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工厂里的流动工人

“想办法学门技术，不要进工厂”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工业区，一座可容纳十万人的工厂，工人如潮水般来去，人数最盛时是八九月，可达十余万。调节这一数字的并非工资，而是一个叫“返费”的东西。

返费，可以理解为给流动工人三个月工期满后的额外奖励。它不仅是反映工厂订单的晴雨表，也成为工厂调控工人数量的手段。旺季用工需求大，返费随之水涨船高;淡季时，返费下降，工人如候鸟般四散。

过了国庆节，上海昌硕的返费跌至6000元。一个月前，“返费”还是11000元。

“往年9月底、10月初（返费）是最高的。”今年大量招聘开始得早，“到了9月初已经开始掉价了。”在昌硕附近一家劳务公司工作多年的凌敏告诉我。

返费由来已久。不少劳务派遣公司的人告诉我，至少有四五年了。凌敏说不准是哪一年的事。但在2011年，她初次从老家进昌硕打工时，返费还是个不能“摆在台面上说的事”。她在厂里工作了三个月后，才听说同事的1000元返费。但她肯定，返费是一直存在的。“从有中介和劳务开始，就有返费。”

时间倒回到2004年，彼时，苹果公司已经把大部分的生产工作转移到国外，主导这一决策的人是现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与美国的许多电子公司类似，苹果公司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在库克看来，亚洲之所以受欢迎，一方面是因为其供应链比美国完善，另一方面是“工人的工价便宜”。

昌硕是继富士康之后的苹果第二大代工厂。它所属的和硕集团虽未公布产能情况，但根据《财经》杂志报道，昌硕每月极限产能达到500万部。人数最多时，昌硕厂内有十几万名工人。

进厂的要求简单。“男女作业员18-42周岁（无前科），会背26个英文字母”——这是上海昌硕招聘官网公布的入职要求。用凌敏的话说，“只要是个人都能进。”

由于用工需求大，昌硕将部分临时工招募外包给中介公司。但在厂区内外及其招聘网站上，“不要通过中介进厂”的警示十分醒目。一位接近昌硕人事部的员工接受《财经》采访时称：“这种办法可以提高招人的速度，而且，如果因中介出了什么问题，昌硕可以没有任何风险。”

“劳务派遣公司通过向工厂提供工人获利，利润一部分来自工厂，另一部分则来自工人的工资（注：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的工人，工资由劳务公司代发）。工厂从劳务派遣公司招人，可以免去向工人提供更全面的劳动保障。这是双赢。”凌敏总结道。

怎样的人想进厂？

“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有背景的，人家也不会来这找工作。”做劳务中介多年，凌敏能一眼看出在公司门口徘徊的背包客究竟是找工作的，还是打探消息的同行。据她的经验，找工作的人眼神和走路方式都不一样。“有人图高返费，哪家高就去哪家;有人会花上好几天比较各个门店的待遇。这时候，就看谁（中介）更能忽悠。”

昌硕门口从不缺新鲜面孔。每一天，都有背着双肩包的人在门口逡巡，编织袋状的行李放在脚下。前来咨询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厂里好离职吗？

一位拖着行李箱的大叔对我说，他在昌硕附近的建筑工地工作多年，工地上没活时，他进过几次厂——“包吃住嘛。”以为我要进厂，大叔语重心长地教导：“年轻人，还是想办法学门技术吧，不要老想着进厂。”

2021年7月27日，苹果公司公布了2021财年第三季度（截至2021年6月26日）财务业绩，数据显示，6月份季度营收达到创纪录的814亿美元，同比增长36%。通过外包，苹果公司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作为苹果代工厂之一的昌硕则通过招募“返费工”实现工厂利润的最大化。在这条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是数以万计的流动工人。

候鸟

因为返费，杨明亮进过三次昌硕。

2020年4月，在朋友的介绍下，杨明亮来到上海。离开家乡海南的契机是受伤。两年前，杨明亮在六楼外墙安装空调外机时，绳索突然断裂。多亏四层的暗窗，他捡回一条命，右手缝了六针。

“就是意外，无可避免。”他自己没觉得什么，但父母担心，作为独子，他没再坚持。家电维修做了两年，他月收入稳定在一万以上。那阵子，在爸妈的支持下，他还买了套房子。

不做这行后，杨明亮在家休息了半年。朋友建议他去上海跑返费，说坚持干90天的活就能得到一万多块钱，还有2590元的基本工资。他半信半疑，但有房贷在身，他还是来了。

杨明亮没有太多选择。进昌硕前，他当过兵、做过保安、跑过外卖，也和朋友合伙开过烧烤摊，多数无疾而终。他觉得，“没有文凭，做什么不是给人打工？”

2020年10月，杨明亮第一次进厂。干了近四个月，成功拿到15000元的返费。农历新年后，他从老家回到上海，又做了一次6000元的返费工，随后在达丰电子厂工作了一个月。后者是另一家利用返费大量招工的电子厂，在短视频平台上，时常能看到对比两家工厂打工实况的视频。二者尽管基本工资一高一低，但由于食宿费的收费标准不同，算下来相差无几。杨明亮更习惯呆在昌硕，至少，“这里的宿舍没有虫咬人。”

返费工没那么容易坚持。“提桶跑路”是这群流动工人的自嘲之词。价值万元的返费虽然诱人，但前提是他们得坚持90个工作日。杨明亮见证过许多工友来了又走。最夸张的一次，是他第二次进厂，打螺丝钉生产线上的16个人，撑到最后的只有3个。杨明亮觉得这划不来。“你大老远跑到这里干活，又面试、又花钱体检的。最后干了两天觉得这活不行，要走。不觉得这样很亏吗？”

杨明亮不喜欢吃亏。他的打工逻辑简单，“你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不是随心所欲。只要有活干，我肯定是不会亏的。”

“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

“我好像干过更苦的活。”

还在海南时，杨明亮做过一次日结。那一次，他要把数十辆卡车上的水桶卸下来，“一车有50桶左右。”同伴做了两个小时后就放弃了，但他不。“我要是走了，不就免费给他们干了两个小时。”他坚持卸了一整个晚上，最终拿到450元。

那次经历后，再做什么杨明亮都没觉得特别累。“心态要放好，真的。虽然（电子厂）每天的活都是一样的，很烦很枯燥。坚持下来就好。只要你心里有个奔头，什么都可以。”分享打工经历时，杨明亮几次说到“奔头”。

他问我：“你长这么大，有没有那种特别想得到一个东西、但到头来还是得不到的经历？”六年前还在当兵时，杨明亮参加“九三阅兵”的选拔。在最终选拔300人方队的前一轮，他被淘汰，当场哭成泪人。这么久过去了，他仍觉得这是自己最大的“不可得”。

与这一强烈的“奔头”相比，电子厂的生活似乎少了点激情，“奔头”趋于平淡。他觉得“多挣点钱，把房贷还了，再买辆车，就够了”。“反正我没有文凭，就走一步看一步。”

除了返费，电子厂招临时工还有另一种模式，按小时计算工钱。8月底最近一次进昌硕时，杨明亮做了小时工，每小时工价34元。因为跑返费“熬得太久，不确定性太强”，而海南临近收槟榔的季节，如果家里人手不够，他随时需要回去。可即使没有这件事，他也打算等到年底就不干了。

许多人将电子厂视作中转站，其中也包括湖北人沈涛。漫长的打工生涯里，电子厂绝非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不可或缺。几年前在深圳富士康打工时，沈涛听朋友讲了两件事，一件是电子厂的返费，另一件与虚拟货币有关。

2019年10月，为拿返费，沈涛第一次进昌硕。碰上疫情，他在厂里呆了一整年。那之后，他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又去雄安新区打过一阵工。2021年8月，沈涛再次回到昌硕。他给自己设定了期限——11月，拿到10000元的返费就离开。他存款不多，十年打工的收入几乎都寄回家乡盖房子，剩下的部分便投资虚拟货币。业余时间，离开流水线的沈涛几乎把时间全花在了网络上，“我要是资源好，我早就投了一两百万。”沈涛对虚拟货币的认识源自深圳那位朋友，他后来在网上百度，觉得这事靠谱。他曾因为买虚拟货币被骗过几千块钱。

最初来昌硕时，林丽想的是赚一笔返费就离开。她上一份工作的工厂在2021年7月20日的河南水灾中损失惨重，一直未再开工。无所事事了两个月后，林丽踏上了离家的列车。火车晃悠了十余小时，抵达上海时，林丽收获的第一个感悟便是，“等到回家的时候，一定不要坐这么久的火车了。”

流水线上

最近一次进厂，沈涛做线外，负责监督产能、换工单、按照型号给iPhone分类。相比于流水线上的工种，线外更灵活，需要兼顾的事也更多。

在昌硕，线外直接受组长指挥，盯紧产量是线外的重要职责。沈涛的段位上一共有16人，小组长要求他，每天至少要保证6000台iPhone的产能，还要给另一产线留存货。这些数字平均到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人每小时至少要贴好88台iPhone的泡棉。”

9月是昌硕的生产高峰期，每隔几天，沈涛就会被组长“屌一顿”。他最怕集合，这往往意味着产量未达标。领导问责后，按照大组长、组长、线外的层级关系，沈涛少不了挨几顿骂。他常干得心累。但最近产量提升后，工作平顺许多。

同在五厂的杨明亮也被问过要不要做线外。他不爱操心，拒绝了组长的提议。第三次进厂，他被安排在五厂，给iPhone13的主板贴上4个泡棉、1个铁片。他的日子简单，把流水线上的工作做好，和旁边工友吹吹牛，一天就过去了。

因为不想呆在流水线上，进厂前，林丽交了600元，找中介将其安排在一个“轻松点”的部门。9月初她进厂后，被安排在了研发部分，给iPhone13做实验测试，至于实验的内容，因为签了保密协议，她说，这不能讲。

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林丽就后悔了。听起来高级的研发部门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设备林立，工人的座位不固定。工作内容虽然轻松，但没活的时候，为了应付组长的巡视，大家得“假装有活。”

“就是在熬时间。”为了不被盯上，林丽总会在工位前摆一个笔记本，坐着发呆。这个工种唯一的好处或许是，午饭时间她可以看一会儿手机——这对处在生产线上的工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极度烦躁的时候，在工位上坐着休息都是煎熬。林丽想，还不如去流水线。

让林丽后悔的还有一个原因，她觉得600元本来没必要花。她听说员工进厂第一天选部门时，“轻松部门”会优先选年轻漂亮的女孩。第一天进厂时，拉着行李箱的林丽就被问过两次。她后来听说，长得稍微好看点的就会被挑中。“说不定是行政部门呢？”现在想起来，她心疼自己花出去的600块钱。

上海梦

如果问昌硕的工人，为什么是昌硕？答案里，一定离不开上海。

林丽来自河南新乡，一座距离富士康郑州工厂仅100公里的城市，但她还是决定来昌硕，因为“这里是上海”，“上海（拍照）拍出来的感觉很高级。”林丽说。

但其实，她没太多时间感受上海。电子厂的生活日复一日，一周六天，从早8点到晚8点。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林丽宁愿在宿舍躺着。比她小7岁的弟弟也在上海打工，初来上海的半个多月里，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两人在南京东路逛了一圈，吃了顿饭，便各自坐地铁回打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