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道

故道老了。

在汪春林的印象里，打从记事起，故道就如一位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老头倚老卖老无精打采地杵在那儿了。其实远不止，汪春林父亲记事起，它就横在那儿了。爷爷记事的时候呢？不知道。汪春林没有问过。

汪春林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过世了。

后来，汪春林从铁路分局编纂的一本“史志”上看到过一段记录，似乎是一九零几年，一个叫多米尼克·贝斯奈的荷兰商人，为了中国人民的温饱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春上到北京，后来到云河工作。这个叫贝斯奈的荷兰商人先是在云河火车站旁边建了一家面粉厂，取名“宝兴”。据讲，当年的云河市，号称有两根半烟囱：一根是宝兴面粉厂的，一根是兴业烟厂的，半根是大源油厂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民国元年，津浦铁路全线筑成通车，为了运进运出方便，贝斯奈便投资铺设了一条铁路专用线，号称“面专线”。意思就是告诉你，这是面粉厂的专用线。云河解放后，“宝兴”面粉厂回到了人民手中，更名为“红星”面粉厂。“面专线”处变不惊，还叫“面专线”。

“面专线”更名“故道”则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故事了。

故道不长，满打满算也就四五公里，但穿城而过，将彪悍壮硕的云河市切成了“东城”和“西城”。故道成了云河人口口相传的标志物。每每有人问道，打听去某某地该怎么走时，云河人就开始拿故道出来说事了：“故道知道吗？就在它西边一点点。”“哦，那地方啊，顺着故道往南走，半里路就到了。”这个时候，故道就具有了地标的意味。

汪春林父亲跟故道的情缘，绝不仅仅是居住在道边上那么简单。父亲二十岁那年从驻军的一个炮旅退伍就开始在这条线上摸爬滚打，直至六十岁退休。专用线见证了父亲的成长与衰老，父亲也目睹了专用线的繁华与落败。仿佛有约在先似的，父亲光荣退休那年，面粉厂也一夜之间关门大吉。偌大的一幢幢库房硬是被隔成了鸽子窝似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铁道线还在，却不通火车了。

从那以后，大家就不再称它专用线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名字——故道。

汪春林打小就在故道边耍。那时节最常耍的一件事就是从家里或者什么地方，拣一截铁丝或者一根铁钉之类放在钢轨上，让轰隆隆滚滚而来的车轮给碾轧成小刀形状，拿着它在小朋友们间炫耀，很有成就感的。但就是不能让父亲知道，父亲每次看见，都免不了一顿横眉竖眼声嘶力竭的呵斥：“还能皮哪去？咋没让火车轧死你！”

娘一听这话就急火攻心，说：“说的什么话这是？怎么把你恨得咬牙切齿的？春林是我偷野汉子偷来的，还是捡来的拾来的？你别发狠，春林要是轧死了，我也不活了，就留你自己在世上，行不？你称心如意了吧！”

爹也不买娘的账，说：“这娘们儿咋这么会胡搅蛮缠呢？我是这个意思吗？我是这个意思吗？”

娘穷追不舍：“那你说你是啥意思？”

爹被逼上了梁山，说：“我、我、我……就这意思，你咋办吧？”

于是，战争升级。

往往，这个时候，汪春林早已经跟小朋友又跑铁路上玩去了。

汪春林是铁路工务段的养路工，说直白些，就是一天到晚扛着洋镐修铁路的，算是铁路上最苦、最累、最脏、最差的工种。

汪春林的父亲就是养路工。汪春林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受母亲的指派，到铁路上去找父亲，晴天送饭，冷天送衣，雨天送伞，父亲吃的苦受的罪，全都看在眼里。汪春林打心眼里不愿像父亲那样辛苦一生，劳累一世，见天风吹日晒，脸黑得跟包公似的，指甲缝里塞的不是石灰就是润滑油，三十岁还不到，脊背就驼了，小孩子见了离老远就喊爷爷。

有了这样的心思，自然不可能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安贫乐贱。从上班第一天起，汪春林就开始寻找机会，鱼跃龙门。世间之事想想还行，真要落实起来，那还真就是蜀道之难了。特别像汪春林这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介草民，没权没势没钱没关系，指望着老天爷开眼天上掉馅饼，咸鱼翻身，不是痴心妄想，起码也是异想天开。

汪春林不这样看。

汪春林说：“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老天爷不会饿死瞎家雀。”

汪春林的敲门砖就是写作。

靠写作改变命运不是没有先例。汪春林老家就有一位农民作者，在短篇小说里写了个卖驴的故事，先是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后又成了吃官饭的厅局级干部。汪春林想，他一个农民写卖驴都能成功，凭什么我一个铁路工人写卖牛就不能成功？汪春林上中学时，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宣读。没能高考及第，主要是因为他把有限的时间全都用在了无限的文学爱好上面，造成了严重的偏科。不论别人说他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也好，还是说他巴狗子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也罢，就他这水平，在这个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养路工队伍里，说独占鳌头不为过，说凤毛麟角也很贴切。

汪春林先“卖牛”，后“卖马”，再“卖猪”，再“卖羊”，再“卖狗”，再卖……在他的认知里那些能卖的不能卖的牲畜他全“卖”了，不可谓不勤劳。人说，春种秋收，汪春林一年四季都在种，可就是天不遂人愿。说不上是因为他写作水平太差，还是编辑们有眼无珠，寄出去的稿子全都石沉大海，连个水漂都没打。但要说颗粒无收也不对，唯一的收获就是在南方铁路局党委主办的《南方铁道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30字左右（标点符号计算在内）的“一句话新闻”：“截至12月16日，云河工务段云河养路工区实现安全生产3000天。”

这条消息，报社发了他三块钱稿费，段宣传科又给了他五块钱做奖励。虽说仅仅是八块钱的收益，但这足以让他有理由有信心认为成功正在向他微笑，胜利正在向他招手。每当有人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时，他就会面红耳赤地据理力争，说：“你的眼睛长额头上了？这报纸上面印的是苍蝇屎？”

醉死不认这壶酒钱。

报纸上面印的的确不是苍蝇屎，但一只蚍蜉着实难以撼树。正如鲁迅说的“一篇文章吓不倒孙传芳”一样，一篇“一句话新闻”同样也改变不了汪春林的命运。日复一日地，汪春林重复着他近乎农民式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铁路背朝天的工作方式。

为娘的看儿子天天白天累得筋疲力尽，晚上再点灯熬油写稿子，整个人熬得面黄肌瘦，跟个麻秆似的，打心眼里疼得慌，就劝慰儿子，说：“儿啊，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干啥不是一辈子？就死了这颗心吧！你爹砸了一辈子的洋镐，不也很好吗？娘出来进去的，也从没觉得低人一等。”

汪春林望着眼前堆积如山的满纸荒唐言，情不自禁地流出了一把辛酸泪，说：“娘，不是我不死心，问题是我死不了心啊！儿子求你了，就放手让儿子再折腾几年吧。”他拿出那张刊登着他的“一句话新闻”的报纸，“儿现在距离成功只剩下半步之遥了，你放心吧，儿一定会成功的！”

娘神色黯然地望着走火入魔执迷不悟的儿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年夏天，云河养路工区出了一位“铁人”式的英雄人物——李友亮。

那天，养路工李友亮从北京做完膀胱癌手术回来，下车时听接他的工友说，铁路局工会主席下午到施工现场送“凉爽”，每人一箱康师傅冰红茶。车到小区门口，李友亮跟媳妇说：“你先回家吧，我把冰红茶领了就回来。”

媳妇不放心，说：“你能抱动不？要不要我也跟你一起去？”

李友亮笑了：“别说就一箱冰红茶，不要钱给我十箱我也能驮回家。”

说完，跟着单位接他的客货车去了工地。

铁路局工会主席却不知道这中间的弯弯绕，听说李友亮过家门而不入，下了车直接就来到了工地，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连声夸赞他是主人翁。主席还详细地询问了李友亮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嘱咐他安心休养，不要挂念工作，有什么困难直接跟组织说。

如果说，先前是李友亮感动了铁路局工会主席，那么，现在则轮到李友亮被工会主席感动了。

李友亮在北京前前后后住了一个多月的院，这中间，除了工长周长生带几个工友趁星期天到医院去看了他一趟，单位里大大小小的官没一个伸头的。今天到车站接他的这辆客货车也是他求爷爷告奶奶，加上周长生也跟着说了半箩筐好话才从工区借出来的。好歹也干了三十年铁路了，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让他想想都寒心。

李友亮不知道工会主席在铁路局算多大的官，但从段长、书记都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里，李友亮已经感觉出了主席的地位一定非同一般。他想，同样是领导，人家主席还是大领导，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此时此刻，李友亮真想放声唱几句：“主席的话儿闪银光，照得咱心里暖洋洋……”

李友亮没糊涂，这位主席再好，也只能说他的话儿闪银光，因为，只有毛主席的话儿才能闪金光。

李友亮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他饱含热泪，嘴唇颤抖，说：“主席，你这么仁义……我、我李友亮也不是不讲究的人。我、我这两天就来上班。”

主席连连摆手，说：“老李，身体要紧。使不得，使不得！”

“主席你信不过我？我这就抡两镐给你看看。”说着，一把从旁边的一位工友手里抢过洋镐，高高举过头顶，狠狠地砸了下去。

第一镐，大家点头称许。

第二镐，大家齐声叫好。

第三镐，大家热烈鼓掌。

第四镐还没砸下去，就听得李友亮“啊”的一声仰面倒下。

刀口被李友亮撕裂了。

在去医院的途中，李友亮先是失去了知觉，后又停止了呼吸，最后，连脉搏也摸不到了……

铁路局党委书记陈百川听到李友亮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竟然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消息时，热泪盈眶。

犹如平地惊雷，英雄横空出世。

工长周长生捉摸不透：“这也太快了吧？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

确确实实，连让人眨巴一下眼的准备时间都没给。

不几天，一个由铁路局党委宣传部组织的写作班子悄然而至。班子由两路人马组成：一路新闻组，由《南方铁道报》副总编刘一挂帅，负责撰写长篇人物通讯；一路文学组，由局文协副主席文哲领衔，负责创作长篇报告文学。

这队人马里，汪春林最看重文哲。

文哲身材高大而又瘦削，但肩膀很宽，脑袋硕大，满头乌发一直垂到上衣领子上，和满脸的络腮胡子打成了一片，每当要说话时，总是习惯性地先把头发一甩。走路的时候，喜欢背着手，低着头，那神情庄重得就像在思索着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文哲来工区采访李友亮的先进事迹，汪春林主动给他端茶倒水，服务十分周到，深得文哲喜爱。这天，汪春林趁着文哲酒酣耳热之际，向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当然也述说了自己的创作苦恼。

文哲听完，沉思良久，然后把头发一甩，开始给汪春林指点迷津。他从自己的人生历程谈起，直说到当今国内国外文坛现状，口若悬河，唾沫星乱飞，听得汪春林不知所云。

文哲最后才把话题落到汪春林身上，他说：“你所说的这些创作上的痛苦，我全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都经历过。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靠的是两点。第一，文章不是无情物，作家要‘我手写我心’，千万不能带着功利去写，就说莫言吧，如果他一开始就奔着诺贝尔文学奖去写，那肯定不能得奖；第二，一个作家选择的文学素材必须是自己熟悉的，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不要写，写不好，也无法写。你作为一个生活在底层的一线工人，要想在写作上取得成绩，就只有华山一条道，写你所熟悉的生活。你一个铁路工人，不卖铁路，不卖火车，不卖钢轨，却去卖什么猪马牛羊，你也动动脑子，你卖得过人家农民吗？”

汪春林后来“人肉”过文哲，踏破铁鞋也没找到一条有关文哲的消息，他又多方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夸夸其谈的文协副主席根本不像他自己吹嘘得那么高深莫测，也就是粗通文墨，咋咋呼呼几十年了，除了在局机关报上发表了几篇类似小小说的东西之外一事无成，至于什么“辉煌成就”更是无稽之谈。但是，他关于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铁路的建议还是让汪春林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至于文哲说他是底层人，就当他是说酒话，无论是轻还是重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汪春林决计就从家门前的这条被人称之为“故道”的铁路专用线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