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土？谁之民？

“吾等承认，脚下乃某某土著民族之传统领地。其族人数千年来生洐于斯，并看顾此地……”

在加拿大一些较正式的活动中，经常可以听到主持人或主讲者作诸如这般的开场。

这样的内容称为“土地确认”。各地“土地确认”的具体表述不同，大体结构相似。它以一种颇具仪式感的方式，提醒加拿大人他们的国家从何而来。

这一政治正确的仪式感，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多伦多的公立学校，一段“土地确认”会伴着师生开始每一天的课程。

然后，自2021年5月下旬以来，加拿大多地披露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内大批无标识墓冢和遗骸，也在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提醒人们，这个今日奉行多元文化的“马赛克”国家，其历史和当下有着无法抹去的不堪。

原住民儿童的遗骸

6月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历史月”。但就在2021年5月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又译卑诗省）甘露市（Kamloops）的第一民族Tk'emlúps te Secwépemc（简称TteS，其族名意为“汇流之处的人”）公布，雷达地面探测显示，在一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地下葬有未被官方记录在案的215具学生遗骸。这一数字在7月中旬修正为大约200具。

6月24日，内陆省份萨斯喀彻温省的第一民族科维赛斯（Cowessess）部族公布，在马里瓦尔（Marieval）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附近，通过雷达探测初步发现751个无标识墓冢。

6月30日，卑诗省克兰布鲁克（Cranbrook）的第一民族下库特内（Lower Kootenay）部族证实，在当地一所寄宿学校旧址附近发现182个无标识墓冢。

7月12日，加媒体披露，卑诗省第一民族佩内拉库特（Penelakut）向周边原住民社区通报，在寄宿学校库珀岛工业学校旧址发现160多个无记录、无标识墓冢。

上述数据均来自雷达地面探测，理论上存在一定误差。目前暂无任何一具遗骸被挖出，也尚无一座墓穴被打开。同时，有些地方的历史情况相对复杂。譬如，有的墓地早年也埋葬来自医院的死者。但无论如何，数以千计的遗骸及无标识墓冢，极大地震动了加拿大舆论。TteS部族的发现公开后，加拿大政府机构均为之降半旗。

加拿大多地原住民社区目前正在对寄宿学校旧址进行雷达探测，可以预见，未来还会陆续公布类似发现。

尽管加拿大人并不否认原住民遭遇过包括寄宿学校制度在内的黑暗历史，但这一系列发现所揭露的原住民孩子和他们家庭的悲惨程度，仍大大超出了很多加拿大人的想象，也令7月1日加拿大154周年国庆日蒙上阴影。

加总理特鲁多就此多次表态，要求天主教教会承担责任。他还呼吁教皇亲自向加拿大原住民道歉。

7月21日，安大略省格兰德河（Grand River）六族原住民保留区大酋长马克·希尔在当地的莫霍克学院旧址楼前呼吁，当局应将该地区寄宿学校旧址附近潜在的无标记墓冢搜寻工作列为刑事调查来处理。

遗骸曝光后，在部分地区，有人开始纵火焚毁教堂;一些被认为对寄宿学校制度和殖民历史负有责任的历史人物和英国王室成员（包括英女王维多利亚、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加拿大开国总理约翰·麦克唐纳等）的雕像，也遭推倒、破坏或移除。

加拿大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约有原住民人口167万，大概占总人口的4.9%。官方预测，20年后，原住民人口可能超过250万。加拿大官方登记的原住民部落约600个，使用逾70种语言。

在官方定义中，加拿大原住民包含三类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即印第安人及其后代，约97.7万人（2006年数据）;梅蒂斯人（Métis），为早期欧洲殖民者与第一民族等原住民的混血后代，约58.8万人;因纽特人（Inuit），曾被称为爱斯基摩人，约6.5万人。

过去数百年间，伴随加拿大的殖民拓荒以及塑造联邦的过程，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不仅攫取着土地、资源，也在很长时期内对原住民推行强制“同化”，消解原住民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其中，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系统便是重要一环。1920年，加拿大政府的印第安事务部副部长曾预言，依靠（寄宿）学校，在一个世纪之内，原住民在加拿大将不再是一个可识别的文化群体。

在加拿大联邦于1867年成立之前，教会机构已经开始设立原住民寄宿学校，但大多不成气候。位于安大略省格兰德河地区的莫霍克学院存在于1834年至1970年之间，是少数维持如此长时间的寄宿学校。

加拿大自19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系统性地设立针对原住民儿童的寄宿学校。据官方报告，政府与教会之间在1883年确立合作关系，将学校委托给教会运营。合作持续至1969年。直到1997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方关闭。

原住民寄宿学校曾经从西到东分布在加拿大各地。据不完全统计，逾15万名原住民孩子从父母身边被带走，送入长期与世隔绝的寄宿学校，有的孩子当时才两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默里·辛克莱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称，至少6000名孩子在就读寄宿学校期间死亡。

卑诗省卡里布地区前主席艾尔·里士满认为，对原住民的缺乏了解导致了很多不应有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假如你的孩子被带走，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不知道他们是否吃饱穿暖，那种遭遇令人恐惧，但这是很多人亲身经历的，”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应承担责任，拒绝这样的行为重演。”

寄宿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上帝给你了这张嘴。你（说本民族语言）是对这个神圣礼物的玷污。”影片《印第安·豪斯》（Indian Horse）中，修女以这样的理由惩罚寄宿学校里使用本族语言的孩子。体罚、羞辱、鞭笞，甚至囚禁、性侵，是孩子们面对的日常。他们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名字。当脆弱的生命终结时，他们只是被草草埋葬。

这些情节均非虚构。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的数百页报告，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记录了大批寄宿学校幸存者的经历。该委员会采访了超过6000名幸存者。

他们在孩童时遭遇的故事往往开始于一个教区牧师、骑警或印第安代理人的敲门声。接到通知的孩子必须离开父母，被送往陌生的寄宿学校。

艾萨克·丹尼尔斯来自萨斯喀彻温省詹姆斯·史密斯保留地。他还记得那个晚上，父亲临睡前哭着对母亲说：“要么让孩子去上寄宿学校，要么我去坐牢。”第二天起床后，艾萨克对家人说，好吧，我去寄宿学校，因为我不想让爸爸进监狱。

有的原住民孩子被送上没有窗户的卡车;有的则坐上旅程长达1200公里的火车，沿途各站挤上了更多的孩子;还有偏远社区的孩子被小飞机接走。很多人意识到要远离父母时，忍不住哭泣。可抵达学校后他们才发现，更大的创伤才刚刚开始。

西北地区的伯妮丝一到学校就被剪去头发。“我非常害怕，只想妈妈。”她去寄宿学校的唯一原因是想和姐姐在一起。可到那儿才发现，所有姐妹兄弟都不被允许接触，否则就要遭受体罚。

寄宿学校通常都会剪去原住民孩童具有精神意义的发辫，除去他们的传统服装，并将他们的本族名字改为白人惯用的名字，甚至使用数字。

在魁北克的一所学校，所有学生被以号码命名。吉勒斯还记得，自己曾经是95号、4号、56 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他走到哪儿，都只是一个数字。

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报告，在20世纪上半叶，寄宿学校实行所谓“半天制”，即一半课堂学习、一半职业培训，实则把学生作为学校赚取补贴的童工。学生常被禁锢、殴打。在一些学校中，性虐待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寄宿学校为了按人头赚取经费，常常违规接纳患病儿童。由于学校糟糕的卫生和通风环境，容易暴发传染病并造成致命后果。一旦有孩子生病、死亡或出逃，校方通常不会告知家长。父母原则上也不得探视孩子。这造成大批儿童最终下落不明。

幸存者斯蒂芬说，在伊努维克的寄宿学校里，缺乏同情心的环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没有拥抱，没有安慰，什么都没有。”曼尼托巴省的维多利亚说，她们学会的是不相信任何人，封闭自我。

如今，随着舆论重新关注寄宿学校的黑暗历史，一些原住民、尤其是寄宿学校幸存者，也开始在媒体面前再次揭开自己记忆中的伤疤。

失去的童年和母亲

盖瑞·瓦塞克西克（Gary Wassaykeesic）是米什凯戈明（Mishkeegogaming）第一民族原住民，老家在安大略省北部的皮克尔湖附近。

盖瑞先后进入过两所寄宿学校，也曾被送到寄养家庭。他仍记得幼时在寄宿学校动辄就被殴打、虐待，甚至几乎丧命的情形。

他说，自己认识的一个家庭不得不向寄宿学校送去了7个孩子，另一家送了5个孩子进去。“他们全都再也没有回来。”可是，“今天的孩子大多数只知道这个国家有多么美好。”

不过，相比自己失去的童年，母亲的死才是烙在盖瑞心头近40年的心结。

幼年时，盖瑞被送入白杨山（Poplar Hill）第一民族寄宿学校。1976年，11岁的他被告知，母亲索菲已在数月前离世。等待数月后，他才被允许短暂返回家乡。

验尸官最初的报告说，索菲是死于“自我饮酒过量”。但盖瑞回到家乡时得知，母亲死于非命。人们甚至告诉了他是谁干的以及过程是怎样。

少年盖瑞找到了那个人，用手指指着他说：“我会抓到你。”但实际上，他无力做更多。

如今，披着长发的盖瑞是活跃在多伦多一带的一位原住民社会活动家。他关注原住民妇女失踪和被谋杀的问题，也常常现身于各种抗议活动中。然而，面对命运他常深感无力，有着与很多原住民一样的经历：愤怒、酗酒、吸毒。

2015年，他重新得悉了“那个人”的踪迹，并在一家医院里找到了对方。在他出发前，有部落长老特意提醒，别使用暴力。

当见到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时，盖瑞感觉到自己已经积蓄了所有能量，可是愤怒与憎恨突然消失了。他说，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害怕。

“你需要政府做些什么？”面对本文记者的这个问题，盖瑞拿出一摞当局为寄宿学校幸存者提供金钱补偿的材料。他说，这些补偿有数万加元，但“这不是重点”，“我们要的不是钱，而是承认。”

“他们（赔偿）的钱和资源从哪儿来？”盖瑞自问自答道，“是依靠把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