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三部曲（下）成都“不劳而获”吗？

“我一直看不懂成都这些年的崛起。感觉成都好像也没怎么努力，怎么就蹿升得这么快？”

在成都访谈时，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向我表达这样的困惑。有些人被成都那种标志性的“悠闲”吸引而来，有些人断言这正是成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还有人则哀悼它正在消逝。在世人眼里，成都的成功似乎有点“不劳而获”，那么这种走红到底是厚积薄发，还是时来运转，抑或是昙花一现？

像这样的居安思危当然是必要的，毕竟如果不清楚成功是怎么来的，那这种成功就很难复制。谁都喜欢有活力的城市，城市的发展无疑也需要源源不断的活力，但成都的活力到底从哪里来，又能持续多久？

生活在成都

成都的活力是肉眼可见的。成都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像深圳那样忙于搞钱，而是更关心生活。有位在成都已生活多年的外地女生说，她觉得川博里笑容可掬的东汉说唱俑很能代表她心目中的成都人——他们真的很会找乐子，不管赚多少钱，但生活一定要享受。

这种市民心态，使得成都的商业一直相当繁荣，虽然居民收入未必多高，但社会生活却很有活力。据说成都的LV销量是全球城市第一，二手豪车数量也是数一数二的，哪怕不一定占有，但开着体验一下也很重要。按顶级奢侈品、一二线重奢的门店计，现在成都的奢侈品门店总数之多，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前一阵意外爆红的成都远洋太古里，自2015年开业以来，对这座城市的商业形态带来深远的冲击。在此之前，20世纪90年代的成都人逛的都是红瓦寺、文化路，磨子桥的“科技一条街”其实只是电子产品批发零售一条街，没什么技术含量，连春熙路步行街都是2002年才开街的。到如今，文化路封了，红瓦寺也落寞了，投资100亿元的太古里取代它们成为潮流新地标，像是对成都这座新一线城市的一次加冕。

不像有些城市新城老城割裂严重，繁华是从市中心向外递减的，成都的现代化更为均质。老城区的老房子，单价每平米才1万元，虽然没有电梯，但交通、生活都很便利。成都的学区也没那么僵化，这可能得归结于特殊的“后发优势”：由于公共服务的配套没有特别偏重，所以学区房没有多大价值，除了像泡桐树小学等个别例外，极少因学区单一因素而大涨。这两年天府新区是崛起了，但这并未导致市中心的边缘化，倒是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老城，像玉林社区的改造就是一个经典个案。

成都出了名的文化包容，也成就了这种活力：说唱、街舞在这里都很主流了，酒吧数量之多，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在成都，对奇装异服的包容度很高，打扮新潮的成都孃孃不时可见。

可以肯定，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气氛为城市带来了活力：如果人人都能想穿什么就穿什么，那不仅是带动相关消费，更重要的是带来一种心理上不受压抑的舒展感。诸多亚文化群体的存在，也不只是容忍多元存在而已，因为在几乎任何一个现代都市，这些亚文化群体都是创意产业的主力，他们的创造力，只有在一个包容的环境底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如果你喜欢吃吃喝喝，那成都堪称天堂城市。我这次在成都入住的酒店，给旅客的说明单上，推荐了景点、交通路线，但在关于美食这方面，就只一句话：“成都遍地都是美食。”这里是川菜的大本营，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洲评定的第一个“美食之都”，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都发源于此。海底捞火锅虽然是从简阳（现在也已划归成都）起家，但在成都才实现了飞跃，这不是偶然的。

老成都常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茶馆并不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多功能的公共空间：这里费用低廉，对所有人开放，有些外企来这里后也发现，在成都，在茶馆闲聊、打麻将的过程中可以办成很多事，实现“Hi生意的软着陆”。2000年，成都全城有3000家茶馆，但这些年随着城市扩张蜕变和年轻人的涌入，成都据说已有多达8000家咖啡馆。有成都朋友告诉我：“咖啡馆就是现代茶馆，升级的2.0版，但功能上是一致的。”

有位老家贵州的年轻朋友说，他在经历了难熬的疫情管控之后，2022年秋来到成都，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那种松弛有度的感受完全不同”。但也有人说，其实所谓“悠闲”就是“成都人懒”，“你在玉林路的街边，看到三轮车的车夫盖着草帽，问他要不要走，他说我要午休。他不想挣多少钱，你挣多少我也不眼红，随便你怎样都不在意，这就是成都式的悠闲和包容，所以也谈不上嫉妒和排外。”

成都有句老话：“当了三年讨口子（乞丐），官都不想当了。”那是一种自得其乐的小市民精神，“我能过五块钱的生活，那么五块钱以上和五块钱以下的生活都是差的！”如果觉得上班累，那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投入“另一个成都”——这里有的是丰富的公共文化生活。在这里，生活压力没那么大，也没有人管你非得要干什么，那你的选择自然也就更多。

由于内心自足、不假外求，他们看上去就显得自由自在，甚至没心没肺，不像“新成都人”必须不断努力才能达到或保住自己的生活。有位老家内江的朋友说起这种家庭内部的分裂：“我老公就是成都人，整天无忧无虑，但我就是摆脱不了的焦虑，在这都二十年了，仍然不觉得自己是成都人，我不知道‘成都人’意味着什么。”

五代成都人栾启迪说，在这些生活节奏的感知上面，他感觉本地人和外来者生活在两个世界。他前些年曾先后和两个省内的外地女生相亲，“就发现在很多事情的考虑上很不一样，总觉得她们内心有深深的焦虑感，以及对本地人的不信任感。本来，谈恋爱追求相互理解，但她们就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你作为本地人是不会理解的。其中一位老家西充的女孩，父母在外打工，自己确实很努力，名校硕士学历，但内心总觉得漂泊、孤独，没有安全感，对家庭也没有联结感，而我是非常强的；在她看来，本地人太清闲了，完全不求上进。”他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悠闲这一点，是成都人相处最舒服的一点，但在外来者身上很少能看到。”

在当下这个时代，这种看似悠闲的“慢生活”和“松弛感”，不仅是稀缺品，有时甚至堪称奢侈品，这本身就构成一种吸引力，为城市生活带来了全新的活力，也让年轻人看到了更多可能——“原来还能这样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悠闲”到底是好是坏？

“悠闲”可能是成都最常被提及但也遭受误解最多的标签之一。几乎所有人都注意到，成都的生活压力不大，然而，有人觉得这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维度，甚至是老成都的精神图腾，有些人却认定这只是懒散、不专业的表现。

成都式的“悠闲”，并不只是本地人的生活优渥，倒不如说是深厚的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城市精神。和沿海城市相比，地处内陆的成都所遭受的现代化冲击要迟缓得多。晚至1912年，成都到上海来回一趟要三个月之久，取决于水流速度；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到成都的旅程费时甚至超过上海到伦敦的时间，受洋货的冲击自然也小。这就难怪1899年到访的伊莎贝拉·伯德说，当时在成都“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影响”，民国初期客居成都的刘师培也断言，四川风气之开较南方可能要晚十来年——这里是不同于东南沿海开放城市的“另一个中国”（another China）。

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就像大熊猫一样，即便不那么凶猛，也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小生态里生存下来。1912年入蜀的中野孤山发现，当地市场“给人闲荡散漫之感”，“那些人完全没有竞争意识”。20世纪20年代来到成都的舒新城也说，“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别休闲”，在一个一切都受世界潮流支配的时代里，成都却好像世外桃源。民国时期的成都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没多少现代工厂，“整个给人一种闲适慵懒的感觉”，到了午后，整个城市都恍然似睡非睡。作家阿来前些年也说，好多成都脍炙人口的诗文都是杜甫等外来者写下的，“成都太休闲，不要说修都江堰这等大事，连写诗这样不太劳力费神的事，都要外地人代劳了”。

这里太舒适了，以至于多年前曾有一位成都人对《四川日报》说：“待在这里，常让我担忧：这样下去，会不会使我的意志消沉？深圳则是另外一番天地，那里创业的气氛很浓，人们奋发进取，工作之余忙着充电。成都人要是能有深圳人一半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成都就能实现大的跨越。”

反过来说，成都人也未必想要深圳式的发展。一位在深圳读大学、工作多年的成都年轻人说：“第一次亲身见识华为的狼性文化，看到荣誉墙上贴着某人已46天没回家，我就很震惊，这还能作为荣誉？”他最终还是选择回老家，又觉得一言难尽：“深圳就是每个人都努力搞钱，成都完全不同，是‘能不内卷就不内卷，摸鱼、到点下班’，薪资相比起那边是没啥竞争力，但压力也没深圳那边大，甚至日子也能过得不错，所以整个氛围就不适合奋斗。”

这种“悠闲”，不仅仅是“懒散”或“慢吞吞”，还意味着一种有底气的自在、自如、定力、分寸感和松弛感，却也常常隐含着一种反效率、反专业化的倾向。本地人也不说啥“悠闲”，反正就是“随便舞两下”——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即兴发挥，率性而为，好比写幅字，随手写写，时灵时不灵，看得懂看不懂，随缘好了。那未必是敷衍、摆烂，但肯定不是基于紧锣密鼓的长时间准备，卷是完全谈不上的，结果如何也不保证。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不追求目的性”，因为它不是非得达到什么目标，“差不多得了”。

对成都这种城市文化深有感触的一位朋友感叹：“成都人缺乏那种改天换地的精神，在底层设置上就没有一定出人头地的思想烙印，老成都在茶馆里一泡就是一天，哪里会有什么时间效率？”既然如此，那你可想而知，其职业化程度就较低，因为这种生活态度是非功利、非专业化的，也没有那么强的抗压能力，结果，有时北京总部觉得没问题的，成都分公司却会抱怨太多。

在成都职场上，由于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大公司那种标准化的流程，太多的小企业还是作坊模式，甚至连老板都算不清楚自己赚了多少钱。好多职场精英都和我吐槽一点：论工作的专业性，成都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真正差距在于，很多人都意识不到这种差距存在，因为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专业”。有位来成都多年的企业高管说：“我在这里明显能感受到职场文化的不一样，表面上看是‘悠闲’，往内里看是‘不正式’，就不是很职场。”

十年前，我曾到成都做一场数字营销的分享，从会后的提问、讨论来看，成都和上海在这些前沿动态上大致有3年的时间差。和本地朋友聊起，他笑：“才3年？”另一位在成都做教培的老板说，学而思2013～2014年横扫南京等地教培市场，“所到之处，只剩下同行的骸骨”，2015年进军成都，还用到了“1元”的王牌，她当时就涌起强烈的危机感：“我意识到它讲奥数的深度、应用性，大概领先我们5-10年。但同事们都满不在乎，说我们一定能赢，我说你们哪来的信心我们能赢？咱不扛揍啊。这是大城市来的专业化产品，现在打过来，那是正规军在‘剿匪’啊。”

她痛感这里的职业化程度不够：“老成都人缺乏专业精神，效率很低。一个班上20人的出勤率、回作业的回课率，有这些数字才能提升管理效率，知道怎么着手改善，但有些人就跟我说：‘我不认为这很重要。我关注好我的课堂，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很多文艺青年对工作本身也没太在意，更关注自己生活的闲适，“你私下一个人无妨，但要带队伍就不行”；有的人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做得很好，“但缺点是不能理解我们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经常做一些很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