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了四国百余位职场妈妈后，她尝试理解生育焦虑

“你还好么？”

凯特正享受着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在清晨的公园慢跑是份馈赠。耳机里播放着悠扬的歌曲前奏，令人舒缓的女声独白。凯特事业心旺盛，这是她步入“战场”前必要的“充电”。她边跑边推着婴儿车向前。婴儿车内，儿子正在熟睡。

突然，一个急刹车。恐惧令她不由自主地向后蜷缩，并微微颤抖。前方，一头身形巨大的阿拉斯加棕熊正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熊扭过头，望向凯特，“嗖”地立起身，发出骇人的嚎叫。别无选择，凯特喘着粗气，跨步挡在婴儿车前，双手攥紧，使尽全身力气，朝那个庞然大物嘶吼。声音沙哑，但毫不退让。漫长而沉寂的七八秒后，棕熊扭头离开。望着它远去的身影，凯特像松了弦的惊弓，泪流满面。

一个陌生男子慌张地从后方跑来问道，“你还好么？” 凯特惊魂未定，再次嘶吼起来。男子调头离开，她方回过神来，似笑非笑地哽咽道，“还好……”接着，电光一闪间，她已转身蹲下，迅速调整呼吸，为惊醒的儿子哼起了摇篮曲。

这是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出品的喜剧《上班族妈妈（Workin' Moms）》首季末集“拥有一切”中的一幕。相比传授如何成为一名“完美”的职场妈妈，这部用喜剧外壳包裹的剧集，更多刻画了这一群体在尝试平衡生活、婚姻、工作和母性时，所面临的挣扎、矛盾、痛苦与困惑。

如果说“熊”是这些困难与挑战的具象化，那声沙哑的嘶吼则象征着她们的某种回应与抗争。只不过在现实中，“你还好么”的询问常常缺位，而“嘶吼”则被隐匿或内化。

凯特琳·科林斯（Caitlyn Collins）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她身边很多做了母亲的朋友都是该剧的忠实粉丝。在科林斯看来，这种呈现和讲述是珍贵的。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脱口秀和电视节目尝试勾画更为多面的母性图景，但在传统语境下，人们对母职的期待仍然是“温柔、善良、体贴、毫无抱怨、尽职尽责”，抑或“像没有工作一样养育，像没有孩子一样工作”。同时，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对“完美母亲”形象的塑造，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深职场妈妈们在应对工作-家庭冲突时的焦虑、自责与孤独。

科林斯从小就目睹了母亲在应对工作-家庭问题时的慌乱不堪和力不从心。母亲刚向上司宣布怀孕消息，就被迫让出了最大的客户，并被降职、降薪。有时候，保姆请假，日托班关门，为了不错过晨间的董事会，母亲不得不带着女儿们来上班。孩子们就裹着睡袋躺在会议室的角落。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科林斯发现，美国职场妈妈们的处境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而且受个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原则的影响，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困窘甚至要高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

2011到2015年间，她访谈了来自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共计135位职场妈妈，试图了解在不同的社会政策和文化背景下，女性在为工作和家庭尽最大努力时，会遭遇哪些社会和制度障碍。五年里，科林斯见证了妈妈们在应对工作-家庭冲突时，所面临的各种牺牲、自我怀疑与身份危机。

在联邦德国（编注：因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历史差别，科林斯在研究中将德国分为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取样），科林斯访谈了伊洛娜。在担任教授前，伊洛娜曾是一家多媒体公司的总监。

改变工作轨迹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得知怀孕的消息后，她向老板承诺，休完两个月的法定产假就会立即到岗，并表达了会继续做好这份高要求工作的强烈决心。然而，老板的反应则是私下咨询律师，希望找到法律漏洞来辞退她。双方对峙时，老板希望她能理解，因为休产假的伊洛娜无法为公司创收，反而会成为经济负担。伊洛娜最终辞职进入学术界，工资减半。

科林斯的另一名访谈对象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做律师的萨曼莎。因为工作忙碌，萨曼莎经常早出晚归。律所最忙的时候，她甚至一个月都没机会跟儿子说上一句话。为了增加亲子时间，她只能想尽办法让工作更有效率。比如，她在哺乳期购置了一台智能吸奶器。披上披肩，她就可以在办公隔间内边泵奶边工作，而不用将时间花费在往返于哺乳室的路上。但久而久之，夹在理想员工的规范和密集母职的标准之中，萨曼莎因神经衰弱而患上了偏头痛。

在意大利，路易莎向科林斯分享了来自儿子的“打击”。路易莎和丈夫尼科都是大学教授，两人都经常在家使用电脑工作。但区别是，尼科会一直埋头干活，而路易莎会时不时暂停工作，去打扫、做饭或照顾儿子乔瓦尼。有一天，乔瓦尼问路易莎，“你做的事真的和爸爸完全一样吗？还是你的工作要少一点？”儿子观察到了父母家务分工的不平等，并从中引申出妈妈的职业生涯不如爸爸的重要。

科林斯的这些受访对象全部是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层妈妈。她在书中引用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的话来介绍这一选择的缘由：这一群体往往手握社会、经济资源，并拥有稳定的工作，如果她们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时都有困难，这就类似于“矿工的金丝雀”，具有重要的社会警示意义。

基于研究和访谈，科林斯又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在她看来，职场妈妈们的困境需要被看到和倾听、被谈论和理解，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政策与公共支持的必要性

解决工作-家庭难题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提升妈妈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也与人口均衡发展、性别平等、就业促进等更宏观的社会议题相关。

放眼全球，老龄化、少子化早已是普遍难题。2020年7月，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在《柳叶刀》上发布预测数据称，到本世纪末，包括意大利、日本、波兰、葡萄牙、泰国等二十多个国家的人口将会减半。该研究指出，如果总和生育率（TFR） 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将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和地缘政治。

生育率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群体在生活、教育和职业发展等层面取得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当女性认为成为母亲意味着放弃和牺牲，背后除了自我价值评估体系的调整，也折射出另一个当代社会难题，即如何分配经济生产的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儿责任。这也是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致力于调解的难题。

在科林斯看来，“如果我们只是让国家去赞美作为国之基本的家庭，却无法为家庭提供照顾所必需的物质和经济支持，那并没有什么意义。”

科林斯在书中选取了四个国家的家庭福利政策作对比分析。其中，瑞典作为“全球性别最为平等的国家以及女性获得经济机会最多的国家”，其施行的工作-家庭政策，不仅被研究者和媒体奉为典范，也获得了本国职场妈妈们的认可。

瑞典是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代表，其家庭政策一直以来就与性别平等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彼此关联。20世纪70年代起，瑞典政府就致力于不断强化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

比如，许多国家都有育儿假制度，但瑞典的不同在于更为明确地要求父亲利用育儿假，并鼓励父母平分长达16个月的育儿假。父母可以在孩子8岁前的任何时候休育儿假。

在瑞典，因性别原因导致的薪酬分配差距仍然存在。考虑到家庭内部女性收入较低、育儿假可能大部分被母亲使用的情况，瑞典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了“性别平等奖金”，以期尽量消除经济原因带来的分配障碍。

在瑞典社会学家安-佐菲·杜万德（Ann-Zofie Duvander）看来，通过使用更长的育儿假，父亲可以更多地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不仅因为孩子有权与自己的父母相处，也因为这样能为女性返回或加入劳动力市场创造便利。

除了育儿假，政府补贴的公立幼托体系也广受国民好评。在瑞典，日托服务被视为一种重要工具，用以消除因父母自身在教育、收入和其他资源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儿童发展不平衡。瑞典政府还会每月为父母拨发“儿童补贴”。超过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大家庭补贴”，其数额取决于孩子的数量。

科林斯访谈的瑞典妈妈们普遍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创建了一套完善的体制，赋予她们同时追求事业和养育子女的能力。这也让瑞典政府高生育率、高劳动参与率与性别平等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选择的权利”：兼顾工作和育儿

既然瑞典模式珠玉在前，那为什么又难以复制呢？

科林斯认为，问题在于工作-家庭冲突是公共政策和文化态度的产物，政策只是更宏观的文化话语的一部分。

以德国为例。德国一直以来非常注重生育率，以维系稳定的人口规模。为了支持生育，其传统福利政策鼓励妈妈们回家照顾年幼的孩子而非外出工作，但这一策略在世纪初并未取得成效。

此后，德国推行的新政与瑞典的福利模式相近。比如从2012年起，共计12个月的产假被改为性别中立的育儿假，父母双方可以平分假期，能分享育儿假的父母还将获得额外两个月的假期作为奖励。

然而，新政带来的生育改善效果并不显著。2016年，德国的生育率是每个育龄女性育有1.6个子女，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位居倒数。

在德国，科林斯访谈了51位职场妈妈。她的访谈对象表示，很少有德国爸爸会参与分享育儿假，“大部分家庭的分法是妈妈12个月，爸爸两个月……很多爸爸甚至连两个月的育儿假也不想要。”

长时间的休假对父母双方的事业都会造成影响，但相较于女性，德国男性在工作方面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尊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带来一种“恶性循环”：女性缩短工作时长的举动会被理解为她们更愿意在家照顾孩子而非努力工作，其事业发展可能会因此受进一步影响。这意味着，当爸爸们不去使用这种“政策福利”时，妈妈们就不能放心使用，或者会因为使用而被排斥或边缘化。

科林斯指出，当文化横亘在现行政策与态度转变之间，无法为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带来持久、广泛的接纳和支持，就会出现“福利悖论”。

在德国，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职场妈妈们的“过度补偿”，“她们努力通过展现自己在工作方面的熟练和精通，来抵御由于休假而遭受的嫉妒和排斥，她们努力表现出理想员工的状态，展现自己对工作的忠心不二。”

反观瑞典，公共政策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同群感”或者“社会共识”。类似性别平等奖金的瑞典工作-家庭政策推动着普遍文化规则的建立和强化，而这些政策也是瑞典社会组织和文化价值的产物。

科林斯访谈过的25名瑞典职场妈妈都认同一点，即无论是在医院、学校、私人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妈妈们都无需通过忽视家庭责任、超长时间加班或者在工作时对家庭三缄其口等努力来表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瑞典女性在谈论男性参与育儿时，不会称之为“责任”或“义务”，而是将平等地参与孩子们的生活称为爸爸们的“权利”。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工作-家庭政策，赋予公民更多“选择的权利”以兼顾工作和育儿。科林斯强调，在评价政策改革时，重要的是去检验一项政策的设想、内容和实际结果，以及它与更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政策是改变发生的前提，但改变从来不是政策或法律可以单向驱动的，政策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其实施背景和使用环境，需要文化态度和公共支持的同步改善。

在科林斯看来，德国正在经历“‘忘却’旧政策……并学习新政策”的过程，这或许是段波折的路途，因为文化的转变总是落后于政策改革等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虽然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和能力充分参与有偿劳动和完成家庭义务”并不容易，但开始行动，假以时日，就会有水滴石穿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