防范新冠病毒扩散,许多国家相继出台出入境旅行禁令,并推行严格的封锁管控政策。

整个3月,迪亚兹都处在各种信息的震荡中:先是18日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在全国实行封闭式社区管理;接着25日,菲律宾宣布进入为期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到了30日,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宣布,东京奥运会将推迟一年举办,改期到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

就这样,一次异地的短暂训练,变成了遥遥无期的困居他乡。

迪亚兹的两位教练分别来自中国和关岛,他们三人对马来西亚都不熟悉。封闭管理政策刚刚落地的那段时间,原本规律的生活一下子写满了问号,“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我们应该去哪里训练,要住在哪里,去哪里买食物……”2020年底奥运会官网发布的一篇专访里,迪亚兹回忆起当时的手足无措。

受封闭式社区管理政策影响,吉隆坡所有的体育馆几乎在一夜之间关停。18年来朝夕相伴的杠铃突然从迪亚兹的世界里消失,她规律的训练生活第一次被迫中断。

对运动员而言,备战奥运会原本就是项艰难的挑战,困难来自精神、身体和情感。如今疫情当前,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对家人的牵挂,在异乡居无定所的焦虑,失去了生活轴线的空虚,是否会被竞争对手拉开差距的担忧……这些或新或旧的复杂情绪纠缠在一起,一度成为迪亚兹心头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要从乱麻中自我解救,恢复训练是唯一的方法。在无法获得专业训练设备的日子里,为了保持肌肉状态和身体素质,迪亚兹和教练只能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在长木杆的两头挂上大件行李或者半身高的桶装水,自制杠铃训练;在停车场的坡道上做体能训练;把门框当作单杠,练习引体向上……直到14天后,团队终于想办法为她租来了一副杠铃。她必须格外小心,轻拿轻放,以免破坏公寓的地板砖。

每逢有新的封闭管理政策要落地,迪亚兹都会心头一紧。这可能意味着他们需要重新寻找住处,调整“船舵”,找到让生活和训练得以正常运转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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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55公斤级决赛,菲律宾运动员希德林·迪亚兹获得金牌。图/视觉中国

2020年10月,因为吉隆坡疫情再度严峻,她和教练被迫搬到距首都120 公里外的马六甲农村——一位马来西亚举重行业的官员为他们提供了住处。他们将房子的停车位改成了临时的健身房。在一大片香蕉树和红毛丹树的环簇下,迪亚兹一次次挺举,汗水流过她左臂内侧的奥运五环文身——那是2016年里约奥运“摘银”后她送给自己的礼物。

在马来西亚辗转训练14个月后,迪亚兹参加了2021年4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2021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在女子 55 公斤级比赛中,迪亚兹获得总成绩第4名,顺利拿到前往东京的“门票”。

7月26日晚,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由音乐会舞台改造成的举重赛场上,全场目光聚焦在最后一个出场的迪亚兹身上。她的第三把挺举重量被定为127公斤。成败在此一举。

倒计时停留在20秒,迪亚兹像在公寓阳台上练习时一样,将杠铃稳稳地放置在锁骨位置,随后发力,箭步挺,缓缓收腿,支撑,略带摇晃地完成了最后的三秒倒数。杠铃落地,迪亚兹掩面而泣,和教练团队紧紧相拥。她以破奥运会记录的总成绩(224公斤)反超中国选手廖秋云夺金,就此改写了菲律宾的奥运历史。

保洁员与超级英雄

2021年3月,美国新泽西州,普莉希拉正瘫倒在沙发上,满脸垂泪,手里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大袋M&M's花生牛奶巧克力豆。几分钟前,她刚刚挂断医生的电话。

从踏出医院的那刻起,两天来她都在等待这个电话,像在等待对自己未来人生的宣判。她从不将命运的决定权交予他人,直到32岁的那个晚上,电话另一头传来医生平静的声音——“你该退役了,你的奥运生涯该结束了。”

和迪亚兹一样,普莉希拉·弗雷德里克-卢米斯(Priscilla Frederick-Loomis)一直期待着能在东京完成自己的奥运谢幕。

她是一名跳高运动员,1989年出生在美国,并在这里长大。她的父亲来自加勒比岛国安提瓜和巴布达。普莉希拉从小便表现出跳高天赋。但美国强手如林,为了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拥有双重国籍的普莉希拉选择代表那个人口只有十万的岛国出战。

2016年,普莉希拉在里约热内卢首次登上奥运舞台。她特意做了造型,一头靓丽的淡紫色长发。最终,她以1.89米的成绩位列跳高项目第28位。西班牙选手鲁斯·贝蒂亚(Ruth Beitia)获得金牌,成绩是1.97米。

从里约返程后,普莉希拉便开始为四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制定训练计划。她希望能再一次站上奥运会赛场,赢得一枚奖牌,为自己的跳高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说是“职业生涯”,其实普莉希拉在跳高这一职业的年收入只有12000美元,低于美国政府划定的2020年联邦贫困线。这笔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官方资助,仅能覆盖她日常训练成本(包括聘用教练、租用训练设施、比赛差旅等)的一小部分。为了供养自己的梦想,她必须在训练和比赛之外,找其他工作。

普莉希拉的处境在奥运会选手中普遍存在。“不到1%的运动员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里又只有1%能赚到很多钱(比如丰厚的代言费或赞助费)。”普莉希拉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一观点。

与中国、韩国的举国体制不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不会为奥运会运动员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即便有,津贴也十分有限。这意味着离开奥运赛场后,运动员们又会重新做回教师、护士、保安、会计师、服务员、建筑工人或水管修理工等等。和普通人不同,运动员们的其他职业必须适应他们的日常训练计划。

普莉希拉通常会将白天的时间一分为二,下午属于健身房,上午则被她的第二“职业”——家政保洁——占据。她会在早上6点起床,然后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客户家。在之后的四个小时里,她会打扫卧室、浴室,铺床,清理马桶……

“我就像是电影里的那些超级英雄,白天我是你家的保洁员,晚上我就会变身成超级厉害的奥运会跳高运动员。”普莉希拉这样形容自己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的双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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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5日,普莉希拉在苏格兰参加跳高比赛。图/视觉中国

拥有“双面生活”的不只是普莉希拉。受疫情影响,有财务压力的奥运会运动员比例进一步升高。比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团体花剑银牌得主、日本运动员三宅谅(Ryo Miyake),因为奥运会延期,赞助商一度中止了赞助,他不得不骑上自行车,成为送餐应用Uber Eats的一名骑手,以此保持体能训练,更重要的是补贴生活和训练开销。据Global Athlete 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接受调查的近 500 名精英运动员中,近六成表示“财务状况不稳定”。

但训练仍是运动员的重中之重。在那段因疫情无法去健身房训练的日子里,普莉希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她从加油站买回10公斤装的桶装水,然后往装有水的桶里填沙,自制了一套重量器械。

和迪亚兹一样,她在车库改造成的临时健身房里,未曾间断地努力训练着。与此同时,她在GoFundMe平台上发布题为“送我去东京!2021年的奥运征程!”的众筹项目,得到了天南海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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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媒体记者在东京的涩谷天空展望台拍摄开幕式上燃放的焰火。图/新华社

进入2021年,随着奥运会临近,正当一切都在逐渐回归正轨时,意外发生了。1月17日,普莉希拉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最初的一周,她的状态非常糟糕,头痛剧烈,胸口憋闷,浑身发冷,味觉和嗅觉丧失,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经过半个月的艰难抗争,她于2月恢复训练。

奥运资格战在即,她迫切地想要追回“失去”的半个月,然而身体的变化让她力不从心。即便是非训练时间,她也时常感觉胸口有重物压迫或是针刺般的疼痛。一次起跳后,她的心率冲上了192次/分(注:正常成年人的心率通常在60-100次/分)。

普莉希拉并未因此停止训练。直到有一天,突发的严重胸痛让她进了急诊室。医生怀疑她可能患了心肌炎——一种常见的新冠后遗症。在进一步检查确诊前,普莉希拉被要求停止训练。

普莉希拉陷入了迷茫。她一下从斗志昂扬的新冠康复者,变成了迷航的孤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在很多方面都是……”《国家地理》的一档音频访谈栏目引用了普莉希拉当时的音频日记,一段带着哭腔和长久停顿的心情记录。

普莉希拉辗转求医,她不愿把宝贵的训练时间浪费在等待检查上。可直到3月,在朋友的帮助下,她才终于约上了费城一家医院的加强核磁共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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