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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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不多有三个月没有去看崔少红。虽然一直在为桃花节忙，但这却并不是什么理由，因为桃花节从筹备到结束，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三个月没有去看他，有点儿说不过去。之前，不足半个月我就要去见见他。几天不同他相见，生活里就像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

崔少红是我的文友。

当年我和崔少红，还有表哥卢敬之，结成了一个文学小社团，创办了一份叫《崮乡》的油印刊物。

与崔少红成为文友前，我们相互并不认识，虽然我们属于同一个乡镇，却不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镇子下面还有个小政府，叫管理区，每个管理区都有一所小学校。我就读的学校在镇驻地，崔少红就读的学校，则在镇子下辖的戴家庄管理区。从镇政府所在地去戴家庄村，要翻过前面的那道山，再走十来里山路才能到达。崔少红住的村子则更远，是距戴家庄村八里地的崔家峪村。

认识崔少红的时候我已经高中毕业，正趴在家中那张断了腿的八仙桌子上写小说。每写好一篇，就装入一个牛皮纸大信封，跑到邮局去邮寄。过那么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会收到一封从编辑部邮来的信件。那信件无一例外，全是退稿。有一天，我又接到一封退稿信。邮递员见了我，从邮包中取信时，不小心将另一封信带了出来，那封信掉到了地上。我忙帮他去捡，发现同样是个牛皮纸大信封，沉甸甸的，看看信封上的文字，竟然同样是一家文学刊物邮寄的退稿信，收信人是崔家峪村的崔少红。我就知道了，在我们这个镇子上，还有个家伙在搞文学创作，在不停地向编辑部投稿。我兴奋得两眼放光，急忙朝小学校跑，想在第一时间告诉表哥卢敬之。

卢敬之是我姨家的表哥，长我八岁，我高中毕业时，他已经娶妻生子，在镇小学任民办教师。他也在搞文学创作，只是，他不写小说，也不写散文，写诗。他立志要当一名贺敬之那样的诗人。他的诗属于朗诵诗性质，每首都有好几百行，隔不了几行，还总是要出现一个“啊”字。他比我年长，比我搞文学早，虽然不曾有半首诗发表，我却把他当成老师来看待，我的每篇小说创作出笼，都要请他过目并指点。他好为人师，且诲人不倦，每次仔细阅读之后，都非常认真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我跑到学校的时候他刚下课，身上还带着许多粉笔屑。我上前一步将他拦下，便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他听说本乡镇还有人在搞文学，同样十分惊喜，当即决定，星期天同我一起去拜访崔少红。

星期天，尽管飘飘扬扬的大雪将世界捂了个白，我们两人还是走了差不多三十里山路，辗转到了崔家峪村。见到崔少红时，他正关在家里埋头创作，写作的桌子竟然与我的如出一辙，同样是张八仙桌，桌子同样断了一条腿。我们说明来意，他马上将手里的笔丢开，兴奋地握住了我们的手。我留意到，他写文章用的纸是那种马粪纸，他写字用的笔是圆珠笔芯。笔芯太细，握在手里不得劲，便用旧报纸一层一层地缠裹了起来，直缠到与钢笔相同的粗细。

门外飘扬着细细的小雪花，三个人围着暖烘烘的火罐子聊起了文学。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成立一个文学社，出一份叫《崮乡》的油印刊物。除此之外，每周还要搞一次沙龙性质的聚会。聚会的地点也确定下来了，是镇上的小学。周日，学生们不上课，卢敬之便利用民办教师的特权，给我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场所。

到了周日，崔少红便骑着辆破自行车，绕道走四十多里山路，赶来与大家相聚。

在第一期《崮乡》杂志刊印出来的时候，我们仨的文学聚会上，又添了一位姑娘。

那姑娘的名字叫尹雪梅。

尹雪梅倒是不搞文学，甚至不怎么识字。她是镇子东部的柳树头村人，经常到河畔洗衣服。有一天，崔少红参加完聚会，骑着自行车往回赶，走到柳树头村旁的小河边时，与一辆拖拉机相撞，从路上滚到了河滩，重重地跌在了那里。正在洗衣服的尹雪梅吓了一大跳，急忙丢下手里的衣服跑过去，将崔少红扶了起来。还好，摔得不重，只将小腿肚子擦去了一块皮。刚刚出刊的十来本《崮乡》杂志散落了一地，让风吹得哗啦啦响，尹雪梅就帮着他一一捡起来，再一一递还给崔少红。将最后一本刊物递过来的时候，尹雪梅问道，这是什么呀？

崔少红说，这是我们文学社创办的刊物。

尹雪梅问，文学社是个啥东西啊？

崔少红说，是我和卢敬之、雷建平三个人结的文学社团。我们仨都爱好文学，都立志要当作家，就每周搞一次聚会谈论文学。

尹雪梅虽然没有完全明白崔少红的话是什么意思，却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觉得我们仨非等闲之辈。

下一个聚会日，崔少红再来镇小学聚会时，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就载来了尹雪梅。

尹雪梅的眼睛很大，皮肤很白，一头披肩发飘飘洒洒的，看上去很有味道。她来，并不参与文学话题的讨论，是特地来为我们服务的。为我们烧水，为我们沏茶，跑到街上买来白菜和豆腐，为我们做饭。学校里有锅有灶，中午，大家肚子饿了时，就会听到她亮亮地喊一嗓子，热腾腾的饭菜便摆在了桌上。三个人开始吃饭的时候，她从不上桌，只是坐在旁边，双手托着下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吃，美丽的眼睛一眨一眨。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她还会发出吃吃的笑声，仿佛我们吃饭的动作非常好玩。

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喜欢过同学马玉宝的姐姐马玉芳，现在，我有点喜欢尹雪梅。虽然卢敬之娶了老婆有了孩子，但我发现他也喜欢尹雪梅，他望向尹雪梅的目光，早让我看出了端倪。崔少红是否喜欢尹雪梅，更是一目了然。她是他发现的，更是他带来的，自然没有不喜欢的道理。而且，每次聚会的时候，尹雪梅总是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来时如此，走时同样如此。我还留意到，尹雪梅坐到他的车子上时，总是喜欢搂着他的腰，有时候还将脸贴在他的脊背上。崔少红的自行车奔跑起来的时候，她的头发就似黑色的火焰，在那里浪漫地飞扬。

终于有一天，崔少红向我们宣布了他们的爱情。

就在崔少红与尹雪梅宣布爱情不久，有件天大的悲事猝然发生。尹雪梅的爹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要将尹雪梅嫁给戴家庄村的三拐子，将三拐子的妹妹换过来，给尹雪梅的哑巴弟弟做媳妇。尹雪梅横竖不肯答应这桩婚事，最后，她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喝了半瓶敌敌畏。

噩耗传到崔家峪村时，崔少红正在地里锄草，他登时呆若木鸡，瘫软在那里。过了半天他才回过神来，没命地朝尹雪梅的村子跑去。一口气跑到村头，看见了在那里搭起来的灵棚，他一头冲进棚内，扑倒在尹雪梅的尸身上，哭得涕泗滂沱，心碎肝裂。哭了半天，他突然从灵棚内出来，用跪行的方式朝尹雪梅的家中走去。

从村头到尹雪梅的家，是条铺着鹅卵石的小路，疙疙瘩瘩的，极不好走。还没有跪行进村巷，他的裤子就已磨破，在鹅卵石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血迹。崔少红似乎毫无知觉，继续跪行着向前。当他来到尹雪梅的家，跪倒在尹雪梅她爹面前时，他的膝盖上已经露出了白白的骨头。

尹雪梅的爹黑着脸，冷冷地说，你来干什么？

崔少红叫道，我要娶尹雪梅，求您答应我！

尹雪梅的爹冷冷道，尹雪梅已经死了！

崔少红叫道，死了我也要娶！他叫着，哀求着，给尹雪梅的爹不停地磕头，脑门上的血哗哗地流了下来。

尹雪梅的爹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尹雪梅出嫁与出殡的那天，全镇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轰动。从柳树头村到崔家峪村有十七八里地，沿途有好几个村庄。当大家把尹雪梅的棺木从村里抬出来，朝崔家峪村走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几乎倾巢出动，纷纷站在路两边，目送着棺木从身边抬过。目睹此景，大家嗟叹不已，泪水忍不住流下来。棺木被抬到崔家峪村时，更是村村空巷，大家从四面八方走来，都要亲眼见证这空前绝后的人间悲事。

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娘被家人送来时，新郎是要到村头迎接的。一串鞭炮热烈地炸响之后，崔少红一身新郎打扮，从村子里走了出来。此时，极度的悲伤已经让他行走困难，他是让人架着两条胳膊出村的。架他胳膊的人，正是我与卢敬之。在村头将棺木迎到，崔少红就引在前面，一步步朝村巷内走。此时，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泪水，他的眼圈是红的，嘴唇是紧闭的，走了还没有几步，便突然软倒在地上，随之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非常大，非常刺耳，像要把头顶上的天给撕裂。

婚礼举行完，马上便是葬礼。当逝者终于成为深山中的一个小土堆时，我和卢敬之都浑身无力地瘫软在那里。

这件事之后，我们的文学社不解而散。崔少红极度悲伤，成日闷在家中独自垂泪，人苍老消瘦成了一个鬼。卢敬之则辞掉教师的工作，丢下老婆与孩子，跑到北京闯荡去了。我虽然留在了村子里，却没有心思再搞什么创作，孤魂野鬼似的，天天在村巷里游荡，直到去镇文化站工作。

初到文化站的时候，我依旧做着文学梦。我托卢敬之帮我把稿子转交给北京某位著名的作家，请这位作家指点，可是当听到从卢敬之那里反馈过来的那位作家的意见时，我便理智地将写作的理想放弃了。

崔少红在同尹雪梅举办了那场特别的婚礼与葬礼后，沉寂了差不多有五年，之后再次拿起了久违的笔。他不顾常理娶了个死人的事情，他不思发家致富，猫在家中搞写作的事情，一直是让家人深恶痛绝的。他自己倒是十分识趣，在举办完婚礼与葬礼的第二天，就主动从家中搬出来，住到了村子外面一个人家弃之不用的破旧老宅内。

每隔十天半月，我就会来看看他，同他聊聊天，再去尹雪梅的坟上祭奠祭奠。我从他那里得知，他正在写一部叫《崮乡尘烟》的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本镇，他要写镇子上的某个家族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兴衰与变迁，就似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到三十万字，他的小说却要写到一百万字，让我热血澎湃。从此，我再来看他的时候，除了口头上对他支持与鼓励外，还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给他带来些方格稿纸和墨水。

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崔少红的《崮乡尘烟》完成初稿。又用了三年，全部在方格稿纸上抄写完毕。他将稿子用包袱包好，背在肩上去京城找卢敬之，让他帮忙联系出版事宜。我将他送到了县城的汽车站，临分手的时候，我从怀里掏出刚刚领到的工资，分文不少地塞到了他的口袋里。他没有拒绝，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向我用力地抱了抱拳，大步上车，头都没有回一下。我从县城回来后，便支着耳朵等待北京的消息，仿佛那部长篇巨著是自己的作品。

时间过去了约有半年，我得到了那部书稿的消息。卢敬之告诉我，崔少红的作品他先后给了八家出版社，还请了好几次酒，都被人家冰冷地拒绝了。出版社说，如此篇幅的作品，又是个无名作者，就是写得比陈忠实的《白鹿原》还要好，都不可能给出版，唯一的途径就是自费出书。而自费出如此篇幅的书，没有十万元是断不可能的。卢敬之接着在电话里告诉我，因为怕刺激了崔少红，他不能直接将稿子退给他，只能寄给我，让我带着稿子去见他，并好好地安慰安慰他。

我收到那个沉甸甸的包裹后，就把它带在自行车上去见崔少红。尽管脚步沉重，我还是到了崔家峪村。离得很远我就看到了他，正站在院外的一棵槐树下发呆，他的头发已经许久没有梳理了，就像风中的鸟巢。崔少红自然也看到了我，当我走到近前，他看到我的表情，再看到自行车上的那个大邮包时，就明白了八九分。他面色沉重，什么话都没有说，凄然地笑了笑，接过邮包转身就走。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回他住的那个破宅院，而是沿着小路朝山中走去。我知道他要到尹雪梅的坟上去，忙将车子丢下，紧紧地跟在了后面。

他果然到了尹雪梅的坟前。他站在那里，先是望着那座坟发了半天呆，接着就打开那个大邮包，将稿件一一取出来，摆在了尹雪梅坟前的祭台上。接下来，就见他伸出手，要在衣袋中掏取什么东西。我忽然明白他要干什么，急忙大叫了一声，猛地冲了过去，将那些稿件抢了过来，小心地护在了怀里。他则望着我，脸色平静地说，这部书，我本来就是写给尹雪梅的，现在，我把书送给她。他说着掏出火柴就要来烧，我把火柴夺过来，奋力丢进了旁边的草丛里。

我将稿件带回镇上，锁进了一只柜子内。

完成《崮乡尘烟》三部曲之后，崔少红没有再写新的作品。每天，他除了打理自己的几块责任田，就是闷在家里读书，要么就到尹雪梅的坟前发发呆。有媒人登门来给他提亲，他统统拒绝。我从镇上跑去看他的时候，曾经劝他续娶一位。他对我的回答则是，我已经娶了尹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