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在K庄

去见阿德瑞的头一天晚上，我梦见一个餐厅，在一座山坡上。进入餐厅，要游过一条河，爬过一个迷宫似的管道。我从管道口吃力地钻出来，落魄得赛过一只老鼠，就差抖一抖身上的毛了。我用袖子抹掉眼前黏糊糊的东西，阿德瑞正坐在一把转椅上瞧着我。我打量了一圈儿说，嘿！还不错嘛，就是晕了点儿。

实际上，那天是阿德瑞请我吃饭。我打算跟他谈个项目，看能不能把荷兰当代美术馆的几件作品运回中国，放到我的家乡K庄展示。我有个预感，这些西方艺术品，一旦进入中国农村，一定会引起一片轰动。我那时因为参与上海世博会平台上的一个合作项目，结识了阿德瑞。他是个胡须茂密、眼光锐利的老人，在艺术作品的传播方面很有一套。我对阿德瑞说，我想以艺术的方式回到故乡。因为在我眼里，故乡都快变成他乡了。阿德瑞被我的热情打动了。但他说，Mr.赵，你为什么不考虑用复制品呢？这样不但风险小，还可以免去不少麻烦。你知道吗，光运输、包装、保险，就会掏空你的口袋。

那时，我在上海过得很穷。我母亲有一次专门打电话来，说她找人给我算了一卦。算命的说，你儿子辞掉美院工作，是他命中的一个错误。她后来又打来说，我都没脸出门见人了。我吓了一跳，问，怎么回事？她说，你太自私了，一心只顾着自己的梦想，从来不替我们着想。这话让我难受了好几天。后来我才听说，开旋板厂的牛红旗发了，给他爸妈换了新房，连抽水马桶都带热风烘干功能。这事刺激到了我母亲。我父亲倒是不抱怨，因为他整天忙着锯木头，编鸟笼。

一个雪夜，我回到了K庄。

从出租车上下来，我听到庄西头的狗在叫。一辆满载着木料的拖拉机从我身边开过，突突突，喷着白烟。扶手上的男人，脸上的肉抖得很凶，我没看清。就算看清，也未必认识。站在白茫茫的村口，我发觉自己像个异乡人，就像蜗居在上海都好多年了，我还是个外省青年。

K庄是一座很小的自然村，人口不到一千。十多年前我离开时，就很穷。现在还那样。没有工厂，找不到出路，很多家庭只能以中式木工作坊为主业。年轻人都去了北上广。

我甚至怀疑，有一天，K庄会不会从地图上消失呢？

我这次回来，想用一年的时间，和村民一起完成荷兰馆藏作品的复制。十件作品都是我亲自挑选的。记得当时阿德瑞问我，你为什么选中它们？我说，相比其他作品，它们更容易转换成当地艺术。我打了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你口袋里的欧元，不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掏出来就能花了。

早晨在镜子前刮胡子，我发现鼻毛长了出来，忘记带鼻毛剪了。母亲站在身后，从镜子里忧愁地望着我。我注意到她脸肿了。我听到她说，我几晚上没睡着。我问怎么了，她说你过完年就三十五了，你到底打算啥时候要小孩？我说你儿子现在正在做一些很积极的东西，要等这些都弄好。她盯着我，半天不说话，过后抹着眼睛出去了。

我听到院子里锯木头的声音。锯子的声音平实、有力，不紧不慢。等我走出去时，父亲已经不锯了，站在碎木屑堆里，正试着把两块木板对拼起来。板栗木板，金黄金黄的，像上等的绸缎。父亲真是个好木匠。他对着太阳干活，身体浸在光里，好像拉锯这个动作自身会发光，木板和锯子自带了能量。我递给父亲一支苏烟。他把锯子靠在木板上，接过烟，嗅了嗅，别在左耳上。他又把两块木板拼成一个角，选了一根楔子，举起锤子，对准榫槽，砰，砰，砰，像在打一口老井。村里的文六伯快不行了，父亲在赶制棺材。他要做一副称心的寿材，好送他的老伙计上路。

我朝门外走去，身后传来刨子的声音。

唰！唰！唰！

我去村文史办，去找一个叫宋香草的女人。宋香草是我二姐闺蜜，有一间老磨坊，废着。复制项目启动前，我想先建个图书馆。这个位置看上去不错，连着村里的主干道，村民们随时可以进来，翻翻我带来的那些艺术画报和书，孩子们也有读书、看电影的地方了。我以前给少管所做过一个“白色图书”公益项目，选了几十个孩子一道做。仝所（少管所所长）说，几个月下来，小家伙们都不好意思打群架了。

我在文史办的走廊里转，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来。胸部丰满，眼睛有点像《复活》里的玛丝洛娃，稍稍有点斜睨，发髻蓬松着，裹一件道袍似的粗棉大衣，色艳，不俗。胸口印着一株商陆，我在它玫红色的杆子凸起的部位逗留了两三秒，就把目光闪开了。她把钥匙交给我，没说两句，走了。第二天，我拾掇磨房，她来了。第三天，又来了。这次开着一辆皮卡，摇下车窗，大声叫我。我灰头土脸，跑出来一看，哈！一车皮的桌椅板凳，歪歪扭扭，腿都在，七八成新。空当处还塞着咖啡壶、打印机、取暖器，以及花呀草呀之类的玩意。宋香草说，要整就整个上海样儿的，光秃秃的几排书，鬼见愁啊。

宋香草抽烟，抽得还挺凶挺寂寞的，像一种野蛮生长的植物。挺好的，我干活儿，她抽烟，中间像放一部默片，后来被窗玻璃上挤来看热闹的娃娃们打破了。

宋香草丢掉手里的半截烟，把最后一口烟吐在玻璃上，说，走，姐带你去见个人。

宋香草车开得鲁莽，连野狗见了都怕。雪一停，天就放晴了，土路重新变得泥泞，新一轮严寒正在来临。我从副驾驶的后视镜里，瞟见一轮落日，像一只血红的蛋似的挂在一堆晚霞上，我看得不由得钉住了。宋香草见此情景，把车速减下来，靠到路边，没熄火，打开车载碟片，杨坤的一首《无所谓》。我不太喜欢这个唱歌时脚碾来碾去、跟踩烟头似的男人。她和我要烟，我递给她。我们把脑袋靠在椅背上，透过后视镜，松松吐着烟，看落日。

你是怎么想的？我听到她问。我没听明白，便问，什么？她说，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书来？我只有这些东西，我说。停了片刻，我觉得有必要说得更清楚一些，于是说，这些书只是一个工具，和一把锄头没什么区别，跟拿几块糖给村民吃也没什么差别。再说，有了图书馆，就有了一个类似供销社那样的地方，村民们上这儿来，烤烤火，聊聊天，还能了解一点儿西方艺术。她又问，那万一没人感兴趣呢？我想了想说，那就送人，白送总有人要吧。我说这话时，太阳正在没入暮色，眼前一刹那，灰了几度。那他们肯定会抢，她说着，一脚油门，车窗外飞起两股雪浆。

她带我去见的人叫倪先忧，是村里的老画师、老光棍。早些年学过画画，务过农，上公社打过井、挖过河，当过大队会计，做过老师，干过木匠，给县剧团打过灯光……听她的口气，这个倪先忧似乎一生的运气都不好，岁数大了，还要靠给人画神像谋生。宋香草指着远处几排破房子，告诉我那儿是教堂。逢周一、周三、周五，那里都是聚会啦、唱诗啦、祷告啦。但不像你们大城市里的人，村民信耶稣跟信神信鬼一个信法。比方说，谁家的牛不见了，去祷告一下基督，牛就回来了。倪先忧也因此多了许多订单生意。他给人画神像，心不黑，一幅一米见方的画，上面好多个神仙，也不过一两百块钱。

我们见到倪先忧时，他正伏在桌上画画，头发奓得赛过一只老猫头鹰。地上铺着几张画好的年画。我拿眼瞄了瞄，每个神仙都祥云朵朵、彩带飘飘的。我给他看了索尔·勒维特的两幅墙面绘画，大概说明来意。话到一半儿，就给他的大长脸拦截了。我和宋香草就在他屋子里，这儿看看，那儿摸摸，再假装欣赏他那些画，和笼子里的八哥问个好。过了两天，我一个人去了，拎着烟酒肉。坐在他家厅堂中的毛主席像下，和他边喝边探口风。

我说，你一直强调你对西方的艺术没兴趣，到底是从哪个角度不喜欢？他说，那倒也不是绝对。达芬奇的画，我也喜欢。我画工笔画，爱工整、干净。他说，那梵高的、毕加索的，我见过，画得都抽象，都没个人形，那有啥味道？他说，你那两幅，这个色调挺好看，也清晰，也利朗。可从造型上说话，能说明个啥问题呢？我说，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西方艺术，我讲了你就了解了。他说，那也不成，我的神像订单在排队等着画呢。我说，和我合作的美术馆会付给我们画画的钱，我也会付给你钱的。他目光朝前，朝想象中的画面盘算了盘算，又说，我年纪大了，爬梯子这种事，我干不来。我说，你年纪大了，我爬到高处画，你只要画低处的就行了。后来，我又听他讲起年轻时偷煤矿制图纸画画之类的事，说着说着，他舌头大了，眼皮耷拉下来，头一啄一啄地，歪在椅背上。过了一会儿，我看他睡着了，我轻声说，咱爷俩儿明天接着喝。

我悄悄地走了。

一个星期后，我和倪先忧，一前一后，拎着颜料桶，扛着梯子，举着刷子和画笔，穿着一模一样的工作装，像牧师布道那样出发了。我们走到村口，在两座布满尘土的房屋前停下。倪先忧问，从哪里开始？我望了一下墙面，对照了一下手里的两幅小稿，大致一说，我们就开始干活儿。快到中午，陆续有村民溜达过来。其中一个问，你们画的是啥？倪先忧说，我们在画钻石呢。那人问，画钻石干嘛？倪先忧说，这是外国艺术，你要问他。他刷子朝我这边一指，那人就龇着牙冲我笑，笑完就走了。倪先忧干活儿很敬业，也很专业。连着两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讨论艺术，看得出他高兴，每次都哼着“魏景元我迈步下花山”回家了。

一天晚上，喝完酒，我想带他找个捏脚的地方。我们打了一辆滴滴。路上，司机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是搞行为艺术的。司机不懂，我就换了种说法，搞综合表演的，司机还是不懂。下车时，我一边付钱一边说，就是做那种像精神病人做的事情。司机这才恍然大悟，哦，我在电视上见过。

我们爬在墙上画画，经常有村民过来围观。遇到有人看不懂，倪先忧就说，人家外国的艺术，越是看不懂就越是高级，等你都看明白了，就不值钱了。那人就问，那和你的神像画比，能卖多少钱？倪先忧朝空中想了想说，那不好比，我的画卖不了大钱，但能招财进宝，保佑你平平安安。那人咂嘴点头地走了。遇到有人说不好看，倪先忧就很生气地和那人辩。后来，我问他怎么理解村民的看法。他说，这些东西属于阳春白雪，他们这些土锤不懂。不过，你要让他说真心话，他是真不懂，真看不下来。我问，那卖给他呢？他说，那他真不要。我问他对这两幅画怎么看，倪先忧说也不反感，就是觉得用处不大。

画完索尔·勒维特的钻石和线条，倪先忧问我结束了没有，结束了他要赶回去画他的西王母了。我说，别急，安迪·沃霍尔的梦露还在等着我们呢。

梦露的三幅复制头像并排出现在村子主干道的围墙上后，村民们对钻石和线条的兴趣很快发生了转移。他们站在梦露的眼皮子底下，像照镜子那样，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跑运输的说，呦，这玛丽莲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有的说，你瞅这个外国女人的大嘴，比香肠还肥，比咱香草的还性感。话吹到宋香草耳朵里了，她说，去他娘的！有的说，把一个女人放在村口展览，有伤风化，让外面人还以为这里是洗头房呢。另一个说，你懂个锤子！人家是好莱坞的大明星，肯尼迪的大情人！宋香草说，让肯尼迪的情人上姐屋里来吧。

没多久，梦露的头像印刷品从村口一路挂到了尹秀才的卧室、王传德的小卖部和牛红旗的旋板厂。宋香草有一次送我回家。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白天还好，夜里醒来，看见中间那张血糊糊的脸，瘆得慌。不看还不行，还越想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揭下来呢？她说，你那不是一套吗？拆开来就不齐整了。我告诉她这是美国的波普艺术，是沃霍尔最牛逼的作品。她哦了一下，没再多说，好像一碰艺术，就伤到她了。过了一会儿，她放了一段民乐，抽着烟，开始说起她年轻时的诗歌梦、工作、倒霉的婚姻。女歌手的声音，有些低沉，带着一种跑调的悲伤。

我看到远处的山丘，土路就消失在那些山下，周围像石头一样黑下来。但还是能看到路边的杂草和堆积如山的垃圾。我想，这是我的出生地，我曾经那么想逃离，现在却重新回来了。这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

那天夜里，我梦见一个老和尚。我问他，我现在走的这条道，能带我上卡塞尔文献展吗？他说，这要看缘分，也要靠你的本事。我说，你看到了吗，这么多年，我一直很矛盾，想赚钱，又想坚持理想，我该怎么办呢？他说，丢掉这些想法，你只要做下去，就会有好的结果。我又问，我该不该要个小孩？我担心我养不起呀。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不可能养不起它们的孩子。说完，他走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头，我感觉头顶忽的一热，醒了，我把枕头哭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