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平常一段歌
作者: 卢欣
一
小时候,我经常做同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坐在一间摆满书架的房间里,房间雪白的,书架边是不断飘动的窗帘。我自己一个人坐在地板上,仰望着靠墙的书架。书一排排地摆放在书架上,我抬起头,看不到顶,觉得很压抑,很怕那些书突然动起来,无情地朝我压下来。
桌子上有一个旋转木马音乐盒,发出叮叮当当的音乐声。旋律很熟悉,似乎是老师教过的儿童歌曲。音乐盒转了一会儿,声音停了,我觉得太安静了,立刻伸手去拧。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音乐盒,但是无师自通,猜想得旋转它的底座。
后来,我觉得太久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到处找他们。可是不管怎样也找不到。哭了半天,才有一个身材瘦小、脸长且尖的阿姨走到我身边,冷冰冰地问:“你哭什么?”
我拉着阿姨的衣角,央求道:“我的爸爸妈妈呢?我要找爸爸妈妈。”
阿姨甩开我的手,冷静地说:“我就是你妈妈。”
房间里堆放着很多的积木,有三角形的、圆形的、拱形的,可以搭起一座漂亮的宫殿。我一边哭,一边蹲在地上搭积木,搭好了又推翻。我心里越来越害怕,听到了阿姨在隔壁看电视的声音。
最后,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鼓起勇气找阿姨,问:“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我要回家!”
“他们不来了!”阿姨冷冷地回答我,“以后你跟着我生活。”
天越来越黑,我揉着发酸的眼睛,觉得困了。可是我不敢闭眼,我怕一闭上眼睛,就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了。我开始哭,大声喊“妈妈!妈妈”。可是没有人理我,阿姨也不见了。我哭得喘不过气来,哭累了,躺在书架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许多年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个场景。我甚至记得自己拿的是一本彩色封面的《格林童话》,封面是一个戴着红色尖顶帽子的小孩。但爸爸妈妈否定了我的记忆,他们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单独跟哪个陌生阿姨在一起。
我很难相信。梦境虽然模糊,但不会无缘无故出现。我总觉得自己经历过,我对那个恐慌又绝望的画面印象深刻。
二
我是在冬季出生的。听妈妈说,生我的那天,是腊月二十八。
那是个阴冷的冬季,那些天阴沉沉的,还飘着细雨。眼看快要过年了,可是妈妈的肚子还不见动静。在医院住了三天,奶奶脸都黑了,说:“这是造的什么孽,不会大年三十才生吧,我们还要过年呢!”
妈妈躺在病床上,用被子捂着脸,任由眼泪不停流出来。
到了年二十九,我终于闹腾了。医院里已经非常冷清,医生下班了,大部分护士也都休假回家过年了,剩下几个值班护士忙得团团转。奶奶来送饭时,也是长吁短叹的,拉着护士的手,说:“早几天出生就好了。”
好在我终于赶在年三十前出生了,并且生得很快很顺利。妈妈说她突然觉得特别疼痛,大声喊护士。护士赶紧把她推进产房,对她说:“用力,头已经出来了!”她觉得很痛,在产房里拼命嚎,整个产房里只有她一位孕妇。
“是个女孩!”医生一脸喜色地走出来,向家属报告,边说边脱下白大褂—他正急着回家过年,总算不用加班了。
奶奶听了,脸色铁青,将饭盅往地上狠狠一砸,说:“我们老孙家要绝后了!”
我从小就听妈妈给我讲过这段往事,不管听多少遍,还是觉得心里难受。仿佛自己是个不被期待的孩子,没有经过任何人允许,自作主张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个时候,爸爸还是很爱妈妈,懂得心疼妈妈的。他飞快地把饭盅收拾好,说:“平安就好。”因为快到除夕夜了,大家都希望我们赶紧出院,第二天妈妈就用小棉被把我裹回了家。妈妈说,除夕的晚上,我躺在她怀里,听着鞭炮声,咿咿呀呀地叫,温热的身体不停地往她身上拱。妈妈一下子就觉得心热了,抱着我说:“咱娘儿俩过年。”
在我小的时候,奶奶总喜欢唠叨男孩女孩的区别,男孩可以娶媳妇,女孩只能嫁人,以后我结婚生的孩子,就不能姓“孙”了。她摇头晃脑地说着,边说边叹气,好像妈妈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妈妈只能默不作声,假装没听见。到了晚上,我们俩回到睡觉的小房间,妈妈的情绪才敢释放出来。她抱着我,呜呜地哭,眼泪全都掉到了我的脖子上。
好在奶奶并不只针对妈妈,她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跟爷爷吵架。爷爷在外人面前总是笑呵呵的,性格温和,但是在家里,他总是不停地跟奶奶吵架。年纪大了以后,他有点耳背,说话声音特别大,就更像是吵架了。两个人能为很小的事吵一整天。妈妈说,我没出生之前,家里也是这样吵的。每当爷爷奶奶吵架,爸爸妈妈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敢劝任何一方。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爷爷自己一个人拿着粮簿去粮所买米。他把米买回来了,却没有告诉奶奶。到了下午,奶奶也拿着粮簿去粮所买米,她排了老长的队,却发现白排了,这个月米的配额已经用完了。她累了一身汗回来,进门就把爷爷大骂了一顿。
奶奶跟爷爷吵架,总是把杯子碗筷摔得砰砰响。爷爷不服气,说了她几句,奶奶更生气了,把门狠狠一甩就出去了。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家里还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人做饭。妈妈只好简单地做了饭,炒了几个菜。奶奶回来的时候,看到全家人坐在桌子前,热热闹闹地吃饭。她为此勃然大怒,走进厨房,直接把家里的锅砸得稀巴烂。
到下一次吵架时,爷爷摆摆手,说:“别管了,随她闹去。”妈妈再也不敢主动做饭了。
奶奶一生气,就脸红脖子粗的。认识的人都劝她心态平和些,不要动不动就发火。奶奶上了年纪以后,血压有些高,她总是不停地拍打全身,说能促进血液循环。她把自己的身体拍得砰砰响,说:“不发火行吗?我不操心,这几个废物过得下去?”
爷爷咂了一下嘴巴,想发火,最终还是忍住了。爸爸在外边对谁都不上心,在家却经常努力哄奶奶开心。他懂得奶奶的好,奶奶每天在家做饭,烧菜,打扫卫生,还把自己的退休金给他。
妈妈说,刚结婚那几年,她每天都想离婚。可是那个年代,哪有结了婚的女人离婚的。都是忍着一口气,日子再难,也要过下去。合适的夫妻,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不合适的,只能怪自己命不好,一辈子在吵吵闹闹中度过。
有一次,爷爷奶奶又吵架了。奶奶一激动,摔到地板上。妈妈怕奶奶真的血压高了,立刻跑去搀扶她。奶奶却不领情,反而狠狠地把妈妈推开。妈妈被奶奶一推,自己也摔到了地板上。爸爸赶紧把妈妈扶起来,责怪妈妈多事,说:“都吵了几十年了,有什么关系,就让他们吵到死好了。”那时候,爸爸妈妈感情还很好。妈妈对爸爸的回答很不满,说:“哪有夫妻天天吵架的。”爸爸漫不经心地说:“什么样的夫妻都有的,谁规定了应该是怎样。”
家里有一部十四吋的黑白电视,白天谁都不许动,罩着一个毛线勾花的漂亮电视罩。每天晚上七点的时候,爷爷准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这部电视机是家里最值钱的宝贝。
有一次,新闻联播已经结束了,妈妈看爷爷像是要出门的样子(脚已经迈出了门),她立刻高兴地转台。没想到爷爷并没有要出门,他发了脾气,把妈妈呵斥了一顿。从此妈妈再也不敢碰那台电视。这台电视首先是由爷爷掌握转台,爷爷不在家时由奶奶决定。后来,爷爷生病住院了,奶奶和爸爸轮流去守夜,妈妈才有机会看上电视。
那时候,电视里正热播着一部叫《渴望》的电视剧。每天晚上八点,我看到妈妈激动地端坐在电视机前,盯着电视里广告播完。每天都能听到主题曲缓缓响起:“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三
我的小时候,以为爸爸妈妈天生就是这样的,妈妈的样子就是我看到的样子。但是在我六七岁读了小学以后,妈妈给我讲了她和爸爸恋爱的故事。
她说那时候,谈恋爱远不像今天自由。车间里,女的除了跟领导说话,跟其他男人说句话都脸红。女的稍微跟男的走近一点,就要被人说闲话。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她经常跟我说起这些,仿佛是为了让我明白,他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是从哪里来的。可是不管怎么形容,我都没法理解。
妈妈进厂不久,就有很多人给她介绍对象,都是厂里的男同事。
介绍了几个都没成,厂里的热心大姐不高兴了,她们批评妈妈眼光高,挑三拣四,对感情问题不严肃。妈妈心里也急,同批进厂的姑娘们都被介绍了对象,她们开始谈恋爱,有几个甚至已经报名参加集体婚礼。妈妈的矜持和挑剔,显得格格不入,简直成了个人的思想问题。
这时候,有位同车间的大姐给妈妈介绍了自己的侄子,是在离纺织厂不远的招待所工作的。“招待所好啊,有鱼有肉,跟我们厂一样,是国营单位。”大姐给妈妈看照片,照片上一个男人站在一棵树下。那个男人站得直挺挺的,身材瘦削,浓眉大眼,笑得很开朗。妈妈匆匆地扫了一眼,有些犹豫。相亲提供的照片,人肯定是好看的,妈妈觉得这个男人头昂得很高,显得很骄傲。大姐使劲地劝说:“见见吧,争取把你的问题解决了,赶上集体婚礼。”
爸爸曾经告诉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妈穿一身白,衣服宽宽的,显得又矮又胖。我走过去,心里嘀咕,这跟照片也差太远了。好在走近一看,眉眼特别漂亮,笑容又温暖。就是那身衣服,太奇怪了,像放久了的咸菜似的。”妈妈每次听了,都不好意思地笑,说:“挑了半天,总想挑件最好的,结果失心疯了。”
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约在人民公园。爸爸迟到了,狼狈地小跑而来。工会大姐一个劲地抱怨。妈妈羞答答地站在一旁,看他被骂狠了,反而有些同情。
爸爸和妈妈的第二次见面,还是在人民公园。这时已经到了冬天,花圃里的花朵已经凋谢了,小草微微发黄。冬天的风微微吹动湖面,泛起灰色的褶皱,简直有荒凉之感。
妈妈只好裹紧了围巾,扭转头,生硬地说:“回去吧,冷!”
爸爸慌了神,说:“刚来,再逛逛吧。”他打开挎包,费力地翻着,仿佛是想从那小包里找到什么取暖的东西。妈妈使劲憋住笑,但还是忍不住,说:“好像不那么冷了。”
爸爸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说:“我这个人,笨!”
他们谈恋爱的时候,爸爸常到车间找妈妈,给她捎带几个新鲜水果,有时是花生瓜子。再后来他给妈妈带卤味,也是用报纸包着,油渍泛出来,散发着浓郁的香味。路过的人都眼馋地看着。
他说在招待所工作没别的,就这点好,偶尔改善伙食。妈妈红了脸,拼命推托,实在推托不掉,只好羞羞答答地接过手。
一个月以后,爸爸又约妈妈见面,还是在人民公园。这时已经是春天了,公园里红的粉的各种鲜花开得很热闹。他们在公园门口见了面,看到一个用无数鲜花拼成的巨大数字造型,大概是象征某个历史纪念日。站在花团锦簇的造型前,每个人都显得特别喜庆,爸爸亲热地对妈妈说:“真漂亮啊,天气真好,我们一起照张相吧?”
妈妈红着脸拒绝了。她觉得两个人的关系还没确定,不能随便照相。爸爸再三央求,有点难过,他望着妈妈,几乎像小孩一样撒娇,说:“你真的不想照张相吗?”
很多年以后,妈妈跟我说起过那次见面—决定性的见面。两个人拍了合照以后,关系就算确定了,爸爸把这张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底下,从此再也没有人给妈妈介绍对象了。
人民公园位于市区的中心位置。公园门口的花坛,从我记事起,每年总会换好几个造型。我最喜欢春天的时候,公园石头小路两旁的桃花开得正好,伸展出一片片婀娜的树条,上边缀满了花蕾。我们从石头小路走过,感受到春意盎然,无数的颜色变幻,提醒我们季节和岁月的变幻。
我们有很多在人民公园的照片,每年都有。从照片上看,爸爸妈妈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只有我一年年地长高。扎着双马尾辫子,不同颜色的蝴蝶发卡,让我能辨识出是具体哪一年。
每年春天,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在公园门口拍一张照片。那里有个专门替人拍照的老爷爷。老爷爷胸口挂着一部沉甸甸的黑色相机,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爸爸一见到老爷爷,就熟稔地说:“给我们拍张照吧,全家福!”
我还记得八岁那年,妈妈给我买了一条粉色的小裙子,扎了时兴的蜈蚣辫。一家三口去逛公园的时候,爸爸非常高兴,说:“月儿今天这么漂亮,不照张相吗?”我们立刻请那个拍照的爷爷,给我们拍了全家福。我站在爸爸妈妈中间,侧着头,两手张开,做出一朵花的形状。爸爸妈妈还是像往常一样,站得特别正式、拘谨,面对镜头生硬地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