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焦的身份

指尖，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槛外梨花》《花酿》《河流里的母亲》《雪线上的空响》《最后的照相簿》《一色千年》《在我和我们之间》《符号》等多部散文集。散文多次入选全国各种年选。曾获首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散文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大地文学奖、红豆文学奖、山西文学双年奖等，连续两届获得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

初中毕业那年冬天，去林场上班。没有入职手续，没签任何合同，只是被领进会议室，在烟雾弥漫的人前亮相，之后住进三人宿舍。这种既满足，又担忧，既充满喜悦，又充满悬念的情形，让我在不久后，熟练掌握了在脸上敷一层浅笑的技艺，就像瓶子里的雪花膏，用指头将它沾到手心，两只手互相揉搓之后，覆盖在脸上一样。更多时候，甚至连假想都不需要，我的表情循着一条阴暗的专属通道，放大在父母脸上—虚构的笑纹，故意呲开的嘴，紧张而敷衍的语调，慌张躲避的眼神，生怕一不小心，戳穿真实与谎言之间那层薄薄的布幔。

一个月后回家，母亲说老师曾捎话来，让我回学校复读。当老师从同学口中听说我已经去工厂上班后，未发一言。课堂上，他对着四十五名应往届生新新旧旧的面孔，表情古怪：你们毕业后能找到工作的话，就不用好好学习了，但既然没有被工厂招工的可能，那给我乖乖听课做题上自习。

无人可知，虽有单位接纳，并成功掀开工人生涯的崭新一页，但身份并未发生变化，我依旧是那个落榜的初中生。之前我毕业回村，顺理成章加入青壮劳力组成的收秋队伍，但因对农事的陌生和笨拙，我被熟练掌握庄稼活的劳动力诟病，特别是比我年长几岁的女青年，对我的讥笑可以说是毫不掩饰。我在她们干净的布鞋，捂住大半个脸散发着浓郁洗衣膏味道的头巾，白色线手套中握着的亮光闪闪的䦆头上，看到她们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对她们被承认了的农民身份生出无边羡慕。在家里，母亲像藏在门后的那个墨色自行车打气筒，不断在无人的场合，通过夸赞我能吃饭个子高和有力气，来增加我去做个好农民的底气。这段时间很短，不足五十天，我尚来不及做出一个庄重而热爱的姿态，来适应对农民身份的实践、接纳和最终定型，全村的田地一夜之间归各家所有。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农民工人干部还是学生，再无需去通过侍弄庄稼，挣得农业生产工分，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了大喇叭里催促上工的声音，没有了分粮食和交公粮时的你争我夺，大家变得无所事事，连那些农活老把式都闲坐在五道庙，一袋接一袋地吃烟，脸上交替呈现满足和失落的面具。

人们的想象中，我所在的工厂由无数厂房、无数工人以及无数庞大的机器组成，我和同事们穿工作服，吃供应粮，享受工作福利，出入车来车往。那几年我每次回家，都会有人来求证这种描述的真实性。我最好的朋友禾苗，就曾在言辞间委婉表达过让我带她到林场看看的意愿。我目光躲闪，言语嚅嗫，让她以为从小到大延续的友谊即将完结。事实上，他们只看到工厂表面的那层金光，当他们携带满身疲惫从青砖厂、耐火厂、玻璃器皿厂等民办小厂下班时，这层虚幻的金光在远空星辰般闪烁，他们同时也看见一个虚假的我，穿着流行款式的衣服，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办公，极其优雅地读书写字，谈对象，逛马路，潇洒地进饭店，在县城百货商场毫不眨眼地购置一条裙子和一双高跟皮鞋……所有这些，同时也在我脑海里呈现，我不能不说，那也是我渴望的事情。真实的林场，地处高海拔林区，周边除去靠近公路的管村，全是重重叠叠的高山，这里严重缺水，对于从小生活在温河边的我来说，很不适应。场院里有两口深井，一口已经干涸，另一口打出来的水，入口有微微酸涩的味道。师傅们的家，都分散在高山之下的那些村庄，他们吃旱烟，喝烧酒，他们的工作是上山栽树，蹲在苗圃育苗，带着砍刀和锯子去山间伐木，跟农民也无差别。除去每天和同事相处，我唯一的消遣，就是去管村供销社，认识许多管村人，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他们跟温河村庄的人并无二致，甚至更愚昧更沧桑更缺少见识。

同宿舍的两位女孩，比我大几岁，她们面临谈婚论嫁，身份问题更令她们焦急。我们当然不敢明目张胆找领导，憨直的师傅们对此又毫不关心，思忖了好长一段，我们最终决定去找会计，通过旁敲侧击，探听领导招收我们来的意图（他只是需要几个临时工？还是会跟我们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在那个满是痘痕的白面会计面前，我们显然还是太幼稚了，即便我们中年龄最大的那位，用极其甜蜜的声音喊会计叔叔，虽然他只比她大几岁，她还给他洗过衣服，打过毛衣，但最终，会计的嘴就像套了一只漏斗，过滤出来的讯息毫无用处。林场停电的夜里，我们坐在凳子上，被黑暗吞没。窗外，猫头鹰的叫声此起彼伏，那种似笑似哭的声音，源源不断传递着对苦难的恐惧。

作为食堂管理员，我每天的工作是将仓库门打开，让食堂师傅进去称足当顿的粮食，然后记在本子上。月末，我爬上单位汽车高高的马槽，去粮食局领回二十个职工的口粮。仅仅这点供应粮是不够吃的，据说前几年，林场通过跟管村村委交涉耕种了少量的田地，每年都能收割玉米谷物和油料作物，来补贴食堂，但后来管村把田地要回去了。场里只能在增加收入上想办法，于是开设了小料加工厂，通过承揽木工活和出售木料，来补贴和改善职工伙食。春节前，场里从河北购回一车粮食，一部分作为职工福利分发，另一部分补贴食堂。当小小的仓库被装满粮食的麻袋堆满的时候，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这也就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继续煎熬在通往林场正式职工的路上。

仓库快要空的时候，又过了一年。那个女孩已经二十三岁了，这个年龄，已算大龄，她对签订劳动合同一事开始绝望，动不动就请假回家，其间竟然还在太原当了三个月的保姆。偶然机会，县里的一个单位需要借调大量年轻工人进行城市区划，她被借调出去。在新单位，她的人际圈开始扩大，各种机会频繁出现。一年后，借调结束时，她如愿嫁入一个城市户口家庭，并通过婆家的关系，彻底改变身份，成为化肥厂的正式职工。两年后，另一个女孩效仿她，通过借调，也将身份改变。

一架照相机适时增加了我身份的砝码，稍稍安慰了我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单位请了师傅，配置了暗房和洗相设备及材料。那段时间，每次按快门前，我的右手食指总是犹豫迟疑，无法将黄色焦点跟相框里预设的那个点准确重叠，这就导致十二张照片里，差不多有十张是失焦的。在暗房里笨拙地冲洗着模糊的相片，失败加失败，浪费着单位的材料，但并没有因此被教训和谴责，让我徒生幻想：莫非自己是被单位承认和接纳的工人？

林区的冬天来得早，中秋节后第二日晚上就起了霜，管村的庄稼来不及成熟就上冻了。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场院里，看门的黑犬懒散地瞟了他一眼，依旧将头趴回前蹄。他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师傅，回来办理病退手续的。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许多人都看到师傅装在牛皮纸袋子里的档案，一张工资表格，一张裁成窄条的介绍信—由县劳动局开具的就业介绍信，这两张纸，是证明他身份的重要文件。

我最终也选择借调这条路。

我走的那天，新招来的两个女孩兴高采烈，她们用临时工的身份，住进了我的宿舍。

借调之路充满颠簸，我就像坐在一辆快散架的三轮车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借调函上印刷着的单位名字，鲜红醒目，高大端庄，让人心跳。显然，命运是想给我最好的那个，最好的环境，最好的领导，最好的同事，甚至最好的朋友。它就像一颗绚烂夺目的钻石，绽放着尊贵明亮和快乐的光芒，而我，十七岁的我，在它面前更像一张薄薄细细生锈的铁皮。

在省城那家文化单位，即便三十多岁胡子拉碴，他也被喊作小王。跟我一样，他也是借调人员，我们一起被分到审稿办公室。但没有稿子。办公室有一个书柜，里面稀稀拉拉放了几本文学名著，每天打扫完办公室，我都取出一本书，《白夜》《罪与罚》《白痴》或《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个书柜更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用展览柜，只要打开它，看不见的不幸与悲苦便会从书页中扩散。一直到近午时分，阳光穿过对面新建的高楼与高楼之间的缝隙，极不情愿地洒射到我手中的书页上时，小王才回到办公室，通常满头大汗，像是刚刚从蒸汽房里跑出来般，即便外面下着大雪。我从不好意思主动开口问他，而他在我面前也保持着矜持和尊严，不愿打破我们之间厚厚的陌生壁垒。直到有次我下到一楼收发部帮忙，才知道，原来小王一直被下面这些正式人员差遣。

收发部全是未婚的女青年，她们目不斜视，脸上挂着天生的傲气，喜欢抬头挺胸走路，喜欢在办公室吃早餐，她们无一例外都骑着那种没大梁的小自行车，她们的聊天内容不是电影、流行歌曲就是舞会。有次我下去的时候，一个女孩正在教另一个女孩跳华尔兹，随着脚步的移动，嘴里还发出好听的嘭查查嘭查查的声音。那时候，小王就站在成堆的邮件后面，脸上带着一层虚幻的笑意，由于脖子伸得太长，整张脸突兀地浮在空中。不久，就有人喊他，让他帮忙去擦洗自行车，这声不容置疑的喊声，似乎提醒了其他几个人，她们纷纷从抽屉或者包里拿出自行车钥匙，连跳舞的两个也暂时停下，将钥匙找出来，交给他，他似乎很乐意效劳，笑嘻嘻端着脸盆出去了。

另一天，一个女孩迟到了，她气鼓鼓地抱怨，单位门口建筑材料太多，将自行车车胎扎破了。小王呢？她的目光环绕办公室一圈，没找到小王，就推开门，朝楼道里大喊：小王，小王。我第一次听到平时细声细气的她居然有如此高亢粗放的嗓门，跟我想象中文明的省城青年身份极不相称。小王被喊来，他当然是那个替她补胎的人。揣着带着女孩体温的两毛钱，推着自行车出单位院子，向东走不到一百米就是修车铺。那女孩从靠窗的抽屉里取出一块布，很认真地擦皮鞋，洗净手，又拍打了裤腿上看不见的尘灰，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小饭盒，里面是她的早餐，半饭盒牛奶和一个五仁月饼。她的吃相文雅极了，掰下一小块月饼，沾一下牛奶，小口咬下，闭着嘴巴悄无声息咀嚼，给人感觉那块月饼对于她来说更像一座大山。这样过了很久，我已装了近五十个信封，她才吃完。吃完又一阵清理，漫不经心地说，小王怎么还不回来呢？人们抬起头，看着她。一个说，是啊，这次够久的了。另一个说，估计修车的人多吧，会不会骑你车办事去了？还有一个说，借调的人，跟咱身份不同，以后还是小心点好。说完瞟了我一眼。

小王回来还钥匙，女孩脸上带着厌烦和埋怨的表情：让你补个胎，要这么久啊。小王弓着背讨好地朝她笑笑。中午去食堂吃饭时，我看见那女孩正蹲在自行车前端详。别的办公室同事问她，是丢东西了吗？她对着她们摇摇手，嘴里说没有没有。只有我知道，她是在怀疑借调人员小王，是不是偷了她自行车的零件。

我遇见一个老乡姐姐，她已完全忘记了家乡话，一口省城话让她成功而骄傲地证明着自己作为城市人的身份。她好心送给我少量的饭票和粮票，好像我是个衣衫褴褛一穷二白的乞丐。一个成年人的目光，总是犀利的，或许，她隐约能看到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呆坐，不敢在周末出门，怕遇见小偷，怕城市纵横的街道，怕找不到回宿舍的路？她也看到我在其他同事面前的卑微和心虚，看到我的煎熬？于是，一个星期天，她带我去看电影。影院门口，她遇见熟人，一个穿风衣头发微卷的高个子男人，她跟他在那里聊得热火朝天，男人仰天大笑，她捂着嘴回应，直到电影开演很久，他们才分开。我听见她告诉他，小姑娘是个农村小老乡，带她出来见见世面。

借调者的身份，原本就是尴尬的。我成为一个双面人，一面是经历过的、记录并总结的过去时光，带着自我气息和喜好的旧事物，一面是崭新的，白纸般的，毫无经验的当下，不被接纳，如履薄冰，因缺乏足够的信任，无论做得好与坏，都无法令人满意。

进入冬天以后，淋淋淅淅下起了冷雨，常常是中午开始，一直下到傍晚。早上起来，雾蒙蒙阴冷的天空让人绝望。那天，小王跟我坐在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黏稠的沉默在我们之间涌动，他吐出的烟雾，罩住了他，先是脸，后来整张身体都看不见了，要不是他掀翻报纸的声音，我还以为他被烟雾卷走了呢。后来，他从烟雾中走出来，站到窗前，外面的雨水渗入窗框，凝成一个椭圆形的雨滴，沿着玻璃滚下来，最终，啪嗒一下，掉在窗台上，碎纷纷。他转过头来，声音沙哑，对我说，我们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他明显的外地口音，让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别扭，而他眼里闪动着的，像泪水的东西，让我忍不住低下头。

其后几年，我先后被三个单位借调过。托付是一个很理想的词，可是，托付也是一个最无情的词，它使物种生出一种理直气壮的悲壮理由，得以消弭而不受指责。而所有人的借调生涯，这种模糊身份的经历，便是一场托付。

我最终离开了省城，这块遍布亮晶晶钻石，到处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车窗外，山桃花在颤巍巍的春风中抖动，像一团又一团拥挤在一起的笑脸，我灰头灰脑，满怀忧郁，怀抱大大小小的豁口，贴着那一张张笑脸，原路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