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风一样消失（短篇小说）

整个冬季，没有飘下一片雪。麦地里裂开一道道口子，像一张张冒烟的大嘴；绿油油的麦苗成了枯黄的干草，村民们跺着脚冲老天爷直骂娘！一直出了正月，他老人家才缓过神来，知道了该尽的责任还没有尽，便着急忙慌地下了一场雪。就是这场雪，竟然让奶奶稀里糊涂地撒手归天了。

雪，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是夜里悄悄地下的。因了天气逐渐转暖的缘故，雪随下随化。早晨，人们打开房门，睡眼蒙眬中突然看到院子里一片泥泞。举头望，零星的雪花还在天空中悠闲地起舞，房上、树杈上顶着厚厚的积雪。人们像见了救星似的，兴高采烈地招呼家人：起床，快起床！下雪了，下雪了！

奶奶照例早早地生火做饭。当她发现下雪了的时候，那颗像干涸了一个冬季的庄稼地似的心，犹如注入了涓涓细流，立刻活泛了起来。她想到的并不是看雪，而是看看这场雪能否挽回那些已经枯萎的麦苗的命。

奶奶的心比脚急。毕竟快七十岁的人了，毕竟路上全是泥巴，奶奶一溜歪斜地往地里奔，刚刚赶到自己家的地头，脚下突然一滑，一个跟头栽在地上。等其他人赶来的时候，奶奶已经不行了。

村里的人都说，奶奶的命就像庄稼地里的小径，疙疙瘩瘩，曲曲折折。

奶奶究竟叫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都知道爷爷外号叫徐大牙，在家里排行老三，人们都随着爷爷称呼奶奶。有叫三嫂的，有叫三婶的，有叫三奶奶的，当然，也有叫老三家的。上了些年纪的人都知道，当年奶奶是带着大伯嫁给爷爷的。那时大伯五岁，长得白白净净，一双韭菜叶那么宽的双眼皮，一对黑黑的大眼睛，见到谁都“嘿嘿嘿”地笑，很少说话，即使说话，语速也很慢：吃、饭、了、吗？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脑袋像调皮似的老是向右边偏歪。奶奶说，大伯两岁的时候，发高烧烧成了脑膜炎。当时正值麦收，大家都忙着抢收庄稼，那时奶奶还年轻，不知道轻重，想熬过那两天，再给大伯看，没想到会烧成脑膜炎。奶奶年轻的时候，绝对称得上村花，就是嫁给爷爷的时候，腰还是腰，臀还是臀，像个大姑娘。村里的女人们都为奶奶这朵鲜花插到爷爷这摊牛粪上鸣不平。经常有人问奶奶的过往，开始，奶奶总是笑而不答，但是，架不住大家的热情和好奇，在大家不厌其烦地关心下，便一遍又一遍恨恨地说，她原先那个死鬼，长得五大三粗的，整天长在庄稼地里。大伯三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死鬼从地里回来，满头满脸的汗。他从井里提上水，趴在桶上就喝，像牛一样，一桶水喝下去了半截，不一会儿，捂着肚子“哎哟哎哟”满地打滚，人还没送到卫生院，就断了气。

奶奶每次说，眼里都盈满了泪。

奶奶嫁给爷爷的时候，爷爷一个人守着两间破草房过日子。爷爷矮小、猥琐，嘴唇好像永远也管不住那两排黄黄的板牙，一不小心，牙就龇出唇外。爷爷对大伯却视如己出，经常带着大伯去田里逮蚂蚱，到水沟里摸鱼，或者，蹲在自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下看蚂蚁上树。爷爷指着自己的鼻子让他叫爸爸，大伯歪着头，高高兴兴地叫“爸”。“叫爸爸！”“爸！”爷爷兴奋得手舞足蹈，冲着天，大声地叫喊：“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原来一直低着头、沿着墙根走的爷爷，不再低头，也不再躲人。每当他把大伯架在肩膀上走在村街上的时候，都会昂首挺胸地主动和路人打招呼，幸福和自豪写满了脸。

人，往哪儿抬，丧，在哪里发？人们都犯了难。

人群里有个奶奶的堂兄弟，也就是爷爷的堂兄弟，算是我们徐家这一支中辈分最高的了，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他：“六爷，人，往哪儿抬呢？”

六爷用手挠着头，嗯嗯了半天，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最后说：“还是叫村主任和二顺来吧。”

二顺就是我父亲，是奶奶和徐大牙生的儿子。父亲出生后，大伯的名字就由小顺改成了大顺。

村主任和父亲是前后脚赶来的。

村主任叫徐永发，三十多岁，之前拉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专门在四邻八庄盖民房，去年春天，村里换届时当选为村主任。他与我家是同族，按辈分，父亲管他叫叔。徐永发两手掐着腰，冲父亲劈头便问：“把你娘往哪儿抬？”

事情来得突然，父亲好像还没有想好：“往——往——”父亲涨红了脸，吭哧了半天，到底也没有说出往哪里抬。

“从哪里算也得往你家抬呀！这个也要请示你老婆吗？”

村里人都知道，父亲老实，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由母亲说了算。父亲一边挠头，一边拿眼角瞟瞟这个，又瞅瞅那个。

父亲的眼角扫到了徐永发，见徐永发一直逼视着自己，一脸毋庸置疑的样子，于是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又迅疾地吐出来，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抬我——我——我家去吧。”

这时，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人。他们中有人抬了张门板，有人抱着被子和褥子，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奶奶抬到了门板上。直到这个时候，父亲才突然像意识到什么，跟在人群后边，咧开嘴，边走边“妈呀——亲妈呀——”地哭了起来。

当奶奶快被抬到我家门口时，只见哑巴（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披头散发地从东侧的胡同里跑了过来。

她“啊啊啊”地直往奶奶身上扑。徐永发训斥着哑巴，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她拖了出来。她跟疯了一样，一次又一次地冲进人群。哑巴直勾勾地盯着奶奶，泪水噼里啪啦砸在地上，“啊啊啊”的叫喊声，震着人们的耳膜，令在场的人心里都酸溜溜的。

哑巴死劲地抓着门板，一边用手指着自己的家，一边“啊啊啊”地叫喊。人们都看懂了，哑巴想叫人把奶奶抬到她家去。

徐永发扭头看父亲，父亲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嘴巴张了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徐永发大声地训斥哑巴：“胡闹！死者为大，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办！”他挥挥手，对抬奶奶的人大喊，“去二顺家！”

哑巴还是死死地抓住门板不放，她乞求徐永发，乞求抬奶奶的人。但是，徐永发主意已定，他黑着脸斥责抬奶奶的人：“耳朵里都塞驴毛了吗？！去二顺家！”

哑巴是被硬生生地拖进我家的，哑巴的脚在泥水地里拖出了两道深深的沟。

哑巴是奶奶捡回来的。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上也飘着雪花，东北风吹得干枯的树枝发出“呜呜”的声响。奶奶背着柳条筐去场院弄柴火，远远地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嗷嗷”地喊，大伯也混在人群中胳膊一上一下地舞动着。奶奶紧走几步，站在人群外往里瞅。她听到有人议论：“是个傻子。”

“不光傻，还是个哑巴呢。”

“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昨天就有人看见她在村子里转悠。”

奶奶通过人墙的缝隙，看见麦秸垛旁蹲着一个女人，朝围观的人不停地傻笑。她身后的麦秸垛上有个掏出来的洞。女人三十岁左右，头发披散着，上面粘着许多麦草；脸上横一道竖一道地涂满了污垢，像彩蛋似的；身上穿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小棉袄，袄上有好几处露着白色的棉花。女人上牙叩击着下牙，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几个流着清鼻涕的孩子远远地往女人身上掷石子，还有的拿木棍试探性地往她身上乱捅。女人双手抱在胸前，胆怯地向后缩着身子。在围观的人嘻嘻哈哈的起哄声中，孩子们胆子似乎也大了起来，石子、土块雨点般地落在女人身上，拿棍子捅的，也加大了力道。女人可能是被弄疼了，两只眼睛几乎鼓出了眼眶，头发也倒立了起来。只见她忽地从地上站起来，“啊啊啊”地追逐着孩子们。孩子们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四处逃窜。这时人们才发现，女人原来只穿了一条单裤，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屁股处撕开了一块巴掌大的口子，雪白的皮肉露了出来。围观的人看见了，瞬间又来了情绪，起哄声又一次高涨起来。起哄声像进攻的号角，许多孩子又跑回来朝女人投掷起了石子和土块。

“欺负个傻子不丧良心吗？”奶奶气愤地大声喊道，她朝正在起哄的大伯踢了一脚，毫无防备的大伯“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奶奶将背着的柳条筐扔在大伯身上，迅速地挤进人群……

还没有到家，母亲就远远地听见哑巴“啊啊啊”的哭声，心里窝着的那团火倏地顶上了脑门。

给奶奶穿好衣服后，徐永发留下父亲支应家里的事，派本家的七叔带着哑巴的儿子希望，给老亲少友磕头报丧。那时，姥姥生病了，母亲回娘家照顾了几天，在娘家，她急火火地把七叔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了一些情况，虽然没有直接问把奶奶安置在哪里了，但是，从她涨红的脸上，从她焦急的神态上，七叔明白她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从七叔闪烁其词的回答中，母亲知道，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奶奶早就把自己的寿衣做好了，那还是希望过完周岁生日以后。九年来，每到夏天，奶奶都把自己的寿衣拿出来晒晒，再兴致勃勃地在身上比量比量。每次，她都会满意地闭上眼，将寿衣贴在脸上，拿手轻轻地抚摸着。每次，奶奶都会流露出幸福和欣慰的微笑。奶奶好像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进家门，母亲就看到灵棚已经搭好了，人们咋咋呼呼地往泥泞的院子里铺着麦草。奶奶人缘好，谁家有红白喜事，谁家修房子盖屋，不用招呼，知道了，准去帮忙。忙完了，也从来不在主家吃饭。但是，母亲知道，这些人，有不少是怀着其他的目的。

也许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搞得手足无措，也许还沉浸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父亲低着头，绞着手，呆呆地站在角落里有些魂不守舍。母亲三步并作两步，一把扯住他的胳膊，拽着他进了厨房。

那天，奶奶把哑巴领回了家。哑巴“啊啊啊”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吓得我直往母亲的背后躲。母亲当时就急了，冲奶奶嚷：“人家都不管，你装什么亲生的！”

“眼看着一个大活人被活活饿死、活活冻死？”奶奶抢白母亲。

奶奶烧了一大锅开水。灯光下，她看到哑巴的头发里爬满了虱子，虱子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一会儿撅着屁股钻进去，一会儿又伸着脖子爬出来。“哎哟妈呀，”奶奶惊讶地咧着嘴，“这点小人儿，两天还不让虱子啃成骨头架子了！”她一边哄着哑巴，一边拿剪子把她的头发剪光了。奶奶从头到脚给哑巴洗了个遍，足足洗黑了两大盆水。洗完，她又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衣服给哑巴换上，然后把哑巴的衣服统统扔进了热水盆。

一家人像避瘟神似的躲着哑巴，可是，大伯却像得到了稀罕物一样逗着哑巴玩。他一边指指吊在梁上的电灯，一边又指着哑巴的头，咧开大嘴“嘿嘿”乐：“电、灯、泡，电、灯、泡。”

谁能想到，大伯和哑巴竟然成了好朋友。

大伯经常拉着哑巴的手在村子大街上招摇过市，场院、沉沙池成了他们的乐园，饲养处则是他们的栖息地。

大伯当饲养员已经十二年了。大家都知道，当初，如果没有爷爷的那一“壮举”，这个差事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大伯头上。

十二年之前的那个秋天，黄河滩里的庄稼成熟了，社员们起早贪黑地忙着掰玉米，忙着往场院里运玉米秸。河滩里，一捆一捆的玉米秸像孩子似的四仰八叉地躺在地里。那个时候，玉米秸可是好东西，一来可以做牲畜过冬的饲料，二来也是村民们主要的生活燃料。蒸窝窝、贴饼子、熬地瓜汤，主要都是用玉米秸做燃料。玉米秸是硬柴火，耐烧，火力足，能在很短的时间把饭做好，蒸出来的窝窝、贴出来的饼子、熬出来的地瓜汤，香，酥，甜！

从河滩里把玉米秸运回来，需要越过大坝。别小看一捆一捆的玉米秸，一个棒小伙子背一捆上大坝还行，如果背两捆，一趟上去，就得累趴下。所以，条件好的生产队，一般都用马车、牛车往外运。赶牛车的外号叫徐大马棒，那天下午，他已经运了五六趟了，每运一趟，小公牛身上就湿一大片，还没等干，再运一趟，又被汗水浸湿了。可能是累了或者饿了，也可能是真的闹肚子，徐大马棒嘴里嚷嚷着肚子难受，捂着肚子一趟趟地往已经干涸了的小水沟里跑。刚去了一趟，还没有回到车前，又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向水沟那边跑。这时，一捆捆的玉米秸已经装上了车，眼看着天也慢慢地暗了下来，女人们嚷嚷着回家做饭，男人们则一边骂徐大马棒懒驴拉磨屎尿多，一边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他。大家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徐大马棒回来。这时，一向胆小怕事的爷爷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把手里的镰刀朝脚下的玉米秸上一扔，冷不丁地站出来：“我来！”

之前，爷爷赶过牛车。那是工休的间隙，趁徐大马棒和其他人在大柳树下下五子棋的时候，他过过瘾。当然，那是在平整的道路上。

“行吗？”人们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

“行，”爷爷自信地说，“别把人看扁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