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妈的向塘时光

一

主卧桌上那台外壳斑驳的三五牌座钟，时针和分针在昼夜不息地奔波了半个多世纪后，依然保持始终如一的步伐，只是打鸣的钟声似乎迷了路，每半点能准确无误“当”一下，整点的时候，它就每次都要多“当”七下。这是睡在隔壁房间的我于夜深人静时算出来的，凌晨一点它“当当当”八下，凌晨两点它“当当当”九下。

王大妈是不深究这个规律的，她只知道钟鸣不准。不准的钟鸣既不影响她白天的活动，也不影响她晚上的睡眠，就像屋外不远处来来去去火车的轰鸣声和喘息声，随它们怎么响。

这台座钟有拱形的红褐色木质边框，正面四周原本金色的花边消融给了岁月，外层玻璃门上印着的长江大桥图案依然清晰，桥上白云朵朵，玻璃门里面圆形的钟盘下面吊着一个钟摆。

钟盘八点和四点的斜上方，各有一个发条孔，一个负责打鸣，一个负责走时。

这两天也没见王大妈用它来看过时间，没用还胡作非为，为啥还要留着？王大妈解释说钟鸣乱了没关系，三五牌钟上一次发条管走十五天，等这次走完了，记得不要上打鸣的发条就好了。它走时还是准的，扔了怪可惜。

王大妈那辈人不习惯表达没有实际用途的情感，尤其是在晚辈面前。我想，“走时准扔了怪可惜”这样的勤俭节约不过是借口，她真正不舍的，可能是这台座钟陪伴她在向塘走过的所有时光。

每一次钟声与钟声的间隔都是一扇门，从每一扇门都能走回从前。

二

一九六六年是王大妈的向塘元年，那年她十九岁，经人介绍从丰城白土山窝里嫁给了二十八岁的铁路工人朱德友。

新婚的家是铁路边八排房子的其中一间。里面放张一米二的床和一个书桌后就剩下一溜溜过道，书桌上放两个樟木箱子，三床被子，其中两床是新郎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床垫一床盖，另外凭结婚证又买了一床厚被子。婚礼收到的贺礼包括一个搪瓷脸盆、一个红色塑料外壳的热水瓶和一张贴在墙上的《祖国江山一片红》宣传画。脸盆和热水瓶上写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多人的名字，宣传画上大大的囍字下面的署名也让新娘记住了这是三位铁路工人的共同心意。

至于其他的年份，年复一年，王大妈很难记清楚。在向塘的早年时光，她通常以孩子的出生和年龄作为纪年方式。

王大妈挺着大肚子怀着我姐的那年，老朱同志在向塘西火车站调车组工作，三班倒，其中有一班是半夜上岗。没有钟表，老朱吃过晚饭后也不敢好好休息，在床上睁着眼睛躺一会，估摸着差不多到点了就出发。虽然从来没有迟到过，但长期休息不好酿成的事故差点要了他的命。有一天，他在调车时不小心从两节车厢连接处掉了下来，几节车厢从他身体上方轰隆隆驶过后，他已是鲜血淋淋。幸好只是额头、胳膊和手受伤。出院后，老朱同志左手大拇指残废，王大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哥出生那年，他们终于攒下四十八元钱，相当于老朱一个多月工资，从南昌百货大楼抱回来那台三五牌座钟。有了钟，老朱上夜班前可以安心休息，王大妈也有更精准的计时方式。

我哥出生的第二年，王大妈有了城镇户口，这意味着她每个月有了二十多斤的粮票。这之前，全家四口全靠老朱每月四十多斤大米过活。不够吃日子也要过，老朱学会了种菜钓鱼补给家用。隔壁拐阿姨家更困难。拐阿姨四个孩子就靠付大伯一个人的口粮，大娃穿着麻布袋子缝成的衣服，二娃三娃趴在地上玩泥巴，拐阿姨手里抱着老四，中午做饭的米都不知道在哪里，照样在树下和王大妈有说有笑。

王大妈说她最小的孩子是三个孩子里唯一出生后就有城镇户口的，生下来就有六斤的口粮。如此说来，我虽说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也是含着六斤大米出生的。

王大妈肯定不知道，同年八月，袁隆平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这种水稻亩产千斤，将在此后大大缓解中国人多粮少的问题。

我出生那年，王大妈和老朱在单位登记了一块一百二十元的上海手表，每月从工资里扣十元钱，又从工会借了五十元寄给贵州生病的爷爷，通过“来会”的民间筹资方式两人分别买了一块呢子布料做冬衣。

我三岁那年，王大妈托在贵阳供销社上班的小叔子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通过火车货运到向塘行包房，王大妈和老朱半夜里把缝纫机抬回来，激动得一晚上没舍得睡，对着缝纫机左看看右摸摸。那一年还请人到家里打了一个杉木五斗柜，一个枕木的储物柜。五斗柜正好五个抽屉，家庭成员按年龄大小从上到下每人一个，装自己的衣服和私人物品。

什么时候从马路那边的八排房子搬到马路这边的二排房子，王大妈记不清了，只记得孩子们还小。后来我们有记忆了，也模仿王大妈用事件纪年。在我读高一的时候，她和老朱花两千元在后院盖起了一栋小楼，相当于在一众平房的向塘铁路地区给儿女们建了一座可以四面观景的城堡。我读大二的时候，二排房子拆迁，在原址附近建起了六层的楼房，王大妈抽签分到三楼，一直居住至今。

从马路那边搬到马路这边，从平房搬到楼房，王大妈的向塘时光里不变的是铁轨依然在同样的地方延伸，火车依然在不远处每天轰隆隆驶过。

三

作为铁路职工家属并有了城镇户口的王大妈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向塘火车站售货组当售货员。那会儿向塘是全国有名的中转站，南来北往的火车都要经过向塘或向塘西站，来来去去的绿皮火车将她在向塘的每天分割成不均等分的小格子，追着她日复一日地转圈圈。

画出清晨第一道格子线的是50次广州方向来车，接这趟车倒不是卖货，而是拾取车上倾倒下来的煤渣，那是家里一天生活所需燃料，为此王大妈凌晨四点多就要起床。一年多以后，她把第一道格子提前到了凌晨两点多，因为要去售货组发面做包子馒头迎接早班的列车。我时常在被窝里朦朦胧胧地听见有人吆喝“走罗，走啦”，然后是王大妈开门关门的声响。铁路地区的孩子对父母半夜起床去上班习以为常。王大妈从没叫过苦，那会她年轻，腿脚也利索，走路带风，星光月色下，酷暑严寒中，数不清走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每月二十六元工资是她不竭的动力。

下午两点半的指针是由80次上海方向来车拨动的。这趟车到达向塘西后，不往北进南昌而是向东拐去。一趟小运转负责从向塘站开往向塘西站，接上从这趟车下来中转去南昌的旅客。王大妈要坐上这趟小运转从向塘站到向塘西站，在它停车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在站台的食品亭售卖食品。她现在还记得卖得最火的是卤猪蹄，一只猪蹄对半剖开，一角五分钱一片；卤豆干一角钱一串；肉包子开始是五分钱一个，后来涨到一角钱一个；三花酒一元三角六分一瓶；黄金叶和欢腾的烟才卖两角多钱一包的时候，红塔山烟就以好几元钱一包的价格吓退了不少旅客。等到小运转要发车了，她便锁了食品亭迅速登上小运转回到向塘站，又忙着接其他班次的列车。

“北京快”列车夜晚十一点多驶来，为王大妈一天的工作画上休止符。大部分同事会放弃接这么晚的车，王大妈不会，自从卖的商品可以提成后，她能多卖一点是一点，为此没少心酸事。有一次为了卖掉最后两个盒饭，她登上“北京快”。车上灯光昏暗，收了钱就要赶紧下车，清点的时候才发现收到的是两角而不是两元。原本想赚两角钱，反倒亏了一元八角钱！

还有一次北风呼啸雨夹雪，王大妈推着商品车在“北京快”车厢边来回走动，列车上所有的窗户都紧闭。就在她觉得无望的时候，有一扇窗户被打开，一个中年男子探出头。王大妈赶紧把车推过去，还没开口问他要什么，男子就满是同情地说：大嫂，别卖了，天太冷了，回去吃大哥的吧。说完把窗户重新关上。几十年后王大妈说起这事还会哈哈大笑：人是好人啊，就是听得眼泪都要掉下来。

回家的路上叮叮当当的冰凌从路边的屋檐掉落，风刮在脸上像刀割，就这样王大妈也舍不得花三元钱买一个可以遮住脸的帽子，反正热不死的屁股冷不死的脸，冷就冷吧。她和老朱能把小家拾掇得越来越像样，孩子们穿得暖暖和和，吃得健健康康，全靠她对自己“将将就就”，对日子精打细算。

心酸里也有惊喜。

有一年元宵节，别人都在家过节，她吃过饭后，带了四个健力宝试着到车站去卖。接到的是23次西南方向来车，一个健力宝赚一块钱，总共赚到四块钱，可以买两斤猪肉。这样意外的收获让王大妈记了一辈子，像是军功章上最闪光的部分。

在这个车次与那个车次之间，王大妈还有很多事要做。

起初她要抽空每天走四趟回家给还在摇桶里的我喂奶，后来要给娘家的父母和兄弟做布鞋，要帮助没上过学的老朱给贵州的家人写信寄钱，要给孩子们织毛衣、包饺子。每年要在春节前做一大桶芝麻糖冻米糖，炒一大锅花生和瓜子，食品的香味和她的这种热乎劲，让孩子们很多年后都觉得这才是春节的标配。

王大妈个大，一米六四的身高，体重常年保持在一百五十斤左右，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心思敏锐手脚麻利。

有一次在站台上看见一个小女孩穿了件胭脂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连衣裙，多看几眼后，她就依葫芦画瓢给我姐做了一件，连外翻的口袋都一模一样，洋气又活泼。

她第一次做衣服是在我姐一岁半的时候。王大妈去工地给人搬砖，每天赚八毛钱，赚到五块六的时候，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摸索着给女儿做了一件小衣服，穿着很合身。别人说她好大胆，从没做过衣服还敢下剪刀，她呵呵一笑：不去做，永远都不会做。自此以后，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她手工量身定制。

王大妈不仅脑子灵光，手巧，嗓音也像百灵鸟一样清脆婉转，什么歌都会唱，《马儿啊，你慢些走》《红梅赞》和洪湖赤卫队演唱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是她的拿手曲目，做家务的时候时常哼唱。她学歌快，听一两遍就会唱，如果一时想不起来，睡一觉旋律就回来了。她爱唱歌却不爱看电影，什么电影都会让她打瞌困。她也许是这么想的：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去看别人的故事，不如养足精神多接几趟火车。

她也会和一起卖货的姐妹们在等车来的空隙里聊八卦，说笑话。今天是老李两口子打起来了，打得哭爹喊娘，明天是老黄家的孩子个个都乖，好有出息，后天是老陈家里的麻烦事真多等等。一个阿姨说她家老袁兄弟姐妹十几个，父母不想再生了又没有节育措施，做父亲的就每天晚上去亲戚家睡，结果有一天刚出门就下大雨，走不了，然后就有了老袁。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直到火车进站才急急忙忙各自推着小货车卖货去。

王大妈读过初中，且成绩优秀，她很多初中甚至高小毕业的同学都当上了赤脚老师，后来转为正式教师。如果不是我外公重男轻女固执地不让她读书，她可能会高中甚至大学毕业。可她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她在以火车为指针划分的向塘时光里，在推着小货车的叫卖声里，在孩子们路边热切盼望母亲下班的眼神里，留下一个个清晰坚定的剪影。

四

王大妈生我姐的时候大出血，她躺在床上都能听见自己的血滴滴答答滴在桶里。老朱找来医生打了止血针止住了血，但没输血，她和老朱也不知道要吃补血的东西比如阿胶，这让她很长一段时间日日夜夜头晕，整个头感觉是空的，一直要用毛巾扎紧。回娘家的时候，一张脸蜡黄蜡黄，村里人看见她都说好好的大姑娘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真是好草怕盖墙，好女怕嫁郎。

一个算命先生说她四十九岁是道坎。来自四川的邻居姜阿姨说，小王啊，活到四十九岁可以了噻，娃儿么都长大了。王大妈不甘心，四十九岁还没享到孩子们的福。

对算命先生的话王大妈不全信，可是偶尔想起来，也会不自觉地以四十九岁为终点重新规划她的向塘时光。

一九八〇年，她不明原因地双脚没有一点力气，走不了路，二弟的婚礼也没法参加，让老朱骑着自行车捎去四百个肉包子算一份贺礼。铁路医院就在家旁边，她独自挪了老半天去看医生，没有用，看了医生的双脚还是不听使唤软绵绵。

不会是被双脚拖累迈不过四十九岁这道坎吧？王大妈决定自救。她学着老人家用针扎放血，也不知道哪里是穴位，也不懂该扎哪里，她学到一个动作就是使劲拍脚，有青筋鼓起来的地方就用针扎，扎出血。最后也不知是扎针的原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段时间后她的双脚居然就好了，走起路来继续虎虎生风。

四十九岁是道坎的阴影，让王大妈变得敏感。我那会儿刚学会用纸折花，没有彩纸就用信纸，折出的白花一朵又一朵，全都摆在她房间的缝纫机上。偏偏又是个闷热得让人烦躁的黄昏，王大妈进屋惊见白花，瞬间脸上血色全无，苍白得就像那些纸花，随后，全身的血液加倍往上涌，好像要从眼睛里喷出来，她厉声呵斥：咒我死啊，丢掉去！吓得我扔花以后好久都不敢进屋吃晚饭。王大妈极少对我发脾气，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