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挺进牌局中央：科学家创业的残酷物语

这是一个“走得越远，收获越多”的故事。

2010年，清华和北大的两支队伍去美国参加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iGEM），清华的队伍得了金牌，北大的队伍不仅得了金牌，还拿到了全球第二名。

清华队长李腾和北大队长张浩千由此结识。两个竞争对手成为朋友，经常聊到有没有可能一起做点大事。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那句经典台词，“有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亮”。两人身上有不少共性：反感内卷，喜欢infinity（探索无限的可能）。在相识五六年后，他们共同创立了蓝晶微生物。

但两人的性格和处事又极为不同。张浩千身上有种杀出棚户区的野生韧性和街头智慧。他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旁的棚户区长大，那里不少人上完小学就进入社会打工赚钱，而高中成绩并不突出的张浩千，却一心想考北大。

少年张浩千早早就表现出擅打硬仗的行事风格，他本来想通过“压强策略”考入北大——在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实现重点突破。

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竞赛成绩差了一些，保送北大的名额也没有拿到，他不得不退一步去挤高考的“独木桥”，最终考上了北大生物系。那是早期的一次关键成功，也是他初次领悟到“潜龙勿用”。

李腾身上则多一些文气。生物学令他着迷的地方在于，地球上所有生命系统的底层逻辑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大概40多亿年都没有变过，但世间万物却在漫长的时间洪流中，进化出无穷多的可能性。

即便在创业最难时，李腾也认为合成生物学不仅有意思，还有巨大的商业机会。2018年，蓝晶曾像一架散架的飞机，只剩机翼跟机身还连着，但两位联创用了小一年时间，在飞机坠毁前又将它“粘”了起来。

2021年，在蓝晶成立5年后，合成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赛道的当红炸子鸡，进入高速发展的初期。不少人认为当下的合成生物学就像20世纪90年代初的互联网行业，刚刚度过婴儿期，说不定会有下一个类似苹果的公司出现。

用李腾的话说，合成生物学就是对特定的微生物进行工程化的设计和改造，将其变成“细胞工厂”，并按照人的意愿来生产物质。目前蓝晶的重点研发管线有4条，处于探索研究阶段的管线有6条，这10条管线主要分布在两个方向：一是健康消费，比如医美和保健；二是特种功能材料。如无意外，蓝晶的第一个选品——海洋可降解塑料PHA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实现量产。技术前景乐观，又已经孵化出产品，蓝晶微生物的B系列融资总额超过15亿元，高瓴、光速、碧桂园创投等知名投资机构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等国家队悉数入场。

这与创业早期的不被理解形成鲜明对比。回想2016年，“小黄车”如日中天时，投资人问：你俩做啥App呐？两位博士答：我们做合成生物。投资人说：哦，你俩不做App啊，那创啥业？

从留在牌桌上到挺进牌局中央，从科学家到S级创业者，李腾和张浩千经历了漫长而残酷的“前戏”。就像历史上所有的范式转变，这是一个持续的心理冲击过程，需要不断打破自己的边界。然而，创业又如《权力的游戏》所演绎的那样，从鏖战争王，到抗御尸鬼，谁完成了使命，谁就有当王的合法性。多年以后张浩千回忆参加iGEM的经历时说：“很多队伍进入九十月之后，都会崩溃，因为扛不住压力。最后那些进入Finalist的队伍，在开始几个月根本看不出和其他队伍的区别，但是在九十月之后，这些队伍的耐压能力、执行力特别强，就凸显出了差异性。”

革命进入到打细节战的阶段。随着管理半径的扩大，组织和管理能力能否跟得上接下来的隘口攻城和琐碎日常？在采访的视频会议间里，张浩千昵称“张师兄”，李腾昵称“腾哥”，两位博士只有34岁，他们能否以一种既坚定又如履薄冰的新姿态成长为技术驱动型的科创家？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但他们的痛苦和快乐看起来都是明亮的。

《颐和园》与茨威格

在很多次面临选择的关口，张浩千都会想起电影《颐和园》中余红说的那句话：“如果不是在理想中来考察我的生活，那生活的平庸将使我痛苦不堪。”

与李腾多年来一直把合成生物学当作本命不太一样，张浩千先后尝试过神经认知、植物生理、进化发育等领域。甚至有一阵，他在读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迷上了社会科学。

不断摸索并一路做减法，张浩千最终扎根在合成生物学，他喜欢“这门手艺”的无限可能性，各种跨学科的知识和规律在合成生物学技术中得以融合。

奥赛的经历曾经让张浩千在“做增量”这件事上尝到甜头。高考就像是给考生们画了个圈，大家就在里面内卷。但奥赛却不一样，它的知识密度高，上不封顶，在增加知识储备的同时还能锻炼学习能力。虽然他奥赛受挫，但回头冲刺高考时，考上北大就变成了降维打击。

有了这样的渊源，不难理解张浩千对infinity的偏爱以及对内卷的反感。“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边界更宽广、评价体系更多元的事，合成生物学自然就进入了我的视野。”

李腾也反感内卷。自打考入清华之后，他再也没有主动进入到内卷系统参与拼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科学家的第一项禀赋就是热爱。

但是热爱这件事本身，就如史铁生所说，“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刚上大学不久，李腾就发现生物行业的入口量大，但相对应的工作岗位非常少。

在一部《大洋彼岸》纪录片中，李腾看到了谢博士的故事。学生物的谢博士在中科院读了博，又去美国待了六七年，每天泡在实验室，没有业余生活，也没有女朋友。对着镜头谢博士哭了，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变成这样。李腾想：这难道就是他的未来吗？“劝退”是老生常谈，但李腾思考的是如何“进”。他没有离开生物学领域去读金融或者数学，而是决定毕业之后创业。

了解李腾的人，很难不想起茨威格的那句话：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年富力强时便发现了自己的使命。2018年，蓝晶进入低谷期，甚至有长达半年时间发不出工资，李腾最大的信念就是让蓝晶活下来，留在牌桌上。

李腾笃信的方向是对的，但机会需要时间，时间也是成本。他是否对于机会到来的时间点有所预期？耿直boy李腾的答案是没有。“我们对未来有判断，但这判断通常并不准确。刚创业时，我们觉得可能两年时间就能做好，结果第一个产品就用了5年。”

但担不担心入局太早成为先烈？实际上也是不担心的。找到使命的幸运就在这儿了。和大多数人相比，李腾少了很多烦恼，他从不为方向焦虑。“你选准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可以把它做到极致的。而这个东西它究竟是冷是热不关键了，因为做到极致之后，你就是唯一。”

这是“运气”背后的必然性。使命感意味着一种高弹性，不必机械主义地计算机会成本，更不用在意世俗眼光，即便是失败本身，也难以摧毁一个人。

贵人

“少年镜像”理论提到，一个人在成长阶段所触及的人格崇拜或精神依赖将贯穿其一生，并在获得绝对支配他人的权力时，一一释放出来。

我尝试探究两位联创在成长阶段的“人格崇拜”，因此采访是从“个人志趣和风格”聊起的。

杨振宁在一篇论文后记中写道：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品味，加上能力、秉性和机遇，决定一个人的风格，而风格又决定一个人的贡献。品味和风格居然与一个人在物理学里的贡献有如此密切的关联？这初听起来让人感到惊奇，因为对自然物理的研究被认为是客观的。但自然界是有结构的，一个人对这个结构的理解，对它某些方面的偏好，以及对一些方面的选择性忽视，正是决定品味的因素之一。所以品味和风格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性不亚于在文学、艺术和音乐中。

李腾觉得自己跟马斯克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本科时大家都讨论乔布斯，而我却更关注马斯克。我在他身上能够找到共鸣，什么是真正的科技以及科技类的创业要怎么去影响人类社会。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具象化的解释，不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想象。”李腾说。

张浩千则有两个贵人。其中一位是他的博导欧阳颀教授。在他眼中，欧阳老师有点像“科研界的王朔”，有水平，爱喷人，喷得特别有道理又特别新颖，大家不得不认。

张浩千从欧阳老师身上学到至关重要的三点。第一点，欧阳颀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他心无杂念地热爱科研。“会做实验、能发论文，并不代表你是一个好的科学家。好的科学家能提出好的问题，这是非常稀有的能力。”张浩千跟着欧阳颀经历了至关重要的科研训练。

第二点，欧阳颀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教育家。“实际上当他的学生很难，欧阳老师非常聪明，科学品味又好，别人糊弄不了他。哪种学生最受他喜欢？首先得聪明，其次得能说，再者还得能出活。”

自大三开始，张浩千就在欧阳颀的实验室里开展合成生物学的研究。有一次欧阳老师派他出席一场学术会议，同台做报告的还有诺奖得主。张浩千回忆道，自己的报告简直是一场disaster。

“回来后欧阳老师把我喷了一顿，说讲的什么玩意儿？但他第二次还让我去，只不过说你去之前先练一练，我同意了你再去。他一方面把你喷得一无是处，一方面又给你机会，还指出你的问题到底在哪，所以只要心脏够强大，能从他的‘喷’中survive下来，就成长得非常快。我从中学到的是，在培养人这一方面，对于那些真正有上进心的人，你既要足够耐心，又要足够严厉，还要给资源支持。”

第三点，欧阳老师清楚自己的边界和分寸。“他鼓励你创业，但也会告诉你，这方面我帮不了你。他是非常低调的院士，谨慎地规划自己的精力。你想这还是因为聪明，他不去蹚自己控制不了的、不懂的浑水。”

如果说欧阳老师教会张浩千怎么当一个好的科学家以及好的leader，那早期投资人、峰瑞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李丰则教他怎么当一个好的创业者。

李丰原本是IDG的合伙人，收入可观，工作也相对轻松。但他觉得很多好的创业者和创业方向是可以通过投资创造出来的。于是他成立了峰瑞资本，一个快50岁的人天天忙得不着边，甚至曾一天见7个LP。“这本质上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创业者精神的体现。创业者精神就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不合理或者缺少的东西，就自己去改变它们或者创造出来。”

一次造反

在李腾的成长路径中，对他影响很大的除了高中时的生物老师，还有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国强教授。“陈老师说，如果你想在这个领域创业，我可以用一种不同于一般培养博士生的方式去培养你。他非常开放，很为学生着想。”李腾说。

事实上陈国强教授对于蓝晶的起步曾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年11月，蓝晶微生物最初的创业方案成为清华大学-特拉维夫大学XIN中心首批扶持项目，并获得种子期投资。2016年公司正式成立后，陈国强担任蓝晶微生物的首席科学家，直到2018年因为对更换技术路线持有不同意见，陈国强退出了蓝晶。

张浩千把这称作“一次造反”，当时蓝晶已经在代工厂完成了产品小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但成本就是算不通，产品性能也不合格。“在我们当时看来，解决良品率低的唯一方法就是不用这种技术。答案很明确了，只不过就是需要做多久的心理建设。”张浩千说。

在采访中，李腾也回答了为什么花两年多时间，才意识到技术路线需要更换的问题。

“合成生物学领域是复杂的。如果你想知道在生命系统中编写代码的最终结果是什么，那么微生物大概需要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做植物，则需要半年，从改动它的基因，到种植和生长，最后再去看它的下一代是什么样的，所有过程分析完后才会知道结果。要是做个动物实验，可能时间更久；要是做人的实验，那就很敏感了，20多年才做一个实验。对比一下计算机领域，可能写个代码执行一下，几百毫秒就能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