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从1G到5G，亲历移动通信史

“我被招工啦！到县汽车站当会计！”1971年12月，23岁的插队知青王建宙对着电话兴奋地喊着。

为了把这个改变命运的消息传递到电话那头父母的耳朵里，他在浙江省桐庐县合村公社邮电所足足等了三小时，“公社距离杭州市区父母家其实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桐庐县今天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中国民营快递之乡”，占据中国快递物流大半江山的“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韵达）企业创始人都是桐庐人。“但当时的通讯技术就是那么落后，接通一个电话要等这么长时间。”

在邮电所焦灼等待的那个场景，王建宙说自己“是永远不会忘掉的”。三十年之后，他作为中国移动的“掌门人”，不顾投行的反对，坚持要在农村建设基站，让农村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手机，“我经常拿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举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公平获得信息服务的权利。”

“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手机，让拥有手机的人享受更好的应用和服务，”王建宙说这是电信人的使命。“我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已经是1992年了，那时候就怕给弄丢了，一部手机要两万多块，在当时没有比它更贵重的个人物品了。”

自1999年起，王建宙从行业主管部门转战到企业一线，先后出任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移动通讯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运营商迅速壮大，许多人成为他们的用户，拥有了自己的手机。

从1983年第一款商用手持式移动电话正式问世，到5G时代疾驰而至，移动通信业近四十年发展迅疾，手机也早就不只用于通话。《从1G到5G——移动通信如何改变世界》，王建宙将自己亲历的移动通信发展全进程梳理成书，他的见闻、观察和思考串联起了这四十年间的重大事件、精彩故事、杰出人物、典型企业，让“电信技术改变世界”这个宏大的主题有了一个个生动的注脚。

“神州第一波”

手机屏幕左上角出现5G标识的时候，王建宙特别激动，“当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测网速，看它的上下行速度到底有多快。”

在中国，由移动通信带来的最直观的冲击却要回溯到1987年11月。一个叫徐峰的男子接到了广州市电信局的通知，他的“大哥大（即移动电话，如今俗称手机）”来了，只是销售价格还没定下来，他需要先交两万块押金。徐峰二话没说带着现钞去了，成为中国首批700个移动电话用户之一。

徐峰用上“大哥大”不到两个月，王建宙随浙江省邮电管理局的一个考察团来到广东，在广州电信局的移动电话机房里，“第一次见到了移动通信系统和移动电话机”。移动电话的交换机看上去跟固定交换机很像，“我们浙江那时候也用了爱立信AXE10交换机，所以在看到移动电话交换机时并不感到生疏。”

当他拿起砖头似的摩托罗拉移动电话机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无线电话给人心理上带来轻盈自由感，从而忽视了它的笨拙，沉甸甸的分量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种货真价实的质感，更加配得上高昂的价格。

摩托罗拉团队发明的手持式移动电话原型机有两斤多重。研发团队的马丁·库珀1973年春天举着它在马路边给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的老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感受到对方明显的失落后，他克制住兴奋，挂断了电话，因为它充电十小时只能通话十几分钟。

“大哥大”带来的“神州第一波”很快从广东辐射开来。1992年，浙江电信部门也开始提供移动通信服务。“模拟移动电话系统就像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一样，为之后的数字通信系统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引领电信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建宙笑言，自己做杭州电信局局长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搞不到更多的“大哥大”，“很多人说你们真傻，这个生意这么好，你们怎么不多进一点。”

物以稀为贵，1G时代（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移动电话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由于当时电信企业还在忙于满足普通人家的固定电话装机热，在移动基站上投入甚少，“大哥大”用户常常遇到信号覆盖盲区，不管如何移动也无法联通，但这都拦不住人们的入网热情。

手机是身份的象征，手机号码则像是手机的身份证号，持有者都希望自己的手机有一个霸气外露的身份编号。当时移动电话局号为90， 1994年4月20日，深圳的移动电话号码拍卖会上，有人花65.5万元拍下了9088888这个手机号码。

“有事儿发短信”

强烈的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快速更新，采用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的2G时代在1995年以后迅速来到，网络容量的扩大，以及众多设备供应商和终端厂商的入局，大大降低了手机价格。

这是一个草长莺飞的时代，功能手机在全球普及开来，其间还有寻呼机、小灵通等过渡移动通信设备的一时风光。文字信息成为2G时代的意外主角，其实已经预示了移动通信的重点不是紧急必要的联络，而是人际交互与娱乐。段子手是那个年代里不露脸、不具名的网红。“拇指族”这个说法也初现江湖，人们不经意间在手机键盘上“摁死”了传统电报业务。

“有事儿发短信！”王建宙到现在还记得短信业务刚推出不久，他在商场里听到一个人冲另一个人喊了这么一句，“当时感觉真是特别好，以前春晚有个小品叫‘有事儿您说话’，现在不用说话了，直接发短信，通信技术就这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1999年到2004年，我在中国联通工作，2004年以后，在中国移动任职。”中国在2G时代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移动通信市场。

这也是王建宙作为企业家快速学习成长的阶段，担任上市公司负责人让他的商业视野大大拓宽，“我每个星期都会花大量的时间认真看投行的分析报告。”技术驱动的移动通信行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及时更新知识，“我的体会是只要三个月不看技术杂志，就有不知道的新名词了。”

作为超大型企业的管理者，他将自己的学习重点聚焦于电信技术、管理知识和金融知识，“技术学习必须有深度，我们在技术企业里工作，必须把与企业发展相关的每个问题都要弄懂，不能一知半解，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管理者，就在技术知识的学习上轻易原谅自己。”

2G时代在通信领域开始发力的中国企业家还有华为的任正非和中兴的侯为贵。1G时代，中国电信业采用的设备和终端全部来自国外，“2G开始，华为、中兴初露头角了。”

两家企业最初都做用户交换机，华为利用可将2G设备平滑过渡到3G的软交换技术产品迅速占领市场，从中国移动，以及阿联酋、泰国、毛里求斯等海外运营商手中获得了大量订单。

高速度、低成本、广覆盖的边际网技术让华为成为中国移动推行农村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华为在5G时代独领风骚打下了基础。

“华为团队永远是设备供应商中最早拿出解决方案的，”王建宙充分肯定华为作为设备供应商的技术能力，“在草原、沙漠、海面这样的宽广区域，华为采用超距离覆盖技术，大大节约投资。基站采用全室外设计，无需机房和空调，可以直接使用市电，不需要配备专门的电源系统，环境适应能力超强，大大提升了农村以及其他恶劣自然条件下网络的可靠性。”

任正非也是王建宙十分欣赏的企业家。2G时代是设备供应商最多的一个阶段，全世界的移动运营商都在扩容网络，市场如火山喷发，各家订单都拿不完，顾不上企业的精细化治理。“我们遇到过很多电信设备制造商，技术很独特，产品价格也合理，但是合同签下来以后，后续会碰到一连串问题，交付不及时、产品与合同不符、调测人员不到位，等等。”

王建宙在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时，常常向华为的工程师请教，总能得到快速而准确的回复。有一次，他去珠海出差，约任正非见面交流。任如约而至，让王建宙没有想到的是，他连司机都没有带，自己驱车往返三百公里。“华为员工告诉我，任总经常自驾，这个距离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我们的企业都非常努力，”5G初兴之时，中兴、华为先后在海外市场中遇到过一些挑战，王建宙相信最好的应对方式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移动农村战略写进哈佛商学院案例

2007年2月，王建宙代表中国移动在巴塞罗那参加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并参与论坛发言。在发言前，他先放了一段45秒的视频，不同于那些充满城市元素和未来科技感的短片，这段视频是一段真实记录，呈现了中国移动在道路不便的中国山区架设移动通信基站的场景，“施工方式看上去很原始，工人们光着脊背，人拉肩扛，我原来也担心这样的镜头放出来，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咱们很落后，但这是我们在农村地区建设移动网络的真实画面。”

最后一个镜头播完，现场沉默了几秒钟，“实话说我当时是有点心慌的，”掌声忽然响起，持续了很久，“我感觉得到，这是一种表示钦佩的掌声，我的国际同行们用掌声赞誉了中国移动为消除数字鸿沟而做出的努力。”

哈佛商学院派来一个访问团队，“像记者采访一样问了我一些问题，他们要把中国移动的农村通信战略做成一个案例。”王建宙回忆。

“从长期考虑，中国移动的农村通信是可行的吗？”哈佛商学院案例分析犀利地指出“当中国移动要解决最后一英里的移动网络覆盖的时候，成本已经提升了近三倍”——

“市场的竞争很激烈，中国移动的竞争对手是两家实力雄厚的全业务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商不仅要关注农村市场，也要关注城市市场，毕竟，对移动通信企业来说，城市市场更容易获利。此外，电信运营商还要关注海外的移动通信市场。那么，从长期考虑，中国移动如何才能更好地分派公司的资源呢？”

王建宙坦言，自己读到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心里有些压力。2005到2007两年间，中国移动完成了9万多个偏僻村庄的移动网络覆盖，达成农村地区网络全覆盖目标。

“作为上市公司负责人，我觉得最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上市公司股东、客户、员工，现在又加上一个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王建宙退休后担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常给CEO们上课，他笑言，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是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这个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准备在农村地区实现网络全覆盖的时候，投行是反对的。成本太高，并且移动通信网络主要建在城市，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当时偏远地区也没有普及移动电话。”反对者最大的担心是，巨大的投资降低企业价值，损害投资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