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树歌

1

母亲出院那天，秃头医生说：是骨癌，留在医院也只有等死的份。那个叫强生的男人同他的弟弟强明，便把尚存几口气的母亲抬回了家。

母亲回家后，强生还在四处寻找民间偏方给母亲医治，但大家都知道，她在这个世界将待不了多久了。我开始怨恨起强生的狠心，我觉得是他毁了母亲，也毁了我。

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我就向强生提出要回学校。那时我读高二，学校是位于城郊的二中，由于离家太远，只能寄宿。阿莲知道后，倚在我的房门口，说：“今天星期六，今天晚上和明天又不上课，你要走哪里去？”

我不理她，自顾自地收拾自己房间里的东西。

“瞧吧，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她好像幸灾乐祸。

死瘸子。我在心里骂着，随即将一些衣物和书本一起塞进了背包。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回到这个所谓的家了。这个家，耗尽了母亲的半生，还有我十年的大好光阴。

七岁那年，母亲第一次带我来到强生家里。

强生家差不多在边街的尽头。屋后有几棵高大笔直的椿树。我现在依然记得，那天当母亲推开强生家门拽着我站在他家院子里的时候，一个十岁光景的跛脚女孩好像听到了动静，忽然从屋后的小院转出来，跌跌撞撞地冲向我们，差点跌倒在我的怀里。

强生指着我说：“阿莲，叫弟弟。”

阿莲呵呵笑着：“不是弟弟。没有弟弟。”

我躲在母亲背后，瞅见她的嘴角露出一颗嫩白得不合时宜的虎牙，她又一瘸一瘸地走了。

强生低下头，抱歉似的揉搓着粗糙的双手，朝我们说：“慢慢来，会习惯的。”

事先我并不知情，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要长久住在强生这个“家”里了。我对母亲充满了不屑和恼怒。当我跑到我原来那个家的时候，只见几个虎背熊腰的陌生人正在原本属于我的房间里忙不迭地搬进搬出。一个中年妇女瞧出了我的异样，充满善意地对我说：“你家原来住这里是吧？你们家租期到了，搬了。”

“租期”是个什么意思那时我还不懂，但听到“搬了”两个字时，我哇的一声，兜不住眼泪号啕大哭起来。

后来，我抽抽噎噎来到护城河边，任由母亲的呼唤从南门巷响彻到北门巷，从北门巷响彻到南门巷，再从南门巷又响彻到西门巷，然后那呼唤声从西门巷回到了边街，最后终于偃旗息鼓。可是不久，当母亲听说我曾出现在护城河边时，她的呼喊声突然如晴天霹雳般比先前锐利了十倍。等她找到护城河边的时候，我则转进了城里。总之，我想她永远找不到我。

那天傍晚母亲沿着河边找我找了很久，她的喊叫声歇斯底里，鬼哭狼嚎。

关于亲生父亲，母亲并不愿意跟我多提。无数个单调而冗长的夜晚，她只是不断重复地念叨着：“那个狠心的，那个没良心的，不要我们母子了。”因此，在我最初幼小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就同电视里陈世美的形象一样，是个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薄情寡义、抛妻弃子的人。后来，一个远道而来的亲戚不小心说漏了嘴，我才明白母亲嘴里父亲“走了”的真正含义。原来父亲并非耽于享乐而抛弃了我们母子，他只是变成了山上的一抔黄土。

在我的记忆里，从小到大，这个家—我不愿称其为“我们家”—从未缺少过“战争”。强生对母亲，母亲对阿莲，阿莲对我，强生和阿莲对母亲和我。这错综复杂而紧张的对立关系，一直延续到母亲临终的那一刻。

强生是这个小城里口碑数一数二的木匠，有近一半殷实人家的各种精致的木床、木桌、木椅之类家具出自他那双干树皮般皲裂的手。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与他亲近。

2

“你妈的病，谁也料想不到。”强生已喝得面色酡红，一股刺鼻的酒味占领了整个房间。

我说：“知道。”

“前前后后，也借了不少钱。但你的学费不会少。”

我不知如何回答，沉默以对。

“如果以后，要上大学，钱，我挣。”强生补充道。

“不用。”我说，斩钉截铁。

这时，阿莲忽然停下手中的活计，扭头看向我，愤愤地说：“家里的钱，都被你们母子败光了。”

我不说话，心里也愤愤的，眼睛瞧向门外。院墙上有一只乌黑的肥猫正从一溜碎玻璃片上踱步走过。阿莲还想再说点什么，却被强生用眼睛制止了。

阿莲嘟着嘴，撂下手中的针线，端着饭碗一瘸一拐地出了门。阿莲的话就像她手中的绣花针一样直扎我的心窝。我沉默着，我想，我就要走了，以后再也不会跟你这个永远都嫁不出去的瘸丫头磨嘴皮子了。

强生原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不过今天喝高了点，话就多了点。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说完，给自己满杯，仰起脖颈，一口闷掉。他大概猜到我将冷战到底的笃定态度，说：“你看，菜都凉了，先吃一点，再走。”我站起来，给了他一个冷脸，然后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走出了家门。

已过正午，学校应该没什么人了。周六晚上和周日不上课，大家都回家了，晚上宿舍也不会有人。我懒懒地在街上走着，盘算待会儿应该去哪里。走了一阵，我感到背包越来越沉，就打算先把它放到学校，然后再出来溜达。转过街角，我看见手里提着一个小黑塑料袋的小毛，我逮住他，问：“是不是你大军哥哥回来了？”

小毛说：“没有。”

我说：“那阿莲在你家做什么？”

小毛说：“不晓得，她进来的时候，我妈就叫我出来买盐了。”

“笨蛋。”

此前，我看见阿莲端着饭碗一瘸一拐地从邻居小毛家里出来，她没有抬眼瞧我，我也脖子扭到一边，我们就这么默默擦身而过。就在我走过小毛家门口的时候，他家的门哐当一声关上了，使我没能瞧见小毛的哥哥大军是不是回来了。

不管大军有没有回来，我仍想不明白阿莲为何总隔三差五到他家里坐，罔顾周遭的冷眼。从大概十年前起，因为一次宅基地的纠纷，两家形同陌路，水火不容。虽说现在过去了多年，那些令人难堪的往事和心结已渐渐淡去，但除了阿莲死皮赖脸去小毛家串门，两家的关系还未全面解冻。

至于阿莲和大军是怎么勾搭上的，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当事人没有透露半点。街上倒流传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一些糗事，可那只不过是街头巷尾的一小撮闲人吃饱了饭，无事可做，随意捏造的子虚乌有的谈资。我想，即使阿莲和大军曾经有过短暂的恋情，那也已经属于陈年往事；何况大军早就结婚了。人家现在生活得好好的，工作体面，老婆不仅正常，而且漂亮。

贱骨头，我狠狠地骂道。

其实，除开那双有问题的瘸腿，以及那颗长得不是地方的虎牙，在我们街上阿莲也算是个标致的女孩。

阿莲的成绩并不好，加上有双不听使唤的跛脚，走起路来像猩猩，少不了被同学们开涮。每次放学，她都知趣地走在最后，但总会有几个爱捉弄人的同学故意落在后面，学她走路的滑稽样子，然后哄笑一声散去。此时，阿莲并不示弱，铆足了劲追打他们，甚至将石头砸到了人家家门口。这种情况几乎贯穿了她的整个小学时代。

到了初中，阿莲到城郊的二中读书，就再也没有人当面与她打趣了。一则因为班里学生大多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像读小学时都是街坊邻居，知根知底；二则大家已是中学生了，中学生与小学生简直天壤之别，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各自都有了很强的自尊心，男同学已知道怎样尊重和讨好女同学了。更何况，中学时代的阿莲像变了个人似的，已出落成一个窈窕的姑娘，她的那颗虎牙不像是缺陷，反为她增色不少。但可悲的是，她的成绩跟她的姿色成反比，初三毕业，她既没有考上高中也没被中专录取，只能唉声叹气拎着书包回家了。

阿莲待家里后的第二年春天似乎特别漫长，屋后几棵椿树上的嫩芽比哪一年都茂盛，刚割了一茬，一阵春雨后，又韭菜般冒出簇簇新芽。

香椿芽是我的最爱，香椿拌油辣子、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等都是美味。那些日子，母亲跟强生到外地做活去了。

阿莲摆出一副家长姿态让我无法忍受。于是，她喊吃饭我便出去玩，等她洗完碗我便吃饭。

阿莲不知何时迷恋起了女红，待一切收拾停当后，便开始忙活手中的针线活。见她无视我的存在，我一边吃，一边说：“这香椿炒鸡蛋一点都不好吃。”

“不吃喂猪，”她撇嘴说，“猪都比你省心。”

我没立即回嘴，只是憋住气，暗暗吃完饭，默默踅到她身后，冷不丁一把把她的针线拽走。一时间，屋里屋外一阵鸡飞狗跳。追打中，我一个趔趄撞到门后，只听脚下一声脆响，割香椿的长竹竿被我踩断了。

香椿没几餐便吃完了，又该去割新的了。阿莲爬不了树，就用那双冷若寒潭的眼睛盯着我看。我谎称刚摔伤脚，行动不便。阿莲没跟我争，眉头一皱，仿佛在思索着什么，然后叫我在树下听她的指挥，我鸡啄米似的点头。

只要爬上椿树第一根粗大的枝杈，利用捆着镰刀的半截竹竿，可以割到大部分椿芽。阿莲笨重的身体像树懒一样贴在树干上，生怕摔下来，她的爬升速度比蜗牛还慢。

“快，推我，再加把劲。”她喘着粗气朝我喊。

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她推上了树。

“你把簸箕拿好，我指哪里，你就站哪里，椿芽别掉地上了，”阿莲居高临下地喊，“还有，注意脚下，别摔了！”

我站在树下，不耐烦地拿着大簸箕，样子一定也像只大猩猩，跟阿莲一样。没忙多久，我的手和肩膀就酸了，但阿莲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仿佛要把最后一束椿芽割下来才罢手。

这应该是我和阿莲的第一次合作，那晚的月亮格外明亮，阿莲提议把饭桌搬到院子里。在椿树下，我们吃着香椿饭菜，感觉格外地香。吃完饭，阿莲说，你去做作业吧，我洗碗。我第一次对她言听计从，老老实实地点着头说“嗯”。

3

高二寒假之后，我像忽然开了窍，发狠学习。除了寒暑假和节假日，我很少回家。每月的生活费，强生都托班主任转给我。我们之间似乎已形成了一种避免碰面的默契。

我已经不怎么回家了，仿佛那个“家”跟我没有分毫关系，至于强生和阿莲过得怎么样我也无从知晓，也不想了解，我只关心自己的学习。终于，我的倾情投入有了回报，在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中，我考到了年级前30名。如果高考还是这个成绩，我是可以考取一所重点大学的。

初夏的一天，本来是第三次模拟考试，班主任却忽然叫我回家。我走出简陋的教学楼，穿过操场，看见强明正在校门口焦急地伸长了脖子冲我这边张望。

“阿辉，阿莲出事了。”我看见强明的脸灰扑扑的，不见一丁半点血色。

“她又怎么了？”我说。听强明说到阿莲，我原本准备掉头回教室，但却被强明的手紧紧拽住，“阿莲在医院里。”然后他拉着我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人民医院。

“她又要搞什么？在医院就赶快治病，找我又有什么用？”

“阿莲想见你，跟你说说话。她快不行了！”

“那强生呢？”

“等到了那里再慢慢跟你讲。”强明没有当即回答。

阿莲果然快不行了，我和强明被挡在重症监护室外面，问题远远比强明预想的保大人还是保小孩要严重得多。不久，医生就宣布可以交代后事了。强明一时间手足无措，我的脑子里也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悲伤，我预感到，我们这一对冤家的恩怨即将终结。

病床上，阿莲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像丝绒在空气中漫无目的地漂浮。她熬过了一个夜晚，似乎倔强地在等待着什么，虽然她知道她所等待的也许根本无法到来。第二天清早，终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整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寂静，而阿莲惨白如蜡的脸上，却似乎洋溢着一缕笑意。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和强明之间有过的一段对话。那是在阿莲终于“去了”之前还是之后，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问强明：“是什么病？”

“不是病，阿莲怀孕了。”

“那孩子呢？”

“没保住。”

“谁的孩子？”我问。

“大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