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圣：在写作中，“曹县”成为人性的计量单位

孙悟空在十里堡

孙悟空的名字只在寄快递时出现，在这个收获的秋天，作家孙一圣从北京十里堡给各地朋友寄出了许多本书——新出版的小说集《夜游神》。

无论是客居的北京，还是家乡曹县，在华北平原，一颗种子种下，便有收成的时候，无论是好还是歹。过去十年，孙一圣如在老家种地般勤恳地写小说，2016年出版的首部小说集《你家有龙多少回》引起了一些争议，被一些人诟病为“一部糟糕的先锋小说集”、对文学大师的拙劣模仿。五年后，孙一圣出版了第二本书，最近开始跑一场场相关的文化沙龙。

北京城里正值“北京十月文学月”，沙龙和讲座不少，有高校文学院的、出版机构的、各机关单位的，才华与声名在字词间流转。在孙一圣的新书沙龙上，读者在提问中说起同辈作家中那些闪亮的名字，他们中有些人作品获得了影视改编的机会，有些新人第一本书就获得了普遍认可。1985年出生的孙一圣才意识到年龄这件事，80后作家早已做出有分量的成绩，90后作家也已足够优秀。

“年轻的时候觉得我写不出来可以再写十年，但现在再写不出来就不行了，就得老老实实回去工作了，有一种人到中年的紧迫感。”孙一圣36岁，全职写作，生活里不善言辞，见生人拘谨。

《夜游神》一篇篇均产于北京十里堡租住的一居室开间，而在字里行间，作家依然锄犁着山东曹县老家人事变化的土壤。这本书收录着他从2016年至今的五部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呈现了千禧年前后小县城一种原始的充满蛮力的生态，有性别生理特征的反转，有“枪”的隐喻，有归乡和妯娌间的抽丝剥茧，流荡着一个千禧年前后的县城漫游者。

“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作者应该客居于他乡，才能获得写故乡的授权……离开故乡，像天空中的无人机一样俯瞰故乡。”2021年10月上旬，北京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书店《夜游神》的新书沙龙上，作家阿乙说起作家与故乡的关系，他比孙一圣大差不多10岁，说起两人之前在铁葫芦图书做同事的事，“我当时给他一个可能不太好的建议，我说，工作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至今也是这样，孙一圣现在失业，我不知道跟这句话有没有关系。”

“这个时代有很多诱惑，有政治、有经济、有心灵鸡汤、有直播。我经常也受到诱惑，全是因为我的才能不够才保护住了我。”阿乙觉得孙一圣也如此，他对孙一圣诸多照顾，有种相惜，“我觉得他的运气也挺好，有很多朋友也在支撑着他。其实和我当时的处境差不多，好像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导管，就需要通过笔、通过写作抒发出来……从这方面来说，孙一圣是一个很纯粹的写作者。”

离书店不远，就是孙一圣租住的十里堡，鲁迅文学院也坐落在十里堡。穿过一条细河，他骑单车十分钟就能到商场五楼的这家书店写作。书店里常坐着在愁眉苦脸中飞速敲键盘的作家、编剧、记者、编辑，在这儿，你很容易偶遇孙一圣。作家阿乙也很好认，他背着一个绿色帆布书包。有次他们恰巧坐在我邻桌，两位作家讨论着全职做纯文学从出版到谋生的艰难。

“在上海的酒店做服务生的时候确实也租过床位，那时候刚毕业，每个刚刚毕业的人都好不到哪去。”孙一圣语气温和。在决定开始写作前，他当过酒店服务生、水泥厂保安、化工厂操作工、农药厂实验员。在写作之后，他前几年还在断断续续地工作，为专心写小说，从两三年前开始全职写作。

在第二本书的新书沙龙上，活动场地书墙有整版的契诃夫、博尔赫斯、沈从文、胡里奥·科塔萨尔、胡安·鲁尔福、赫拉巴尔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在墙上卡夫卡、海明威的海报和本雅明《写作条文十三则》的凝视下，读者提问环节的第一个问题，来者告白，“已经有那么多厉害的人写过那么多好的东西……没必要动笔”，“其实我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一直都不是很感兴趣。”

孙一圣坐在椅子上，因拘谨而坐姿近乎乖巧，沙龙嘉宾作家阿乙、淡豹，编辑罗丹妮也同坐一圈，听来者的最终疑问——

“你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写的作品是有意义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写小说呢？

孙一圣很久没写读书笔记了，新书和随之而来的活动打乱了规律的生活。出差跑新书活动的路上，他白天想晚上争取写鲁迅《铸剑》的读书笔记，到晚上却作罢，“这几天太累，一点一点写完吧。”

几年前，林培源在北京读博时，也不时和孙一圣来单向街书店，和阿乙一起写作。在青年作家林培源看来，过去五年，孙一圣一直勤勉地阅读和写作，他读《红楼梦》读《聊斋志异》，读福克纳读契诃夫，常写阅读札记，这种几近苛刻的读书习惯像是孙一圣的一种自我砥砺的手段。

“事实证明，这样的训练卓有成效。在小说集《夜游神》，诘屈聱牙的长句、生僻字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质朴的语言、平实的故事以及对小说叙事老练的掌控力。”林培源在书评《“曹县故事集”，或风格的崛起》中写道。

有时，商场的单向街书店几乎像文学小组开组会，孙一圣和写作的朋友们一人各据一点，对着电脑打字。青年作家周恺是孙一圣十多年的朋友，听孙一圣说过一个玩笑：几个人经常一块儿去写作，有一位女生写都市小说，“孙一圣觉得那个女生坐在那儿写，跟周围的氛围很融洽，但是他坐在那个咖啡馆，写曹县地里怎么收麦子，他就觉得特别的格格不入。”周恺说。

格格不入的场合并不少，哪怕在同辈写作者的同温层，他不是像林培源这样少年成名、凭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也不是在高校文学院一步步上来的，他甚至是少见的、长期不具有写作自觉的文学青年，他从初高中开始有阅读习惯，但没有动笔念头，连最初写作的原因也少见——原本是抱着功用目的开始写小说的。

当孙一圣高考复读第四年、成绩依然只能上专科时，一心只希望儿子读个本科的孙爸爸也不好再说什么。2007年，孙一圣到郑州某师范专科院校读化学系，实习在上海某酒店当了一年服务生，毕业后回曹县老家，在爸爸介绍下到水泥厂当保安。保安当了半年，年轻人受不了。“当时跟我爸谈判给我一年时间，至少希望能够出去看一看，我觉得其他工作一年肯定挣不了什么钱，只能找找别的方式，想重拾之前看过的书，看能不能写出一些东西。”

孙一圣从曹县到了郑州，那是2010年，他25岁，在郊区租了间月租一百的房子，15平的房子有一床一桌，厨卫皆备。时间一点一点过，有时一字不出、有时才思泉涌，边看边写、边写边投，全部石沉大海，这么写了一年。当看到北京的铁葫芦图书的招聘信息时，他投简历，又挂了一篇小说。铁葫芦的负责人王小山，历史组主编、医生出身的阿丁，小说组主编、警察专科学校毕业的阿乙收到简历，给了他面试机会。就这样，孙一圣来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第一年，孙一圣为工作没顾上写作，之后为了写作，工作得断断续续，“一开始我爸就跟我说过，他的家族观念是我们家基因就是这种，不是聪明也不是有天赋的人，如果想干好一件事，最好是集中全力干一件，这样做的时间长了，只能说有可能做到稍微比别人好一些。”

比起曹县和郑州，北京给文学青年的机会自然多很多。孙一圣的《而谁将通过花朵望天空》2012年发表在《天南》，同年被译为英文。他和好友周恺、余幼幼也是因为《天南》的活动认识的，彼此间的文学交流很多，谁出了新作，大家都分享看看，直到2016年孙一圣出版首本小说集《你家有龙多少回》，收到一些锐利的长篇评论：“一部糟糕的先锋小说集”、对文学大师的拙劣模仿……

“当时打击太大了，不过主要是反思自己，羞于给朋友看，觉得自己写得不好，更不说给读者看了。那段时间我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好像又重新回到了高考复读多年的阶段。”孙一圣那时有不少未发表的小说，他继续写，没敢投稿，写完就放着不再管，也有些小说他耐不住寂寞，放到网上，后来又删掉。

“我觉得这两年一圣过得稍微好了一些，前几年他出第一本书卖得不好，有些评价也挺尖锐的，那个时候他精神压力比较大，生活的压力也大。因为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工作，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没有工资的，发表小说也不是太多，可能一年四五篇。他不太爱去表现自己比较艰难的一面，我是没有办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途径之下，怎么样去写东西。”周恺说。

“反正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既自卑又自傲，有一些比较狼狈的东西，他是坚决不会去展露的，希望自己的整个形象是干净的。”

《夜游神》目前的反响还不错，周恺忙着自己的新书，还没来得及读，但读了孙一圣明年要出版的长篇小说。比起他们十年前刚认识时，孙现在的小说确实更娴熟了，“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孙一圣确实是在自己文字世界里沉得很深的人，不会根据一时风向去做什么改变。”很多写作者在文字风格上是一种横向试探，尝试更多的风格。他写作十多年是在一条路上越挖越深，而不是说有什么样的转向和改变。”周恺感受最深的是孙的抠字眼，无穷地补充那些他看重的细节。

新书有两篇归乡的小说，没有作者偏爱的叙事游戏，无激烈情节，平缓又笔笔用力。作者描写多人在场的重要场景时，先按大全景铺画草稿，每个人围绕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所有能想到的细节和对话全部写下。正式写作时，他再把草稿放一旁，在正式稿中榨取草稿，话里榨出另一层话，编织成篇。在角色言语的微妙摇移中、故事暗流中汩汩向前。

火车从北京出发，先坐到山东菏泽，再从菏泽坐大巴到曹县，再坐车回村，这是孙一圣自己的归乡路。小说下笔最流畅的，往往是回乡途中窗外的华北平原，开阔空旷。秋景如皴，冬日则冰脆，“天光像一大片一大片结冰的云，非常脆，路面安安静静。远处弯一点的路突然动了一下，掉下来一辆车。”

以曹县为计量单位，夜幕降临华北平原

一个个故事耕种在曹县的土壤，而曹县老家的十亩地则种着麦子和玉米。5月回村时，孙一圣给父亲看他将出版的小说集，父亲读到《还乡》生了气，这篇小说里亲戚间龃龉、父子如仇敌。父亲不懂小说，不知道小说都是虚构的，要求儿子将文中“爸爸”和里面所有人物都改成好人。儿子解释几次，最后只能口头承应。

十几岁时，家里专门给孙一圣打了个小镰刀，秋收时割麦子用。割麦子实际就三四天，但他印象中每年都割了两个星期，整天祈祷别下雨。整个麦收的记忆除了劳累，就是跟天气抢时间。这次回乡，父亲说今年天旱，麦子长得不如往年好，人手不够。“其实我已经很多年不回家，觉得科技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却还是要看天吃饭。”

2021年5月，曹县因棺材和寿衣、汉服成了频频上微博热搜的网红县。孙一圣在家收到许多朋友发来的曹县快手抖音视频。曹县火了，村里没什么动静，隔壁镇是棺材集群村落，也没什么动静，只有北京的朋友们在微博微信上热闹。

上中学时，家里没钱，但孙一圣和姐姐都要读书，父亲一边种地，一边想了个开灵车的挣钱门路，灵车往往是废车处理厂的报废车，运气好能遇上医院退休的救护车。父亲改装灵车改出了经验，车头焊铁皮牌，毛笔写火化车三个大字，车身环绕着白布白花，夏天和冬天生意多一些，平时一个月也就一两趟生意。火化车开了三四年，很多人来问，家里顺便开了寿衣店，方圆十里地都是他家灵车的辐射地。

成长这些年，父亲一直为了全家生计而奔波，让一家人的生活运转起来。孙一圣和父亲关系很好，父亲说什么，他也就做什么（除了这回改小说），最初高考是父亲的一句话，他就老老实实复读了四年。他信服父亲的话，“有时我也会想，他这么多年，如何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不断去处理这种关系，面对我的多次高考失败，他可能已经开始有点疲惫了。”

在北京十多年，他觉得和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微弱，反而和老家多年没联系的同学关系更紧致，“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家庭和宗族、农村的感觉。”他分不清是因为这种环境滋养了小说，还是因为自小的习惯，“县城和大城市的楼房之间人们不太说话，我反而觉得农村的家族关系比较亲切，不管亲戚间的别扭会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人与人之间的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血亲还是邻里之间。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有伤害，就没有真正的理解，都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