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变

小美趴在我胸口，指尖摩挲着我肚子上的疤痕，忽闪着眼睛问，疼不疼？

这是多年前的旧伤疤了，像干巴巴的树瘤，早被枝头遗忘，自然该是不疼的。但小美的指尖触着疤痕时，我还是隐约觉出了一些痛感，如果要解释，大概是我下垂的良心被戳痛了吧。

几个小时前，我又对小美撒了一个难以饶恕的谎。被上家公司开掉后，我面试了一家新的公司，在这里认识了小美，她是公司秘书。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肚子，它圆鼓鼓的，生着几根毛发。在肚脐一侧的荒原上，有一个硬币大小的深色疤痕，像口废弃的枯井，乍一看去，如同长了两个肚脐，似乎我正经历着某种异变。

异变的表象是感觉自己越来越空，深吸口气，都可以听见气息在身体内回响，一切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这种感觉倒是可以拿来聊以自慰，既然本身不再真实，那我随便撒个谎，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撞见真实，就像回眸望见了平行时空中的另外一个自己。

异变是从我回国后开始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定居国外的朋友的话。他说，有的人，漂泊半生，把故乡想了千百遍，念了千百遍，历尽千辛万苦，有一天终于回到了故乡，但是那天，他却开始了真正的漂泊。

回国后，我新找了工作。一个工作日的中午，公司领导安排聚餐，饭桌上，领导让我讲讲在海外的故事。这让我很犯难，我在海外漂了六年，却想不出有什么故事，或可以彰显六年时光如何锤炼了一个男人，或可以拿来逗个乐子。这就很糟糕。到新公司后的第一次聚餐，这是给大家留下最初印象的重要时刻，一餐过后，你难免会得到一些你所不知而又人人尽知的评论。如果我一个故事也讲不出，大概会被定性为既无阅历又毫无趣味的人。前者，难免会影响我的职业前景，而后者更为严重，在女同志眼里，无趣的人不配拥有她们的爱情，那也将葬送我在女同事中的择偶权。

满满一桌菜，刚刚吞下了很多，东坡肉、干锅肥肠、酱板鸭，血液浓得像浆糊，连脑袋里都油光光的，按以往的习惯，我该要困一觉了。饱暖思淫欲，但淫欲不过只是偶尔才有，饱暖后人更容易犯困。早餐后，我们例行开晨会，在晨会上我就开始犯困，忍住哈欠，却憋出了眼泪。午餐后睡一觉更是雷打不动的，那是大家统一的静默时间，办公室的窗帘拉下来，灯关掉了，电脑也进入了休眠状态，黑暗中，一张张行军床上鼾声四起，你很难想象两小时前那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也很难相信这群人一小时后会苏醒过来，继续热火朝天。午休时间，是上班族最珍贵、最有尊严的时刻，你可以理直气壮地挂掉任何一个电话，拒绝任何一个需求，管它是A项目，还是B项目，管它来自阿联酋，还是几内亚。不等你挂完电话，旁边的人已经抢先一步骂出了口，谁他妈的午休时间打电话过来？顺便补充一句，你他妈的能不能调静音！

现在正是平时瞌睡虫上头的时候，领导却让我讲个故事。这是个不能拒绝的要求。思绪像破漏的渔网，抛撒下去，捞起来却空空如也，连个小鱼小虾也没有。领导说话时，我正往嘴里塞一块牛蹄筋，这让我有了延迟响应的理由，我一边笑着看向领导，一边咀嚼着牛蹄筋，同时，继续在脑子里一遍遍地撒着网。

蹄筋是在砂锅里焖烂了的，不耐嚼；我也不能一直对着领导笑个没完，不然难保领导会像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似的，揣度出太多意味。

对面小美看着我，眼睛水灵灵的。她的眼睛像会说话、会唱歌一样，说的是枕边细语，唱的是风花雪月。水晶灯下小美的双乳看上去白晃晃的，让我泛起了饱暖后偶尔的淫欲，脑袋更乱了，像一锅粥。

什么叫故事？得有戏剧性，得有矛盾冲突，说白了就是干，和别人干，和外界干，找不到对象，就和自己干，都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可我是最习惯求平稳的，平时但凡遇到点矛盾就老远绕开，实在绕不开，别人施压我便屈服，别人抗争我便妥协，这样的人是很难有故事的。

就拿中学时的一件事来说吧。有一天，我中午去校外吃饭，跟着人群挤到了一家板面摊前。这面摊生意火爆，大家都围着小摊的老板，伸长了胳膊，纷纷喊着“来一碗”，手里的钞票都快戳到老板鼻子眼里了。如果班主任此时经过，一定会伤透了心的，几分钟前在课堂上还萎靡不振的一帮人，如今却有了革命般的热情，簇拥着老板，就像油画里法国民众簇拥着袒露双乳、手握三色旗的姑娘莱辛。

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份板面，立马将其端到一张无人的小桌前坐下，正把面往嘴里送时，后边隔壁桌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是个小青年，他指指凳子，让我把凳子让给他，说早就占下了。刚才我坐下时，看见那张桌子明明是空着的，他说他占下了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的视线比我的屁股先落到了板凳上。并且旁边一张桌子前还有很多只空凳子，只需跨个半步，伸出胳膊拿过来就可以。小摊前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很吵，但那个人声音很大，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其中就有三个女孩子。她们暂停了正在吸溜面条的动作，转头看向我，显然期待发生点什么。

冲突就在眼前，这件事可以朝着很有戏剧性的方向发展。比如，我拒绝抬起屁股把凳子让出去，并甩他一个不屑的白眼，依照那个人的气势，假设他不是个外强中干的草包，我俩必定要干一架，要么是我把他干翻，要么是他把我干翻，但不管结果是什么，对于旁观者而言，都是挺有趣的。而且，事件有可能还会加码，我若是赢了，三个女同学少不了会对我刮目相看，或许我还能借此发展出艳遇，把我的初恋提早几年；如果我打败了，被小青年和他的同伙教训一番，这势必又会激起三位女同学的母性，她们将为我擦去嘴角的血迹，并献上一颗芳心以示安慰。

可是，经过权衡之后，我很快做出了决定，我抬起屁股，把板凳让了出去，朝外跨了一步拿来了其他板凳，然后重新坐下吸溜自己的面条。小青年哼了一声坐下，三个女孩彼此看了一眼，大概有点惊异于有人居然 得如此从容，但立刻也同我一样继续吸溜起自己面前的面条，吸溜声里充满了失望。

所以说，这样的我在海外漂了六年，却没有什么故事，并不太奇怪。

我在上一家公司的就业经历很失败，所以才来到了这家公司，此时我有必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仓颉造字，后羿射日，历史记录下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我要在新公司里抓住步入中年前最后的翻身机会，当然，也希望能翻到小美身上。

这几年在海外打交道的大多是一些同事，有中国人，有老外；有黄皮肤的，有白皮肤的，也有黑皮肤的。人物很多彩，交往的内容却不丰富，大多是工作中的交流，没有太多私交。其中算得上好友的，只有一个胖子，他也是我的同事，三十五岁，一米七八的身高，一百一十公斤的体重。

除了同事，还有我的妻子，应该叫前妻，我们离婚了。

三个人物或许可以凑出一个故事了，最老套的就是三角恋，比如妻子出轨好友，但胖子和我一起在海外，这故事发生的前提显然不存在。

正当我要宣告投降时，领导的电话响了，他起身离席去接电话。我如释重负，掀起短衫下摆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你肚子上怎么有个洞？”身旁的一个同事说。

我低头看了看，说：“那是之前的疤。”

“手术？”

“不是，是枪伤。”

“枪伤？！”同事们一起惊呼起来。我没想到自己的随口一句话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反应，尤其是小美，居然凑上来，用她玉一样冰凉的手指在那块疤上摸了一下。

“你瞧，我们还没见过枪呢，人家已经在肚子里收藏了子弹了。”坐在对面的一个同事调侃说。

“这是怎么受的伤？”小美目光中满含关切。

“早就听说了，海外国家乱得很，买把枪和玩儿似的，真是太危险了。你这是被抢劫了？”旁边的一位同事问。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肚子上的圆形疤痕的确是枪伤，但系标枪所伤，所谓标枪，顶多算冷兵器，和手枪、步枪不是一码事。

标枪是我前妻掷出的，尽管她一直坚持说不是她，而是丘比特干的。

那是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学校操场上踢球，队友一脚将球踢偏了，我跑到操场另一头捡球，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喊出声来，一支标枪便从身后穿入了我的身体。标枪飞行的速度很快，枪头穿过我的身体后扎进了塑胶跑道，我成了一个活体标本，被固定在了那里。

我听见身后有人大喊，意识在疼痛中渐渐模糊。当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时，医生告诉我：“小伙子，你真是幸运，标枪穿过了你的身体，却没有伤及任何内脏。”他显然应该意识到，我如果足够幸运，本不该带着肚子和腰上的两个洞窟躺在这病床上。医生旁边站着一个女孩子，一名体育生，据说她当时昏过去的速度比我还要快些。

出院时，这个女孩子成了我的女友，这种关系的确立完全来源于她的某次灵感。有一天，她在医院喂我吃饭时，突然想明白了，说这一定是丘比特的决定。并且她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她练习标枪两年了，最好的成绩都比那天投出的距离差了一大截。

我怔在那里，思索着应该去哪里起诉丘比特时，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大概这女孩意识到自己已经逃脱了法律追责，现在又想来寻求良心上的安宁。但我没有质疑这些，习惯性地屈从了，有个女朋友也不是什么坏事，况且对方还是一个会掷标枪的“斯巴达勇士”。只是偶尔，我会做些奇怪的梦，梦到暗黑版的丘比特，飞舞在空中，手持标枪，以爱情的名义追杀我。

毕业后，我们结婚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爱着妻子，也不知道妻子是否爱着我，那两处被标枪贯穿的伤口，好似我们婚姻的一个戳记，等疤痕变浅，戳记逐渐隐去，婚姻的咒语也就失效了。

领导接完电话回来，同事们争先恐后地把我腹部的枪伤指给他看，并吵着让我分享死里逃生的故事。

命题作文要比开放式作文好写，并且，我也不想再谈起与前妻有关的旧事，所以我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海外某国总统换届，举国发生游行和暴乱，不少商场、车站、加油站均被打砸抢，位于一个商场附近的核心机房也遭了殃，导致大片区域网络中断。明知外出有危险，但考虑到自己作为一名工程师的责任，我还是决定开车赶往现场抢修网络。结果在现场，我遭遇了枪击，一名暴乱分子冲我开枪，子弹穿过车身，又贯穿了我的身体，幸好及时送到医院，我才得以幸存。

我的故事讲完了，领导率先起立鼓掌，眼眶里含着泪。同事们也纷纷起立、鼓掌。

领导很是为有我这样一位员工而骄傲，以后再有聚会，我便成了陪同领导的固定人选，其他同事中，只有小美有此殊荣。每次聚会，几杯酒下肚后，领导便引出我受过枪伤的话题，每到此时，我便识趣地掀起衣服露出肚皮来让大家观摩一番，并且再一次讲述那个故事。故事经过多次讲述，愈来愈丰满了，我又添加了许多细节，比如，暴乱分子的长相、震耳的枪声、枪膛中的火光等等。

我成了公司文化的活名片，并因此而被提拔为销售副总经理。其实，副总经理也就是个名号而已，因为公司一直在裁人，我这个副总经理手下只有七个人，且良莠不齐，其中一个还是领导的小舅子。不过，对这个名号我还是挺珍惜的，当年我选择外派，不就是想要个名号吗？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我妈。

我和我爹没见过面，我出生时，他人已经走了，我妈早早地守了寡。幼年时，记忆中她总是哭，我都担心她的泪水会把她自己融化。寡妇似乎没有不受气的，我妈总是抱怨自己受四邻欺负，我成了她扬眉吐气的唯一指望，她一直希望我能当上一个像省长一样的大官，为的是让那些街坊对她点头哈腰。但随着我逐渐长大，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我大学毕业时，她几乎已经绝望了，有一次试探着问我：“你能不能在县里找个公事做做？”我的回答又一次打击了她，我说：“现在考公务员百里挑一，根本考不上，哪能想去哪儿去哪儿。”我又告诉她，我已经拿了某某公司的offer。她听到offer这个词，眼睛一亮，说：“那是什么，是总经理吗？”我说：“不是，就是面试通过了，可以去那家公司上班了。”她的目光再一次暗了下去。我毕业后的第三年，她突然走了。

我妈早年守寡，中年患癌，这中间的岁月则都在为我操劳，她的一生很可怜。当然，我并没有可怜她的权利，实话说，她一生中相当一部分的苦难都是来源于我。

我妈走时，我守在她床边。她眼睛看着天花板，说了最后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我尽力了。”我不知道这话她是对谁说的，像是对她自己说的，也像是对死去多年的我爹说的，又像是对我说的。不过，从这句话中我也大概知道了，我从未谋面的爹也并非人中龙凤，这多少减轻了我的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