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在他乡

一

一次十分普通的出差—这样的出差每年都有好几次。

一次十分普通的晚餐聊天，这样的聊天每次工作餐时都会在同事间展开，话题多半离不开饮食与健康。同事熊姐姐说起喝酒对健康不利，好几个熟人都喝坏了身体。我不喝酒，平时也不参与这类话题，当时竟脱口而出：也不一定，我大姑每天喝一小杯白酒，已经活到了近百岁。第二天午餐，话题延续，我又提到了大姑。

连续两天都提到大姑，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大姑生活在贵州的小山村，我和她一生只见过两次面，最近的一次是九年前，我们平时也从不联系。

午餐后不久接到贵阳亲戚的电话，说大姑昨晚十点左右过世，享年九十五岁。

我心里猛然一惊，恍惚想起物理学界一个热词—量子纠缠。

二

学生时代在各类表格里填写籍贯为贵州贵阳时，我都会停留片刻，幻想一下自己是苗族或布依族的小姑娘，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浑身是和铁路地区孩子不一样的少数民族的神秘气息，并被赋予从来不曾有过的能歌善舞的本领。

我爸说籍贯是指他出生的地方，而不是我出生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准确的解释是指本人出生时祖父居住的地方。祖父（我们习惯称爷爷）对我来讲很陌生，这个赋予我籍贯的人在我出生前一年便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多次好奇地追问爸妈，从未见过的爷爷是怎么死的？爸爸只说是“生病死的”，妈妈趁爸爸不在时跟我说，爷爷重病后从床上掉下来，正好摔在烤火的火盆上，自己又不能动，被火烧死了，爸爸因此把和爷爷同住的大伯狠狠骂了一顿。

爷爷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一生，我却没有多少悲伤，就像听书听别人家的故事。但是听说爷爷重病时爸爸带了哥哥去探望，本来滴米不进的爷爷高兴地喝了两碗稀饭，我又对哥哥充满了羡慕，仿佛这时爷爷和我也产生了关系，他是有血有肉有亲情的爷爷，他如果见到我也会高兴地喝两碗甚至更多碗稀饭。

实际上我只从奶奶那里感受过来自贵州的温情。

我曾经在一篇散文《藏在食物里的情感》里写过奶奶。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奶奶从遥远的贵州山区，走了几十里山路，又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照顾她这个最远最小的孙女。她每天把我背在背上“幺儿幺儿”地哄着，在物资贫乏的年代变着戏法把各种好吃的喂进我的小嘴。乖巧的我知道投桃报李，看到地上有烟头就会捡起来剥出烟丝，塞进奶奶从贵州带来的长长的烟枪里，看她吧嗒吧嗒一口一口地抽。

半年后奶奶回了贵州，再也没有来过。

这些细节如果不是妈妈帮着回忆，我几乎不记得，但是脑海里一直储存着奶奶穿蓝色土布衣服、裹着头巾佝偻着背的样子。

因此在七岁（一九八〇年）的某个夏夜第一次和全家一起挤上去往贵州的火车时，我对奶奶充满期待，见到我她会欣喜成什么样啊？

结果，奶奶看到我时的眼神波澜不惊，或许她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我。奶奶好像不记得我了，曾经的盘子脸大眼睛高鼻梁只是升级了尺码并没有太大变化，她却无动于衷，对千里迢迢来看望她的儿子也很漠然。

也许，年近八十的奶奶记忆退化得难以聚焦，又或许，长期的贫困生活损伤了她的情感表达。

我有点难过，又好像没有，注意力很快转移到她住的低矮的房子。厨房土墙上挂着几块黑色带绿毛的熏肉（据说能管奶奶一年的荤菜），门口的菜园刚浇过水，结挂的黄瓜水灵灵，一朵朵黄花在微风里摇动，清新凉爽扑面而来。

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奶奶，曾经的亲密情谊在我还不懂得铭记和回味时就如昙花一现，然后消失了。

奶奶抽象成了一个在厨房和菜园之间蹒跚的影子，没有清晰的面庞和话语。

爸妈和哥哥姐姐夸我爬山厉害后我就被哄得越爬越起劲。早晨出发，中途在三姑妈家的桃树下饱吃了一顿桃子和水煮土豆，下午继续翻山，经过一片野生黑皮梨树林，终于在日暮时分到了大姑家。

村民们听说在江西的二哥回来了，都跑来看，乱哄哄的场景我也不记得谁是谁。仔细观察了一下，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是穿少数民族服装的，这多少让我有点幻灭。在这个我籍贯具体所指的麦格苗族布依族乡腊脚村，不仅我们是汉族，目之所及都是。

晚上睡觉我们五人被分在好几个地方，我和姐姐睡在阁楼稻草铺成的床上，早晨起来后妈妈拿把篦子篦我们头发里的虱子，她说昨晚一晚上都没睡好。

大姑比我爸大十五岁，在兄弟姐妹中和我爸最亲，比奶奶还疼他。这次回来，是我爸二十岁参军离家后，姐弟少有的一次重逢。

临别时，大姑从屋里摸出一个小匣子一定要爸爸收下。打开小匣子，皱巴巴又抚平的一角一角纸币叠放得整整齐齐，有二十几元，这是她当时全部的积蓄。我爸不肯收，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给娃儿买件衣服，等下次再见面，我就是个坟包包了。

大姑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江西的遥远让她觉得姐弟俩再见的机会渺茫，每一张纸币都承载着姐姐余生对弟弟的牵挂和疼爱。

离开时大姑在山路上送了一程又一程，眼泪滴滴落，直到转过山脚再也看不见，我还能感受到她目光的追随。

从奶奶的淡漠里失落的骨肉之情，在大姑眼里加倍地涌现。

大伯已经过世。爸爸每年会跟叔叔通几封信，偶尔还会互寄照片。我还有几个姑姑，究竟是几个，我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她们谁大谁小也分不清，看见和我爸长得像的就叫姑姑。

从来没有见过河里能长出这么多山，一座连着一座，椭圆形的山顶在河面上形成波浪。叔叔两手拢着嘴巴，扯着嗓子向河对岸大声呼喊：“来—船—喽，接—人—喽—”一叶竹筏就晃晃悠悠飘过来，接我们去清镇姜家铺探望大伯母和满姑妈。

艄公撑一根长篙站在竹筏上，拉我们一个个上筏。天色渐暗，清澈见底的河水在我们脚下哗哗奔跑。绕过一座山时，艄公随口说，前几天有个同村的男子在山脚下落水淹死，这加深了我对这条河的记忆，对它的神秘充满敬畏。

土豆、玉米、南瓜、黄瓜、豆角、茄子，每天在各家排着队轮流上桌，即便偶尔能搭配一点熏肉，我还是感觉肚子里少油，每次吃饭前就期盼奇迹发生。

有天晚餐终于如愿等到一桌子菜并惊喜地发现红烧肉、炖猪蹄、炒猪肝、排骨汤……

哥哥姐姐热烈地小声议论：妈妈说了，那个面相和善的安姑爹，是专门杀猪卖肉的。难怪这么多好吃的，要是所有的姑爹都是杀猪卖肉的多好。

我怀着和他们一样的美好期待，肚子吃得鼓鼓的。

饭后，一群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在七月半的暮色里拎着小南瓜灯在街边空地上玩耍，我静静地看了很久。点南瓜灯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方式，我虽然不知道这些孩子有几个是我的亲戚又是什么亲戚，但我觉得他们是那么熟悉而亲切，似乎我从出生就生活在这里，我想融入他们。

三

单位有两个在贵阳土生土长的大姐，每次遇到我都热情地称呼“小老乡”，并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贵州的美景美食和风土人情，这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个赝品。除了七岁那年去贵州以儿童的视角看过腊脚村的山和姜家铺的河，我对贵州再无了解。

补上这一课，已经是二十八年后。

本来也许可以更早。奶奶过世，爸爸沉默犹豫了一天后，还是决定谁也不带独自一人去贵阳奔丧。那天他到了火车站又匆匆忙忙跑回来，说准备带去的二百元钱不见了。哥哥帮他一起找，最后在他穿着的铁路制服最里面一个口袋的深处摸到了。

他从贵阳回来后延续一贯的沉默寡言，除了上班就是更加上紧地种菜钓鱼，我们无从知晓奶奶葬礼的细节和贵州亲戚们的状况。

故乡也不知道我快小学毕业，不关心我考得好还是不好，更不知道我和同学闹矛盾的伤心，和姐姐划纸船掉到水里差点淹死的危险。现在连奶奶也没有了，我和故乡的关联就像奶奶烟枪里最后那点烟丝，在一明一灭里渐渐化为灰烬。

二〇〇九年，姐姐提议全家去贵州探亲旅游，爸爸眼里有亮光一闪而过。那时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他对这样的还乡肯定满怀期待，言辞间却都是顾虑。亲戚们就像一棵藤上结的瓜，大大小小好多家，有亲有疏，怎么带礼物是个问题，我们这棵藤上也有十多个瓜，对方接待也是个问题。

姐姐很干脆，她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住酒店，租车，礼物不好带就多带点钱，长辈们送红包，其他的随机应变。

依然是在夏天，五人小组升级为十人团，父母和我们三兄妹各自一家三口除姐夫公务缠身全部到齐。

事实表明爸爸的顾虑显得多余。贵阳的经济就像不断提速的火车飞奔向前，亲戚们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大有改善，安姑妈和大女儿小安妹都盖起了楼房，七岁时就是在她们家饱食了一顿猪肉。叔叔和儿子两套房挨着住，他们说住宿不存在问题，出行车辆也不用我们操心。

叔叔的女儿小龙英和安姑妈的女儿小四妹和我同年出生，我们用手机自拍了一张合影，然后对着照片寻找三人的眼睛鼻子嘴巴额头和下巴哪里有一点像。

我们奔流的血脉有同一个发源地，这让我在夜深人散后心头泛起暖意，生出排箫曲《山鹰之歌》那种神秘、悠远、辽阔。

其实这么多年，故乡偶尔也会伸出橄榄枝，某个堂哥和几个年轻些的姑妈和婶婶都当过信使。

堂哥到外地打工，在向塘西火车站中转时到我们家落了一夜脚，他挑着被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心里全是对未来的忐忑，和我这个中学生无话可谈。姑妈和婶婶们相约一起来南昌，爸妈陪着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单位宿舍吃了一餐饭。她们不跟我聊贵州的名胜和社会发展，我也没法聊她们熟悉的上山砍柴、种植玉米、杀猪卖肉、养儿带孙，话题就停留在“多吃点菜，多住几天”的客套里。

爸爸带着一大家人到达贵阳后，第二天就去看望大姑妈，山路修通，腊脚村可以开车上去。我寻思这么多人要开多少辆车啊—不仅是我们全家，还有陪同我们的大人和小孩，晃来晃去数不清，有辆宽敞点的中巴就再好不过了。

一大早起来，门口停了一辆黑色越野车和一辆白色小面包。白色面包车的款式有点像当时流行的昌河面的，外表油漆斑驳。越野车肯定是可以爬山的，那辆面包车估计用来装行李，待会还要来几辆车呢？

出乎意料，没有车再来。

早饭后被招呼上车，越野车前后坐五人，后备箱安排了四个小孩，其他人全被热情地请进面包车。

面包车的内部进行了改装，为了能坐下更多人，拆掉了原来的椅子，歪歪斜斜放了两排长椅，车顶和周边的内饰都翻皮脱落了。

这样的安排让我差点惊掉下巴。工作中经常会看到因为超载和车辆改装引发的交通事故，我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对一开动发动机就突突响的面包车尤为担心。

上车还是不上车？爸妈不吭声。我在心里反复权衡，最后还是冒着被认为矫情的风险提出是否能换一辆车或者我们自己租车。

堂弟小黔不以为然地笑着解释：不怕不怕，我们过年过节去亲戚家都是坐这样的车，好坐人又好装货，安逸得很。

协商的结果是既租不了车也换不了车，只能再增加一辆同样的小面包，尽量坐宽松些。

去大姑家的山路九曲八弯，每到大角度转弯爬坡的路段，小面包就轰鸣着加大马力冲转过去，没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像它就是这山路的主宰。

坊间流传云贵川的司机最过硬，山路狭窄，错车的时候都很难找到缝隙，车子在山道上还是一骑绝尘。

叔叔婶婶姑姑们习以为常，我既没有兴趣对话，也无心看路边的风景，眼睛死死盯着前方，似乎必须把目光和道路焊接在一起车子才不会跑偏，胸腔有一万把琵琶在弹拨。

平安到达后还心有余悸。

昨晚刚燃起的对故乡的热情被迷茫取代。贵阳的兄弟姐妹和我，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就像腊脚村连绵的高山与江西广阔的赣抚平原，一直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爸爸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的腊姑妈一直无声无息地跟在最后面，不跟人说话也没有人跟她说话。

我爸对人一贯和善，腊姑妈又是最小的妹妹，他为什么也不找她说话呢？

妈妈倒不避讳爸爸兄妹间的龉龃，她揭秘说，腊姑家也是杀猪卖肉为生，几年前爸妈回贵阳探亲时曾到过她家，刚杀过猪的猪血还在地上的脸盆里冒着热气，中午的四个菜里却没一点肉星，都是煮熟或炒熟的蔬菜。四个菜管一桌子人，爸妈的肚子都填不满一角。没有水喝，我妈自己烧，刚透凉就被别人端走喝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