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未知相遇,向童心致敬

与未知相遇,向童心致敬0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人:人民周刊 蔡:蔡国强

生命并非那么现实,宇宙也没那么空茫

人:这次展览中“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基本都是你2020年隔离期间完成的,但源头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的方案。30年后重新实施方案,这当中“不变”的是什么?变化和改动又有哪些?

蔡: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挺关心人和宇宙的关系,相信外星人和超能力,相信我们人类看得见的世界背后,有着看不见的世界。所以很希望这些能调动我的艺术。而且,艺术的方法论和人生哲理,都能跟那些灵性的东西发生关系。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有个项目,想在日本神户附近的岛上做,因为神户整个城市是倾斜的,一眼就能看到海上,海上有些小岛。我就很想搞到一个小岛,上面整块土地如画布,让人天天等着外星人来画点什么。这其实也是在反思,地球人为什么要找外星人。这几年我还有个类似的想法,在月球上放一块大画布,用望远镜可以直接看见那个画布,然后等外星人来画几笔,我明白,也许一辈子也等不到,但我很喜欢这种等待。

我这次在上海浦东美术馆的装置《与未知的相遇》也延续了“宇宙”的主题。我希望通过它传递一个男孩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情感。所以这个装置里包含了各个时代、来自不同文明的对“脱离重力、拥抱宇宙”的渴望,比如过去人类不相信地球是圆的,看到帆船上的帆下沉在遥远的海面天际,想象乘着更大的帆船就能被吹上天空。也有人想象乘着大鸟飞翔,还有中国古人万户在凳子底下绑了一些火箭,想把自己发射到太空……

人:你怎么看埃隆·马斯克的火星计划?如果有机会进入太空,你会申请吗?

蔡:我曾去过拜科努尔的航天基地,基地司令官是俄罗斯军人。我去那天刚好有次发射,载着三个宇航员。我看到他们从训练中心出来,发射前都要去种棵树,返程回来后还要给树浇水,他们去火箭的路上还要从车上下来在路旁撒尿,因为加加林也这样。每次发射都有俄罗斯来的东正教主教给他们祈祷,他们和家人告别,我和主教及家属一起看着发射……很紧张、也为成功兴奋不已。

最后发射前司令都要签字,他这支笔上刻着加加林的名字和头像。每次发射前的签名重如千斤,发射成功后,司令把那支笔送给了我。我问他能不能把我发射出去,他说你没问题,来这半年经我训练,就可以把你送上去。他也很欢迎我去那里做艺术项目。加加林走前睡觉的房间我也参观了,领导加加林上天项目的科学家陪他一起过夜,上火箭前科学家最后提醒加加林放心:宇宙上的物理原则和地球是一样的,因为地球也是宇宙的一部分。

拜科努尔航天基地那边有个很大的墓地,葬着为航天发射牺牲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遇难的,最糟的是发射前电路短路,要开门进去救都来不及,烧成了炭……我并不感到恐惧,让我去也有担心,但去的愿望应该比恐惧更大吧。

人:听说你旅居日本时学过些宇宙物理学?

蔡:我看了些这方面的书,最大的启发是,在浩瀚的时空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以前也说过,小时候我父亲给我看《史记》,虽然我还不大认字,但会开始找自己的位置。原来一个漫长的历史里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而且还有一种叫秘史的事情,后来带着那些研究宇宙的书旅行,感到从这一点到那一点都太近了。你想,从中国去日本,从日本去英国做展览,面对一个语言也不会、文化很生疏的土地,你会感到不安,但你带着宇宙的书,这不就是在一个很小的村庄里走门串户,你说对不对?

人:展览中有面墙介绍了你在全球的“项目足迹”,标注了各洲各国各城,我发现最后两栏特有意思:“整个地球”和“宇宙”分别有2个和7个“未实现”的粉色标点,非常好奇,这两栏提到的都是些什么项目?

蔡:整个地球上的计划,包括1993年我应邀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的方案《宁静的地球》。作品需要全球民众参与创作,人们在关灯的同时,通过电视实况转播看到地球漆黑的瞬间。因为有时差,要求每一时区进入世纪之交时,各国相互配合,依序关灯,从而使人们深切体会地球没有中心和全社会的连带关系。最终因为需要庞大的动员力,项目不了了之。可惜千年之交,多少世代也就经历一次。好几个地方希望我点燃千禧年焰火时,我想的是关灯。当时我写道:从太空看地球,夜夜灯火辉煌。本世纪的最后一秒与下个世纪的第一秒,这两秒钟,地球上居民各自关灯,参与创作,使地球“黯然失色”。人类为了照明,百年来消耗了庞大的能源。因此:在这千年之交的时刻,人类让地球休息,将它归还宇宙,与其他行星一样拥有黑夜与宁静,也使地球跨越时空,与千年前甚至原初的自己相连。

宇宙中未实现的计划,比如《人类的墓志铭》是我1990年的作品方案,想把包含人类有机物、微生物等生命信息的一块冰,做成像墓碑或棺材的造型,送到太空里漂泊,去与宇宙同胞相遇。

人:“回归普通宇宙之人的寻根之旅”,你觉得自己的精神故乡是哪里?

蔡:头脑里的宇宙是什么样呢?年纪越大越感受到那个东西,也越来越感受到生命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人并不大清楚生命和宇宙的关系,生命太现实,宇宙太空茫,慢慢地,感觉到生命并非那么现实,宇宙也没有那么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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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个展精选作品,浦东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年。图/顾剑亨摄,蔡工作室提供

固执的“确信犯”

人:2019年末你还在西班牙,2020年春中国刚暴发疫情时你在忙什么?

蔡:当时在纽约,美国还很安全。我们整天看国内外各种信息,关注着这些动向。但几个月后,突然听说我小女儿的高中有人是疑似病例,让大家明天不要上课了,“哗”一下事情就变了。我们赶紧到乡下新泽西州的家,我把衣服、护照整理好都带走,我太太当时很惊讶,有这么严重吗?但我感到这事不简单,知道一个小事普及面能很大。而且在美国这个体制里面要控制它不容易,大家都太自由了,他们不戴口罩就很麻烦了。

人:全球疫情对你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创作上是否也有激发?

蔡:影响很大,因为本来我有个中世纪旅行项目,就此取消。最近我离开纽约,也跟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交流,为什么相对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没有产生伟大的艺术?但其实像莎士比亚也在黑死病时期在乡下写了很好的剧本。我个人不搞创作时,研究都不会集中在绘画艺术本身,我更多聚集在整个历史时期到底真实发生了什么。例如,中世纪到底是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似乎科学被神权压制,但也开始了很多教育……我想了解那个时代人类的转变和今天的关系。因为我感到我们讨论每个时代,最终目的都还是会跟今天产生关系,到底文艺复兴在复兴什么?

人:这次展览中你有批新作,“对话中国文化与精神”。你说远行不只是空间上越走越远,时间线里你说你要跟古代的人对话。

蔡:中国文化抽象一点来说,对我不是一个很大的国族概念,在自己身后更是一种故土的概念,也包括我的家乡泉州,这些文化是包含在日常生活里的,比如我小女儿在她(美国)学校里写作文,会说到家里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放着已故长辈的遗照,我们每次坐飞机远行都要磕头烧香,闽南这种习俗就是一种活在今天日常生活里的中国文化,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实用主义。

人:我看展览里介绍,去年疫情隔离期间,你回新泽西州的家中开始整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笔记本,其间有何新发现?再看会否觉得想法有变?

蔡:整体上对自己的过去更感动,发现自己曾是这样一个“确信犯”(日语)。因为写的东西大都关于人类、自然和宇宙的关系,更高的视野在思考环境问题、高科技泛滥等,因为在日本更早接触这些。当然,也能看出自己的成长,从泉州的当地信仰,到上海的个人主义,再到日本考虑人类自然宇宙的关系等等,都不是那种本国议题。因为我那个年代,很多艺术家做作品是要改造社会,想的是国家民族,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一样,利用艺术改造社会,人家都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但我认为最难的是解放自己,解放自己才能对社会开放有贡献,所以我比较年轻就属于相反的那种,哪怕现在,我最近加入了抖音,就是欣赏这种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态度,它是好玩的、不受制约的。

人:你刚提到“确信犯”这个词,说说日语里它确切的意思?

蔡:有一点固执,非常坚持,对自己在做的事非常确信。我看以前那些笔记,我确实在笔记里呈现出,那个时代,对看不见的世界,包括超能力、气功等等都很着迷。现在会更客观地去判断一个东西,但弱点就是更成熟,成熟就带来了摇摆,犹豫不决。一个好的艺术家,很多时候是一种直觉、一种坚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建立了一个艺术史的宇宙,然后他一直在艺术史的世界里,他要说服自己,在这里头寻找让自己成长得更强壮的养料。你不可能拥有全部,整个艺术史全懂了,你也不会是艺术家,好比知道所有动物,你也只是动物学家,你不是动物。艺术家不是艺术史学家,他的艺术史只为了他自己,他自己的那种野性上的需求。

人:所以,历史上有些艺术家就像你的半面镜子,照到你的某个点,越来越看明自己的一些特质?

蔡:会,你的很多焦虑和不明白,也会看到。我年轻时很多人在艺术史上已功成名就,跟他聊天,他就说,你以后就知道了,他们写我的这些东西,没把我写清楚,每个人都感到人家不理解他。大量艺术家都这样,塞尚也是,他已经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么多人受他影响,他都不知道,最后不满意地死掉。其实他也保守,了不起的艺术家都有保守的一面,非常固执的“确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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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墨西哥宇宙项目视频与手稿,浦东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年。图/顾剑亨摄,蔡工作室提供

“紧了要崩、慢了要松,不紧不慢才是功”

人:你不少作品都有“伤逝”意味,新展的《花瞬》(2021年)系列,你在创作背景中提到因牡丹衰亡而感动,此前《九级浪》的烟花也以“挽歌”(原名“葬礼”)开场……这次开幕晚宴上,谭盾说你每次“归来”都散发着“忧郁而孤独”的气质,但我们见你多数时候幽默开朗。

蔡:人的表面和他的内在经常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艺术作品比较高调,但我个人的兴奋和伤感其实都比较淡。我的作品都呈现了一种孤独感,你看到老虎受到不明飞箭的攻击(2004年的装置《不合时宜:舞台二》)、99头狼撞墙(2006年《撞墙》)等等。

人:我非常喜欢你在纽约做的那件装置《透明纪念碑》,屋顶上树了块大玻璃,黑鸟的尸体撞在上面。

蔡:那个作品很棒,特别激烈。看不到的墙,但这个鸟飞不过去这个彼岸。我那个“透明纪念碑”就对着纽约世界贸易大楼那两栋建筑的方向,然后鸟飞不过去,它们掉了下来,那个样子让人很难过。我不是讨论恐怖主义,是讨论这种文化和文化之间看不见的墙,以及这种力量的平衡、各方面复杂的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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