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二本青年

龙洞和陇东

黄灯站在甘肃陇东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的讲台前，调试准备使用的PPT。她要讲的题目是：“看见他们——光环之外的二本学生”。下面的座位可以坐好几百人。她对即将到来的大场面有点担忧，声音和目光在巨大的人群中寻找聚焦点，会更困难一些。她的头上有几十盏灯，光线过于明亮时，会看不见后面的人。

她将要面对的是西部的学生——这是她接受邀请、来甘肃这所二本院校演讲的主要原因。她想比较一下东西部二本学生的差异，或者说，看到更多。她在广东教书多年，接触的大多是广东的二本学生。她将自己这些年和学生相处的所见所得写下，出版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已经加印多次。二本学生是本科生的主体，但在此之前，几乎从来没人写过关于他们的书。

我站在黄灯背后的幕布旁边，看着过于宽阔的舞台，想起几天前在广州龙洞，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所在的楼层，黄灯站在阳台上，望着周围的院校。这是她教学多年的地方。周围同样是二本院校，相似的篮球场和校园，连缀而成的背景，让人难以一一辨出，好比从广州地铁6号线植物园站D口涌出来的学生，他们成片成片的，如水一般。

龙洞甚至是许多广州人都经常忽略的地方。这里属于广义的“天河北”。“天河北”是某种高速发展的象征。在广州，龙洞显然发展没那么快，这里仍有大片的城中村。周围没有高耸入云的大楼。多年以来，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地点是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散落在龙洞的那些二本院校，如同龙洞本身，经常难以被人看见。每天早上，龙洞的公交车站都排着漫长的队伍。更多的人选择地铁，但地铁的拥挤程度，可以排在全国前列。

此时，陇东学院所在的甘肃庆阳，刚刚迎来高铁。庆阳横跨在董志塬上，交通并不十分方便。以往来这里的话，不是通过汽车，就是飞机。黄灯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汽车站一样的庆阳机场时，黄土地正好落下雪花，眼前一片黄白。

学生们从积着雪的户外陆续进入大学生活动中心。秦伟（化名）是其中一个。他是陇东学院地理科学专业的大三学生。他最近的计划是到西安翠华山见习。这里离西安比省城兰州近太多。他也可能去当几个月的实习老师。陇东学院之前的主体是庆阳师专，很多人毕业后都成为了教师。

陇东学院里，许多同学在准备考研，秦伟显得纠结。“对我们二本学生来说，工作确实不太好找，现在好学校毕业生都难找到好工作，何况是我们。大家一提起找工作，就迷茫。想考研，又觉得考不上。”

听讲座的时候，秦伟和自己的老师挨一块儿坐着。他看着老师记笔记记得特别认真。“我们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二本学校，干啥都有点尴尬。”

虽然还在上着学，但秦伟喜欢在课余做些小生意。比如车票生意。许多学生需要在兰州和庆阳之间来回。他跟长途车司机联系，以低于车站的价格，买卖车票，赚中间差价。学校里，许多人叫他“秦老板”。现在，“秦老板”已经不卖车票了，他发现，“学校卖车票的比坐车的多了。”

同样坐在台下的黄牧（化名），已经放弃了考研，读应用化学专业的他，已经和一家化工企业签了协议，月薪是6500块。他内心的迷茫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考研曾经被他自己设定为改变二本学生身份的路径。出身甘肃天水甘谷农村的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生活对黄牧来说，意味着各种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宿舍生活。没有过宿舍生活经验的他，室友手机外放的声音都会让他崩溃。从大一开始，他就抱有考研的想法，天天在自习，和室友天天打游戏的生活相比，有些格格不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年，我几乎在抑郁中度过了两年。”两年之后，这样的生活有所改观。他遇到了前女友。在她的鼓励下，他慢慢摆脱了糟糕情绪。他们还是分手了。“我的家庭情况太差，我还爱她，可是没有办法。”他的考研梦，一直持续到大三的暑假。小他两岁的弟弟生病，父亲陪着治疗了两年。家里几乎没有了什么收入来源。父亲亲口劝他放弃考研。他答应了。

黄灯在台上演讲。关于二本学生和考研，黄灯特意讲了自己的两个甘肃学生，她少数的来自外省的学生。冉辛追（化名）是广东金融学院劳经系的学生。他是甘肃平凉泾川县人。在平凉一中读高一时，他是班上倒数第一。高二选择文科后，他才结束了“噩梦”，考上了广东金融学院，读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2013年，黄灯在给冉辛追所在班级教《大学语文》。他向黄灯咨询，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跨到文艺学考研，难度会有多大？黄灯见过太多人想跨专业考研，但鲜有成功先例。“我不想害他，并没有鼓励。”黄灯很坦白。

在2021年初，考研成绩出来之后，我联系上了黄灯的学生闻梅（化名），问她考研的情况。她的回复是：“又失败了。”几个月前，在广东金融学院的餐厅里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第二次考研。她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跟黄灯老师接触很多。黄灯老师的丈夫杨胜刚也在广东金融学院任教，给闻梅上的专业课更多一些。“他们夫妻是真正很关心我们这些学生。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要面对的各种难题，他们看得更清楚。有时候，他们会比我们学生更担心我们的前途。”闻梅说。

闻梅读了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提到黄灯在课堂上让学生写《风》。“那天原本不是写这个题目，正好来了台风，就让学生以此为题写作文。”黄灯没想到，这几乎成为了自己调整生存状态的开始。

邓桦真（化名），一位计科系的学生，她在课堂上飞快地写完了《风》。“很久没有写作了，可没想到再次提笔时却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去体会风的呼啸，只能用呼啸的‘风’来写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阵阵凄厉的风声，不正好是自己此时内心的哀鸣吗？”她申请贷款未成功，她的父母月收入加起来不到一千块，两个弟弟要上学，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没心情写风。

黄灯看到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学生，仍然经历着自己童年时村里同龄人的普遍困境。她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老师发起募捐，邓桦真的问题获得了暂时解决。

这是黄灯打算写自己学生的契机，她想去看见他们。

大学是长大了自己学吗？

傍晚，黄灯从广州家中的柜子里，找出了那篇《风》，还有许多学生写的作文。多年里，黄灯会让学生们写同题作文。其中一个题目是：“我的大一”。

她翻到其中一位学生写的作文——《我的大一》。作者叫朱洁韵，2005级文秘二班的专科生，当年学校升为本科，这是招收的最后一届专科生。

作文用纯蓝墨水写就：“带着父母的牵挂和叮嘱，我们每个人都是怀揣着无限的好奇，憧憬中夹杂着恐惧与不安地踏进了大学校门，跳出了父母‘保护伞’的我，就像只迷途小羔羊，不知所措。失去了父母的呵护与照顾，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习惯了应试教育的我，面对大学全新的学习模式时失去了方向。思想上的稚嫩和性格上的弊端让我在为人处世特别是人际交往方面摔得头破血流……为此，我恐惧、迷惑、愤怒、忧伤、退缩。最后，还是站起来勇敢地去面对。所谓大学，就是长大了自己学吗？”这是朱洁韵发出的疑问。

对于为什么上大学，来自广东湛江的何达亿和许多考生一样，曾经没有确定的目的。“不懂学校不懂专业，什么都不懂。”通过复读考入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的何达亿，觉得在大学一定要学一门比较实在的技术，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找到工作。

他还差两分不到一本线。广东金融学院在广东是最好的二本之一。他留在了广东。“考虑到爷爷奶奶也比较老了，留在省内读书，读完了以后还可以出去。”

大学时光过得很快。此时，他正在准备考研，他这次选择的是西南政法大学。和他一块准备考西南政法大学的还有佟山（化名）。

佟山来自广东潮汕地区，家庭条件不错。学校和专业都是他自己选的。考完高考，他估摸着分数大概只能上二本院校，跨越不了。“在广东，可能叫普通本科更合适。”

专业实习，佟山已经去过两回。律所和检察院，他都去实习过。实习的时候，他会遇到来自重点大学的学生，对于案件，他们会交流。“确实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某些看法挺深刻的，能感觉到他们接受的法学教育会更加细致。”佟山说，“毕竟教育资源的倾斜程度不同。”

佟山觉得二本学生有某种尴尬——卡在了专科和重点大学之间。“想要研究学术，培养学术思维，老师会觉得你智商不够，也不太愿意教这些。”他看到很多重点大学的学生，至少有些学术训练。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空白挺多。

在检察院实习的时候，带他的检察官跟他说，小佟，你如果要进检察院，你还是提升一下自己的学历好一点。“检察院招人基本都是研究生学历起步。”

和许多二本院校的学生一样，佟山大一的时候就想考研。由于学的是法学专业，法考也很重要。所以，一进大学，他就开始为考研和法考做两手准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如今已经在网络上红出了圈。大一的时候，为了法考，佟山去现场听过罗翔的课，大为震动。他把当时还没那么出名的罗翔，推荐给其他同学。为了听罗翔的课，他和同学早上5点多起床，坐地铁从龙洞去到广州大学城。

“罗翔什么影响到你了？”“法学的价值观。”佟山说，“如果说我心中有某种公平正义感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罗翔老师带给我的。刚进大学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各种法学概念都不清楚。罗翔老师告诉你，公平和正义是绝对的，我们永远画不出绝对的圆，但是我们能画出相对的圆。听了他的讲座，我会对法律更有兴趣和追求。”

佟山把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都看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身边原来还有这么多困难的人。“我周围的同学基本没给我讲过他们的家庭。我数了一下，书里边的学生大概有三十多位，大体上说，家庭都挺一般。虽然他们很拼命，但也只是上了一个二本院校。他们已经很努力了，这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下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如果有更好的资源，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好。”佟山说他看了这本书，会反思自己。“我觉得自己好渺小，我们就这样前进了，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考研的生活里，佟山早上6点去图书馆，晚上11点回宿舍。佟山带着我去图书馆转了一圈，那里坐满了人，没有人的位置上也放满了各种占座的物件，在大学里，占座是一种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技巧。

过年回潮汕老家，走亲戚的时候，佟山和家人会见到在重点大学就读的表哥。“你会感觉到大家对他的重视。我那时候以为重点大学的学生才是社会的主角，舞台是他们的，跟我们没啥关系。”

何达亿来自普通农村家庭。从小到大，家里除了课本，没有课外书。他觉得能考上二本就不错了。到广州上学之后，他去过一些同学的家，看到别人家里有很多书柜。假期回到老家，他给自己弄了一个。

如今，农村的中小学生都用手机了。何达亿有了疑问，有了手机之后，农村孩子是更容易考上大学，还是更难考上大学？他跟黄灯老师说，他想写关于乡村手机问题的论文。黄灯很支持。他开始做这个课题组的组长。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队，然后立项。

何达亿上大学之前，“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没有见过高铁，没有见过广州塔，什么都没见过。”然后，他就想着，能不能建立一个渠道，把大学生跟乡村中小学生沟通起来，想用大学的视野和价值观去影响他们。“能让他们树立一个学习的目标也好，思想开阔一点也好，”他想让他们通过互联网，听到一些免费的公开课，“就像我们听到罗翔老师讲课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