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年

1

亮子死在了济南。电话是三叔从济南打来的，腊月二十八，已经是年根了。

父亲还没来得及客套，就如遭雷击似的瘫坐在了沙发上，着实把我跟母亲吓了一跳。愣了半晌，父亲才缓缓地说，老三说亮子没了，济南公安局那边来了电话，老三已经先过去了。

晴天霹雳。亮子是三叔的儿子，也是我的堂弟。亮子只小我四岁，我俩是一块儿撒尿和泥巴的玩伴儿，每年总要见个一两次的。母亲似乎仍然不愿相信，试探性地问，头前还见过的，年纪轻轻的，怎么说没就没了？父亲却只顾着低头喃喃自语，老三真是一辈子没得着好啊。这几年，好不容易日子有了起色，又出了这么档子事。这年可怎么过啊！

三叔的电话只打给了父亲。大伯和小叔，一个在合肥，一个在烟台，离得都太远，好歹我们离得还近些。往常，老家有些大大小小的事，三叔总是愿意找父亲商议，有时候打个电话，有时候直接上门，毕竟从老家到县城也不算远。

我和父亲当晚便赶去了济南。大伯和小叔是父亲在路上电话通知的，三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不管怎么样，他们想法儿赶回来。安排妥当以后，父亲和我一路上也鲜有默契地共同保持了沉默。我用眼睛的余光，瞥见了父亲终于落下的两行清泪。

毕竟是省会城市，过年的气氛早就营造起来了，一路的五彩斑斓，满街的火树银花，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车里车外，仿佛两个世界。车里的空气沉闷而又压抑。我稍微把车窗打开了一点，车里瞬间涌入一股凉风，同时也把外边世界的五彩斑斓带进来一些。亮子的面容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么阳光，那么爱笑，现在却悄然定格成灰色的头像。

等我们赶到济南的时候，三叔已经在那里了。

出租屋里乱糟糟的。屋顶的一盏白炽灯管，孤零零地亮着，让这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显得更加压抑。房间内只有一张床，连个衣柜也没有。床头旁有一张不高不矮的小桌，桌子上摆着两三个不同样式的饮料瓶子，里边塞满了被焦油熏黑的烟头。

社区的管片民警，还有上级派来的法医，一起来了好几个，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一个身着鲜艳衣服的妇女在忙碌的人群里显得很突兀，正不停地向民警述说着什么。

亮子的遗体就在那张床上，已经用白布盖上了。

父亲没让我跟过去。我远远地瞅着盖在亮子身上的白布，努力想象着此刻白布下亮子的样子，感觉就跟做梦似的。直到此刻，我还都难以相信亮子就这么没了。直到此刻，我也才不得不相信，白布下面盖着的，真真实实的就是三叔的儿子、我的堂弟。

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三叔极其安静地呆坐在那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脸上写满了局促，就连影子似乎都蜷缩到了墙根的角落里。面对民警的连番问话，三叔怯生生地答着，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父亲的出现，让三叔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他挣开人群冲到父亲面前，满眼的泪水一下子喷涌了出来，十万火急地宣泄着他心里的悲伤和痛楚。二哥，孩子没了，怎么就没了呢？老三，你得挺住，万事还有我。相比于三叔，此时的父亲似乎更从容一些，也更得体一些。

尽管兄弟四个，但不管大事小情，三叔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他的二哥，最能依赖的也是他的二哥。

有些事，三叔解决不了，总是习惯性地要依赖父亲。

父亲也在压抑着他的悲伤，噙在眼窝里的泪水被他硬生生地撵了回去。在自己的亲弟弟面前，他一直坚信，自己的从容和冷静，能给对方带来些许的安慰。

记不清上次跟亮子通话具体是什么时候了，肯定没有超过一个月。亮子告诉我，有同事才跑了两年外卖，就在老家盖了楼房。那时候电话里的他，还在兴奋地跟我讲述着他的未来。我听得出他的努力。

我也记得叮嘱过他的，不要光想着赚钱，钱赚多少才算多啊。只是当时，他说得轻松，我也听得无心，谁也想不到，一切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

断断续续地听着父亲和他们之间的谈话。心源性猝死，可因吸烟、饮酒、过度劳累等高危因素诱发；一旦发生，大脑内的糖原和储存的葡萄糖将被快速耗尽，最佳的救援时间只有短短的4分钟。民警和法医不断地向父亲解释着。父亲集中起他此刻所有的精力，仓促应对着接踵而来的信息。我陪着三叔一直坐在那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父亲。

当然，三叔是不懂这些的，尽管他也有疑问。我没病，你三婶儿也没这病，你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就突然得了这种病呢？他就是太累了，太着急了。他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我早说不该让他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三叔的话。他好像是问我，又好像是没问我，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自问自答。我能做的，也只是陪他坐着。亮子发病的时间是前天夜里两三点，直到今天上午，房主过来催要房租，才发现了猝死的亮子。换句话说，亮子在猝死以后，三十多个小时没有被人发现。

我的心一紧，无尽的酸楚涌上心头，我难受到了极致。亮子死前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做了怎样的挣扎，遭受了怎样的痛苦，这些我们再也不会知道了。我回头望向躺在床上的亮子，床头的那堆烟头格外刺眼，像一颗颗要迎面朝我射过来的子弹。亮子的生活，远没有他跟我们说的那般轻松。

问话，签字，再问话，再签字，持续了一整夜，来来回回，父亲的忙碌和三叔的焦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拿到了亮子的骨灰，我们才坐上了返程的车。

2

青年早夭，按我们老家的规矩，是不能报丧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老家人把规矩和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白发人送黑发人，终归是一件不好听的事，往往是自家亲戚出面，把人火化了，安葬了，事情也就算办完了。邻里乡亲，知道了的，过来看一眼；不知道的，就权当不知道了。

到老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大伯和小叔早就到了。这次，几家人老的少的，来了不少，三叔家原本不大的院子，挤得都快站不开脚了。上一次这么多人，还是爷爷过世的时候。

父亲在电话里已经和大伯商议过了。三叔家一房四屋，除去主屋和客厅，剩下的两间亮子和姐姐芳子一人一间。亮子的房间在东屋，把东屋空出来，置了香炉，摆了遗像，供了灵位，算是在家里设好了灵堂。遗像是亮子的微信头像，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照片。年根了，又找不到营业的照相馆，是父亲托了朋友，安排芳子临时打印的。

人还没到，就听到了满院子的哭声。门外早已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街坊四邻，正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都知道，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铁定是出了大事了。

车还没停稳，三婶儿、大娘、小婶儿她们一帮子女眷就哭着围了过来。

三叔抱着亮子，确切地说，抱着亮子的骨灰，艰难地挪动了过来。大伯抹了把眼泪，尽力地维持着现场的秩序，拉着三叔径直进了东屋的灵堂。人群和哭声也第一时间跟了进来。大人哭，小孩闹，不大的院子，顿时变得嘈杂不堪。三叔放好了亮子的骨灰，坐在火盆前，难以抑制地哭了起来，声嘶力竭。

三婶儿在芳子的搀扶下，蹒跚地从后面挤进来，也早已哭成泪人。

近几年，三婶儿的脑子变得越来越糊涂，见了人，认得，却不知道叫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好多年了。一开始是忘事，总不记得做过什么，又要做什么，后来就越来越严重，饭也不会做了。

有次做饭，竟然把整桶花生油倒进了锅里，差点引起火灾。三叔气得牙根痒，照着三婶儿身上踹了好几脚。后来，父亲坚持让三叔带着三婶儿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脑垂体萎缩。医生说，这个病影响记忆力，影响自理能力，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慢慢变得不认人了，也没有自理能力了。三叔急了，这不成傻子了吗？三叔长叹一声，认不认得人也无所谓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一天三顿饭管着，也饿不着她。

三婶儿只知道蹲坐在地上哭，撕心裂肺地哭。大家看了，心疼，也心酸。终归是母子连心。三婶儿趴在灵堂前，哭累了就歇一会儿；来人了，就又坐起来再哭一会儿。满脸的鼻涕和泪水，也分不清个先来后到。三婶儿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没人说什么。不过想想，也不见得是坏事，真要是脑子清清楚楚的，这心里得受多大的罪。

摊上这么个傻媳妇，村里人说三叔命不好，当年真不如娶了赵秀枝。可三叔从来不把他们的话当回事，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的。

三叔当年有个相好的，叫赵秀枝，是村里赵老拐家的闺女。那时候，大伯在部队，父亲去学医，家里六七亩地，满地的农活全指望爷爷和三叔两个人干。

那时候的三叔，刚满二十岁，身体结实，膀大腰圆，一个人顶仨，浑身好似有使不完的劲儿。春播秋收，夏耘冬藏，都是三叔一个人在地里忙活。干累了就蹲在地头上，灌上几口米汤子，再嚎上几句土调子；嚎完了，歇够了，就起来埋头拱腚地继续干。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几句土调子，让赵秀枝的心里起了涟漪。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说什么也要跟三叔好，就看中了三叔的本分、能干。三叔下地干活，两个人总能碰到一块儿，你给我带个水，我给你捎个馍，一来二去算是看对眼了，但这层窗户纸到底是没捅破。也正是因此，才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

爷爷刚开始是不知道这个事的。眼看着三叔到了年纪，便托了媒人三乡五村地给保媒拉线。三叔不同意，就把跟赵秀枝的事一股脑跟爷爷说了。爷爷气得差点动了镢头。用爷爷的话说，赵老拐的父亲以前是地主，家庭成分不好，那是在村里低头夹尾巴过日子的人。

三叔据理力争。划成分那都是上一辈儿的事了，现在早就不兴论这个了。但爷爷就是死活不同意，咱老王家三代贫农，根正苗红，说什么也不能跟他老赵家扯上关系。

三叔还是不从。爷爷没办法，就拿当时在部队的大伯说事。你要是跟老赵家扯上关系，咱家成分就有问题了，保不齐就影响你大哥在部队的发展。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掂量着办。

三叔到底是同意了，也知道拗不过，后来就托媒人说下了邻村的三婶儿。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比天大的。

爷爷和三叔一块儿去见了一次当年的三婶儿。反倒是爷爷又不太满意，嫌个子矮了，觉得不像媒婆比画得那么高。不知道三叔是不是故意，反而答应得很痛快。就这么定下来了。

听母亲说，赵秀枝后来去找过三叔闹死闹活，村里看笑话的人不少。到底也没能挽回三叔的心。三叔有他的说辞，咱不能今天是枣明天是梨，说话没个准头，媒人牵了线，也定了亲，谁来了也不能改了。但父亲说，三叔的心思可不止这些。

爷爷在村子里干了一辈子赤脚医生，手里就那仨瓜俩枣的家底，掏干了也不够给三叔办婚事。亲戚朋友借了一圈，也没借来几个大子儿。那时候，生活条件都不好，一个钢镚都得从几口人的牙缝里挤。爷爷不想亏着三叔，拉下脸管大伯要了一个月的津贴，虽说就三十五块钱，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村里给划了宅基地，父亲又帮忙添置了家具、修砌了房子，小叔也跑前跑后地帮忙打下手，三叔这才算成了婚，立了家。

3

老家是个小村子，一共四百来户，不到一千口人。给我的印象就是穷，到现在也还是穷。就比如村北头那条土路，永远都是坑坑洼洼的，像一块块皱皱巴巴的补丁。父亲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抱怨，咱老家这条路呀，那可真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村子里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地往外走，没人愿意一辈子窝在这个穷村子里。

爷爷家也不例外。先是大伯报名参军进了部队；紧接着父亲学医又去了县城；没过几年，赶上做生意的热潮，有些人到烟青地区搞批发生意，听说都发了财。这下惹得小叔也坐不住了，一咬牙一跺脚，结婚第三天就带着小婶儿去了烟台。

爷爷从来不拦着，想拦也拦不住。好歹孩子个个都争气。大伯入伍第四年，就在部队提了干。邻近的十里八村，出去当兵的不少，当了军官的，大伯是头一个。爷爷在村里着实风光了一阵。后来，大伯在部队一直当到正师级干部才退休。小叔在烟台搞批发，规模也不小，头几年回家连大奔都开上了，开着车有意无意地在村子里转了好几圈。父亲算是子承父业，专攻中医，南来北往的病人看了不少，现在在县城也算是小有名气。用三叔的话说，老王家现在在村里也算是高门大户了。老家人每每提起村北头老王家，没有几个不竖大拇指的。说起这些，三叔总是一脸自豪。也因此，三叔在老家村里着实算是有头有脸的一号人物，人人都得敬三分。至少他对我是这么讲的。

但也唯独三叔，一辈子待在村子里，从来没出去过。我曾跟父亲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三叔太老实太本分，要文化没文化，要头脑没头脑，既没啥手艺，更没啥追求，就算出去了也不见得能干成什么。父亲阴沉着脸说，你懂个锤子，你三叔心里挂念的比我们可多得多。没有你三叔，村子里的人都得戳我们的脊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