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眼（短篇）

程相崧，1980年生于山东金乡。中国作协会员，第八届全国青创会代表，第五批齐鲁文化之星，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协第六批签约作家。发表小说、散文100余万字。作品散见《十月》《作家》《山花》等刊，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推介。小说集《金鱼》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年卷”，并获第五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

1

腊月二十日，大寒后第二天，也是寒假的第一天。我五点起床，挑起窗帘望望外面，雪花正在稳稳地下着。我轻声穿衣，关了各个卧室的门，到厨房擀那块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面团。古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节省时间，我常常在头天晚上准备好第二天一早需要的食材。我做了四碗西红柿菠菜面，例外地也给自己荷包了个蛋。我悄悄吃完饭，是刚刚五点半的样子。冬日里太阳出得晚，离日出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关门下楼，外面还是黢黑一团。昏暗的路灯在小区里慵懒地亮着，那一小团光照得四周飘落的雪花越发显得稠密。我家那辆小福特趴在停车位上，上面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雪，所幸还没有结冰。我简单清理了一下，便驱车上路了。

在这样的小县城，没有了早起上学的学生，很多人此刻都还在酣睡。街道上的路灯都还没有亮起来，偶尔能看到一两处车灯光，闪烁着，并不真切。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的眼睛多年近视加散光，又过了四十岁，新添了些花眼的毛病。坐在驾驶座上只得像只鸭一样伸长脖子，才能依稀看清前面的路。从小就有这么一个印象，下雪的夜晚，人都会不自觉地睡得香甜深沉。我之所以违背常理，起个大早，是为了完成自己许久以来的一个心愿：等放了寒假，一定要把母亲从老家接来，给她治疗一下眼睛。

我在县城工作，是一所重点高中的教师。父母住在三十里外的乡下。母亲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前，母亲还在这里帮我照看两个孩子。可是有一天，她坚持要走，非要回农村去。我跟妻子小梅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慌了手脚。我平常课程紧，周一到周五不用说了，周六也安排了上课，周日还有自习辅导；小梅在医院当护士，白天忙得脚后跟打腚锤子，晚上有时还要上夜班。我们的女儿刚刚上小学四年级，儿子才上幼儿园。平常母亲住在这里，负责接送一个，我跟小梅再抽空接送一个，才能勉强让生活维持下去。离开母亲，生活无疑就乱了套了，我们不知道两个孩子该怎么拉扯大。

“我的眼前总是有一些蝴蝶在飞，晚上看天上，都是两个月亮！”母亲说。

“你眼睛坏了回家有什么用？我们给你看！”小梅没好气地说。

但是，母亲拒绝了我们的好意。她固执地说，自己在这里帮不上忙，再成了需要人照顾的病号，只能给我们添麻烦。她坚持说自己的眼疾是累的，回家歇歇就好了。“在这儿只让你接送接送孩子，饭都不用做，怎么就累着你了？”小梅顶了一句。母亲自知失言，红着脸笑了。可最终我们也没有拗过她，还是放她走了。

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无理的“罢工”。家里还种着几亩地，养着几只鸡，这都是父亲的工作。他是没有可能顶替母亲，到这里帮忙的。临走，小梅气呼呼地撂下狠话：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日后你有没有求我们的时候！

结果，母亲回去之后，视力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渐渐地连眼前人的五官也看不清了。有一天，上级某医院去村里义诊，说她是患了严重的白内障。

虽然路都是熟悉的，可在这风雪交加天又没亮的时刻，并不好走。城区还好，有住宅楼上窗户里散发出的零星灯光，出了城，除了飞快摆动的雨刮器和车灯照出的一小片光明里簌簌飘落的雪花，几乎难辨东西。路上有一些积雪，更多的地方化成了水，聚成深浅不一的水洼。在夜色里，只有一些跑长途的巨型大货车从后面赶上，或者从对面呼啸而来，带着刺耳的啸叫，跟我的小车擦肩而过。有的上面还载着巨型的罐子，依稀能够看出印着大大的“爆”字，让人凭空捏一把汗。

天气预报显示，子夜时分会有小雪，但两个小时后就会停下，到凌晨是阴到多云天气。现实中这场雪却迟到了几个小时，也猛烈了许多。车窗外云层把天幕压得很低，雪花把世界搅得天昏地暗。虽然偶尔会有昏黄的灯光从什么地方传来，因为蒙了一层雪的缘故，越发让人晕头转向。在一处新修的十字路口，我停了下来。这里尚未安装红绿灯，一辆辆让人望而生畏的巨无霸拖车，竟然在眼前排起了一条长龙。

我点上一支烟，等待着车队启动。早晨起来后的第一支烟，让我几个小时没有接触尼古丁的身体隐隐有了一丝眩晕的感觉。有一个瞬间，我的思绪回到城里的家中。这一刻，小梅和两个孩子应该都还在甜美的梦乡吧？这趟回家，我没有跟小梅商量，只在头一天晚上简单地告诉她，今天我要用车。

这一两年来，我们的关系，已经快冷淡到陌生人的程度。那种亲热的事儿不用说了，早就断了荤腥，真正地相敬如宾。除了跟孩子有关的内容，连话都能省即省了。

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并没有产生美，反而渐渐拉开了一道鸿沟。这种逐渐加大的距离感带来的不适，在她进门后重重的关门声里，在她吃饭时放出的抖音小视频的喧闹声里，当然也在有时候孩子提前吃完饭离席，我们在饭桌上相对而坐的尴尬咀嚼声里。

2

这种尴尬，是从一年前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表示要治眼时开始的。

那一次，母亲在电话里说，自己的眼睛越来越糟。但随之，她欲言又止，仿佛劝慰我似的说，你不用放在心上，村子里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多的是！像我们队里的凤花大娘，还有村子西头的邵爱琴。我的大脑飞快转动着，努力回忆着她提到的这些人的面容。这时，母亲又特意补充说，邵爱琴的儿子小光，跟你一样也是有本事的人，大学毕业在城里工作，不是也没给他娘治？看来，年纪大了，眼睛上的毛病，治不好了。

我心里明白，母亲其实急切地想要治疗自己的眼睛。两眼看不清楚东西带来的烦恼和焦躁，是普通人不能理解的。但是，我明白那种绝望和无助。因为，我奶奶就是一个盲人。从我记事起，她的眼睛就瞎了。奶奶一个人住在村口的家里，母亲一天三顿给她送饭，直送到她103岁那年走了。

我的心针扎一样难受，知道当务之急，是赶快送母亲去医院治疗。但是，对着电话，我却吞吞吐吐。我知道，父母年岁都大了，家里还有几亩地需要父亲照顾。就算他能够不管地里的活计，愿意陪母亲来看病，现在医院从挂号到付款到买药，都是电子系统，他们也未必应付得过来。我是家里的独子，只要让母亲来治眼，前前后后我都得靠上。

这样行吗？在母亲走后，我们的小家庭好不容易慢慢走上了正轨。我平常负责接送女儿，小梅负责接送儿子，遇到特殊情况应付不过来，就其中一个跟单位请个假。辛苦是辛苦，但小梅也认了，没再有什么怨言。如果让母亲住院，这突如其来的小小变故，就可能激化家庭矛盾，打乱原本有条不紊的平静生活，甚至引起一场家庭灾难。

我几经犹豫，还是没忍住，在一次吃饭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梅。那次，其实也很偶然。我忘了为一点什么家庭琐事，小梅又羡慕地提起了同事，说他们的孩子都有爷爷奶奶照顾。我便说：

“我们的父母尽管不能帮我们，可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不给我们增添负担。”

我看见，小梅诧异地从饭桌上抬起头，用奇怪的眼神瞟了我一眼。

“我母亲眼睛坏了很久，都还没有治。”我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说。

“她眼睛坏了？”我听见小梅冷笑了一声。

“你知道的，她从我们这儿走时，就开始看不清东西。后来有一次，市里医院义诊去了村里，说是白内障。”

在令人尴尬的气氛中，经过短暂的沉默，我听到小梅轻蔑地笑了笑，嘟囔了一声：“她回去清闲了一年，没给看孩子，眼睛却瞎了？真是报应啊。”

我们都没再吭声，但空气里聚集着火药味，似乎再有一点细微的火花，就能引爆整个世界。小梅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想给她治可以，只要不影响我们家里的正常生活。”

在这一年里，我曾经无数次设想着，开上汽车，去几十里外的老家，把母亲接来。那段不算远的路程，我在上高中时就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回。接来是很容易，但下面呢？父亲能否丢下家里的那几只鸡？就算能丢下鸡，至少从他自己看来，一个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头，干这照顾人的事儿从心里就有些打怯。

他担心四处碰壁，担心到时会两眼一抹黑。如果他能够胜任，母亲就不会给我打电话求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一个吃国粮的，到了他们这个年龄，有个病有个灾的，我这个儿子理应“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去年暑假，我原本计划抽空带母亲去把手术做了，可恰巧妻子被单位外派学习。我照顾着两个孩子的生活学习，一刻不得闲。母亲的眼疾让我一直不安，渐渐成了一块心病。那段日子，我常常梦到初三时候的一件事儿。那时，我的眼睛近视了，看不清黑板。而父亲惦记着地里没收完的麦子，不肯带我去配眼镜。

我急得直哭，母亲忍不住，虽然车技生疏，但还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出发了。那时还没有公交，出租车也没有现在及时。母亲是用自行车驮着我，赶了几十里，到县里给我配了第一副眼镜。梦中的情景跟现实大同小异，但总有些神奇的变化。有时候，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却没有了母亲。有时候，到了诊室，坐在那里测视力配眼镜的却是母亲，而不是我。

在这个寒假之前，母亲最后一次打来电话，又提到了自己的眼疾。她说自己视力越来越模糊，问我如果治疗晚了，会不会影响恢复效果。我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最后，她还顺便提到了我的小姨。她说，你小姨的腰摔断也好几年了。去年，打电话给在市里干修车厂的你的姨表弟，想去市里医院看看。你姨弟答应得挺爽快，可你弟媳却死活不同意，怕耽误店里生意。

我哑然许久，虽然母亲没有提到小梅，可我听了还是羞愧难当。有些话，怎么跟母亲说呢？我宽慰她说，小梅也一直惦记着你的病，还给你预先找了最好的专家。只要我们能腾出时间，一定会给你好好治的。

3

住院第二天，母亲便顺利进行了手术，这消息是父亲从电话里告诉我的。

在我的说服下，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用了折中的办法。即我带他们走完挂号、就诊、核酸、住院这些繁琐的程序，安顿下来之后，由父亲负责充当陪护人，在病房照顾母亲。为此，父亲极不情愿地卖了他养的那几只鸡。做这些并没占用我太多时间，何况又趁着小梅休班。但回家后，小梅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我说，我咨询过医院的朋友，短则三四天；如果有炎症需要消炎，可能就会拖延一些日子。顶多一个星期，这事儿就彻底过去了。小梅没有吭声，可我知道，她还在心里怨着母亲当初的“罢工”，没有解开心中的疙瘩。

在母亲手术后那天晚上，我在小梅下班后，急不可待地赶到了医院。主治医师周大夫是我的朋友，我没去病房，直接去值班室询问母亲的情况。没想到她一见我，张口就说：“你爸妈真是一对模范夫妻，一个科室的人，都说这老两口真是恩爱，是年轻人的典范。老头搀扶着老太太，寸步不离地照顾着。下床吃个饭，解个小便，也是搀扶着。”

我有些不好意思，回想一下这些年，父母的确算得上恩爱。虽然是经人介绍认识，可据母亲讲，相亲那天，父亲被媒人领着，在姥姥家院子里的枣树下喝了一碗茶。母亲躲在屋里，挑开窗帘子看了他一眼。父亲一瞅见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就看上了她。

我赶忙问周大夫母亲的病情，两只眼睛都恢复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这时，我才知道，母亲这次仅仅做了一只左眼。原来，为了减少感染几率，白内障手术两只眼睛不能同时做，至少要间隔一个星期。这情况我事先没有问清，更没有想到。这时，周大夫似乎看出我脸色的变化，安慰我说：

“其实，病人不需要住院一周。三天后就可以办理出院，一周后重新入院就可以了。”

我告别周大夫，走出值班室。心里却想着这一次的入院，从挂号到排队就诊，再到检测核酸等结果，忙得晕头转向。加上程序和科室位置不熟悉，跑了很多冤枉路。如果两天后出院，回家待两天再次入院，无疑又要重新折腾一次。这样，弄不好就要拖延到过年。想到这儿，我的头都有些大。进了病室，母亲正在床上躺着，父亲坐在一边的陪护椅上。看我进来，父亲扶母亲坐了起来。母亲做过手术的左眼挂着一小块白纱布，笑着相互打了招呼，父亲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