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

何立文，1975年生，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文艺报》《散文》《作品》《散文百家》《湖南文学》《广州文艺》《四川文学》《星火》等报刊，出版散文集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现居江西新余。

姚背上

十八年前，我通过公开招考，由一名乡村中学教师变为市里一家事业单位人员。家在乡下，入职新单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房。

那时候，城市是个陌生所在。初来乍到，我不清楚哪儿有房子出租。办理完报到手续那天，我在单位附近转悠，打算就近找个房子安顿下来。

从喧闹的仙来大道拐进市水利局院子，光线顿时暗下来—两排笔直的水杉（仿佛两排等腰三角形）夹道而立，树梢与楼顶几乎齐平。喧嚣的市声也从耳畔消失，只有两三鸟鸣从某棵树的枝叶间钻出。我心想，这么安静的院子正是宜居之地，又是单位家属院，安全问题自然不必操心—乡下人进城，第一就怕小偷。我问了几个居民，都说这儿并无房子出租。怀着一丝失落出去时，大门岗亭里的保安提醒我，可以到姚背上打听打听。

“姚背上？”我掏出一支香烟递给保安。

保安点燃香烟，右手朝东边指了指，说：“出门右拐，沿着巷子往下走就到了。那儿是城中村，可能有房子出租。”

我运气不错，顺着巷子往南走，遇见一个开饭店的老板娘。老板娘坐在墙根下择韭菜，一把碧绿的叶子在她手中轻轻颤动。时间不等人，我也不想“货比三家”。她一报房租标准，我便付了定金。这么爽快的租客，老板娘一定很少遇见吧。

房间位于五楼，宽敞，干净。那天天气热，我买了一张草席，铺在地板上度过了进城第一夜。

这里的房子密密匝匝，感觉站在阳台上一个摆臂就可以跳进对面人家。从上下楼梯的人的衣着装扮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租户。看来，关于利用有限空间获取最大收益的计算，这儿的房东们早已烂熟于心。

下楼往北走，一条长约五十米、宽不足四米，名为“云水巷”的街道与车水马龙的仙来大道连接。

进了云水巷，抬眼便看见一个铁门把守的长方形院子，灰白的阳台上挂满花花绿绿的衣服，偶尔有人从窗户往外探头。这是流浪人员收容站，为那些找不到家的人提供食宿，也为少数不想回家的人空出落脚之地。有一天，我见一个衣着时尚，挎着皮包的女孩从里面袅袅婷婷地出来，不禁愕然。从面相与打扮看，女孩怎么也不像流浪人员。她也许与家人闹矛盾，一气之下出走，举目无亲加上盘缠不够，才暂住于此？也许是与男友分手，不想再见到那个负心之人，而选择了漂泊？也许她根本就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在旁观者的眼里，每个人身上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收容站隔壁有一家铝合金门窗加工店，两三个工人蹲在店前空地上忙碌。电焊枪的火花雪亮晃眼，切割机的响声让人牙根发麻。一扇已经完工的窗户靠在长满虫眼的树干上，向路人展示它白森森的牙齿。往前走，是一家理发店。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妻，女人剪发，男人洗头。忙不过来时，男人也操起电推剪，专门理平头。没有生意时，男人衔着烟卷看报，女人嗑着瓜子看电视，闲适自在。我在那儿理过发，先洗头，后剪发，再洗头，最后吹风。女人的动作轻柔而缓慢，在她眼里，顾客的每一根头发都值得认真对待。末了，她还微笑着问我，要不要掏耳朵，免费。我看一下墙上的时钟，半个钟头过去了。我摇摇头。在这对夫妻的眼里，时间与效率似乎不必计较，顾客的舒心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我想，他们真正深谙手艺二字的真谛。理发店的左侧是一个修理铺，门店很小，门口招牌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开锁、换锁、修锁、配钥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花袖套的中年妇女整日坐在工作台前，一串串形状各异的钥匙悬挂在工作台的横杆上。女人的丈夫是个黑脸汉子，中等身材，天天背着工具包骑着电动车穿行于单位和小区间。一个坐商，一个行商，最佳拍档。再往前，就是一家小超市和一间小饭馆。经常有路过的小青年买槟榔和香烟，但小饭馆的生意似乎不怎么样—老板的心情却未见沮丧，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有说有笑。生意是生意，生活归生活，两码事。

下楼朝南走，过一个缓坡，就到了建材市场。

这儿的人，每天都与五金、灯饰、板材、油漆、门窗、洁具……打交道。和其他市场的布局一样，每个种类的门店都集中在一片区域—是为了方便顾客挑选和比较，还是要形成同行间的良性竞争？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最热闹的无疑是板材区域。他们的加工地点就在店门前面狭窄的空地上，切割机的砂轮飞速转动，几米长的材料被整齐地裁切为若干段。捆扎、打包后，耳朵上夹着铅笔的老板一个电话，一辆三轮摩托车便“突突突”地开了过来。一个身穿灰色工作服的中年男子从车上跳下，在老板的指挥下，麻利地装货，发车。这些半成品通常运往下一站，在那儿，它们经过焊接与拼装，成为一扇窗或一扇门，再进入众多小区的毛坯房。我现在的房子，门窗上不知留下多少人的指纹与汗渍。那些材料商和工人，看见千家万户的防盗窗散发迷人光芒时，可曾回忆起上面某个焊点深藏的体温？我向来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可亲可敬的。他们身上的力气是诚实的，他们的收获也是诚实换来的。诚实的人，值得尊重。

在“姚背上”的出租屋里住了大约一年半。五楼那套六十多平米的房子里，留下了我伏在窗台上抽烟的背影，留下了儿子细微的鼾声，留下了妻子洗衣拖地的汗水，也留下了母亲灯下纳鞋底的剪影。从那儿搬走后，我很少回去。只有一次，我购买建筑材料，以一名路人的身份从房东的饭店门前走过。我抬头瞧了瞧曾经住过的房子，发现阳台上挂满了大人和小孩的衣服—铁打的出租房流水的租客啊。

看着阳台上的蓝色玻璃，我想起失窃的事。

那段时间，我的新房子正在装修，我把准备付给材料商的两千元现金放在床靠背的夹层里。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那些钱竟然不翼而飞。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刚在城市落脚，它就狠狠地教训了我。

门锁完好无损，窗户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究竟是谁，有这个本事？唯一的怀疑对象是房东，因为另一把钥匙在她手里。记得当初她留钥匙的解释是万一发生紧急事情可以进去处理，人家说得在理，我随口也就答应了。我思来想去，不肯相信那个笑眯眯的老板娘会干这种事。报警不管用，楼道里没安装监控，再说这种事估计每天都有，警察会为了你的两千块下力气侦办？除了自认倒霉，还能怎样？

蹊跷的是，过了几天，妻子在房里洗衣服，包里的几十元现金又不见了。那个包就挂在客厅的墙上。

我下班回来，在楼道上碰见房东，就跟她说起失盗的事。

“还有这种事？”她一脸惊讶。

数年后，我与弟弟聊起这事，说想起那两千元就心痛—那年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你租人家的房子不知道换锁吗？”弟弟很是诧异。

青泉花园

在城里上班的第二年，东挪西凑，几番折腾下来，我终于买下一套面积130平米的房子。小区名叫“青泉花园”，通过一条百米左右的巷子与城市主干道连接，与市政府大院的直线距离不到五百米，位置理想。

这条巷子名为“谷丰巷”。从小区北门出发，巷子左侧有一家小饭店，老板是个胖子，光头，夏天经常穿一条花短裤，挺着大肚子在厨房里忙碌。烟火缭绕中隐约可见一尊移动的弥勒佛。老板娘站在他身边成了一棵瘦弱的豆芽，她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看来对丈夫的手艺以及饭店的生意很满意。小饭店过去，是一对年轻夫妻开的早餐店。稀饭、馒头、油条、饺子、馄饨、面条、米粉，一应俱全。做早点辛苦，天没亮就得起床准备。他们的日常词典里没有“睡懒觉”三个字。每次路过他们的早餐店，我都会满怀敬意地行注目礼—年轻人能安心干这一行，真不简单。我见过太多朝三暮四的年轻人，店面开业不到一个月就关门大吉，拍屁股走人，创业激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事业不仅靠聪明的脑袋经营，很多时候还需要靠一点点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再往前，巷子左侧是农业局大院，右侧是粮食局大院。这两个单位奠定我们生活的基础，没有五谷丰登，哪有衣食无忧？巷子的命名，饱含人们最朴素的愿望。

小区里面，有人利用车库开理发店，开缝纫店，也开麻将馆。麻将馆居多。白天黑夜，听见一片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和你来我往的争吵声，热闹非凡。有一个腿有点瘸的女人，她的麻将馆生意出奇地好。她的圆脸丈夫打下手，一身工装，端茶送饭。经常听见女人打电话约客人下去玩麻将。为了招揽生意，她甚至帮客人照顾小孩，客人可不就是上帝？这般热情细心的服务，生意自然蒸蒸日上。

楼下一个老太婆，操南昌口音，喜欢打麻将。每次输了钱都扇自己耳光，一边扇一边骂自己手气臭。她的白发丈夫立在旁边观战，有时忍不住指点一二，她像赶苍蝇似的挥手说：“滚一边去，老娘的手气还会好点。”老头气得扭头就走，没过几分钟，又凑到牌桌边，继续观战，继续指点。有时候两口子忽然吵起来，相互对骂，用词之脏污，声音之强烈，世所罕见。几个牌友见状，尴尬至极，连忙调解，但两人吵完后立马恢复如初，刚才的事好像压根没发生，活脱脱一场夏天的雷阵雨。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习惯在他们的吵闹声中玩牌了。人的适应能力真强大。

小区没建地下车库，购买汽车的业主越来越多，找车位就成了一道难题。于是，路两旁，花坛边，甚至绿化带内，都挤满各种牌子的汽车。车技差一点的，一不小心就会剐蹭“邻居”。我曾经见过一辆车停在两棵树中间，两个后视镜几乎贴着树干，佩服！记得有一次，那是我刚买车不久，也学着把车停在两棵树之间，享受那一点点珍贵的树荫。谁料到倒车时，一踩油门，左边后视镜直接被树干挂掉了。看着那只耷拉的车耳朵，我心如刀割。还有一次，倒车时蹭到前车车尾，下车仔细查看，发现刮破了一点点车漆。车子上没有联系电话，我站在那儿发呆。头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怎么样，刮到了吗？”我昂首一望，只见四楼阳台探出一个头，一位身穿蓝色睡衣，留着八字须的中年男人俯身朝向我。“对不起，刮掉了一点车漆，喷漆要多少钱，我赔你。”“算啦，都是邻居，以后注意点就行。”对方朝我点点头，缩回去了。

听说对门的周师傅也买了一辆车，可是从没见过。某天下班回来，在楼道上遇见他，问他的车子停哪儿了。周师傅有些尴尬地笑笑说：“我放我岳母家那边了，这儿不好停，车技不行。”

越来越多的业主向物业公司提议，拆掉小区的花坛和绿化带，空出一些车位。可是一部分没有车的业主坚决反对，说小区又不是停车场，花草树木都毁掉了，睁眼看不见一点绿色，还叫“青泉花园”？各有各的理，谁也无法说服谁，物业公司不愿蹚浑水，只好维持原样。

有时候回家晚了，找不到车位，我只好冒着贴罚单的风险，把车停在大门外的街道边。

在这儿住了五六年，忽然有一天物业公司发布公告称由于部分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公司已无法正常运转，决定即日起撤出小区。

物业一走，最可怕的事就是垃圾没人清运，大门无人值守。接下来的几天里，垃圾箱爆满，异味熏天；人来车往，自由出入；隔三差五有电动车不翼而飞。路上，人人掩鼻而过，人人抱怨现状，人人无可奈何。有人倡议，每户每月出点钱，请几个阿姨打扫楼道，清理垃圾。然而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几个阿姨甩手走人了—工资太低了，劳动量太大了。

怎么办？成立临时业主委员会，另行聘请物业公司。

不知何故，我也成了临时业主委员会的一员。与七八名业主一起，开了几次会，动用种种社会关系，把大门边被人占据的物业用房夺回来，然后聘请了新的物业公司。期间的曲折反复不一一细说，只想说“太难了”。颇有戏剧性的是，后来居然有业主向居委会反映，说我们这个临时业主委员会未经业主大会选举，是非法组织。又说新来的物业公司不是专业的，服务质量差。几个临时委员摇头叹气，前前后后忙了半个月，门禁搞起来，卫生搞起来，巡逻搞起来，自己居然“非法”了。主任（某单位一把手）安慰大伙，说：“我们都是义务劳动，没吃一顿饭，没领一分钱。他说非法就非法？”

我因为孩子读高中，到外面租了房，就向主任请辞了。我有些不安，也有些愧疚，因为我当了逃兵。

第二年，妻子决定把房子卖掉，理由是：小区没物业，乱成一团，已经不适宜居住。

既然无力改变，只有另谋他处。小老百姓的生活哲学，大抵如此。

听说如今小区管理已经步入正轨，政府将其纳入城市建设改造项目，下拨了一笔经费，扩增了不少车位；新的物业公司随后进驻，服务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