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女士

那位女士是在天津南高铁站上的车。她应该已经满了五十岁，但是看上去还很年轻，打扮得很是优雅与漂亮，尤其是身材保持得十分好，走起路来还有种婀娜多姿的韵致。

当时我正坐在那里闭目养神，她拖着个小型拉杆箱走到我身边，说，对不起，请让一让。我忙将伸开的双腿缩了缩，放她走到里面那个靠窗的座位。她的拉杆箱没有朝行李架上放，就放在自己的腿边。她在座位上坐定，将肩上背的包抱在胸前，从里面掏出手机，给什么人打起了电话。电话已经拨通，却没有人接听，她就继续拨打。当高铁驶出车站，开始在原野上高速飞驰时，对方终于接了电话。她用哽咽的声音说，妮妮，妈妈已经离开天津，坐在高铁上准备回家了，知道你还恨着妈妈，躲在别处不肯见我，可是，你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有些话我不能不对你说……当年，我为什么要同你爸离婚？不仅仅是为了爱情，你爸爸的自私和小肚鸡肠早让我忍无可忍。离婚的时候，我是希望把你判给我的，你爸爸纯粹是报复我，拿你当筹码，怎么都不肯答应，出于无奈，我不得不将你放弃。我知道，那时候你还小，你爸爸又从中挑拨，让你把我当成抛弃女儿的坏女人，可是现在，你已经长大，而且也当上了妈妈，有了独立的思考与见解，你应该理解妈妈的难处与苦衷。我来天津找你，就是想和你沟通沟通，没想到你连给妈妈解释几句的机会都没有！

那女士说到此处的时候，再次哽咽了起来，眼里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到了脸上。她重新打开包，取出纸巾擦眼泪，想控制控制情绪继续说话，对方却在这个过程中收了线。她怔了怔，再次拨打过去，手机里传来的却是对方关机的提示音。她呆在了那里，过了许久，泪水又无声地流了下来，在打着粉底的脸上留下一道道印痕。

我作为局外人，坐在她的旁边，她在电话里说的每个字、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耳朵里。我就知道这个看上去颇有气质的女士是离过婚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但她的亲生女儿并没有原谅她，因此，女士很伤心。只是，我虽然与她坐在同一排座位上，近在咫尺，明白了她的伤心是为了什么，却没有资格与理由去安慰她。我偷偷望了她一眼，在心里暗暗为她叹了一口气。

高铁以极快的速度呼啸着继续前行，女士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她拿纸巾擦擦眼睛，再次打开了手机。这次她没有继续打电话，而是利用手机上的短信功能，向女儿频频地发送起短信息。她用手指在屏幕上写好一段话，就点击发送键发送过去。不管对方有没有回复，接下来继续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仍然有泪水不时地从她的眼里流下来，慢慢地在脸上爬动。

我无法看到她的短信内容，我觉得如果再继续关注她，也得不到什么结果，便将座椅的靠背向后放了放，尽量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些，再把眼睛闭上，准备睡上一觉。车厢内的乘客都在昏昏欲睡，我似乎受到了感染，很快就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济南站。

到了济南站，我还不能下车。不过，距目的地泰安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拿眼睛去看那位女士，发现她竟然还在那里发短信，还是写好一段就动手发送过去，接下来再继续写，仿佛有无数的话要急于表达。她埋头在手机上，对我的关注视而不见。高铁则飞快地继续向前行进，透过车窗，我已经看到泰山山脉那些逶迤高耸的群山了。我意识到马上就要下车，忙跑到卫生间解决了生理问题，又迅速返回。来到座位的时候，车内的广播已经提醒在泰安下车的乘客带上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了。我将拉杆箱从行李架上取下，背起双肩包，开始向车门口移动。列车停下来，我随着下车的人流到了月台。此时此刻，至于那位伤心的女士下没下车，她的家在什么地方，是否还在用短信与女儿沟通，我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其实，到了泰安，还没到我的最终目的地，我还要赶到长途汽车站，在那里乘坐客运大巴，再走一百多公里的高速路，方能到达我的家所在地，那个叫蒙阴的小县城。泰安到蒙阴每天只有两班大巴，前一班已经错过，下一班再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已经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坐那种慢腾腾的公交车，我便在走出高铁站的出站口后，招手叫了辆出租车。还好，路上顺畅，没有遇到多少红灯。当我赶到长途汽车站，匆匆地购好车票上车时，那位大巴车司机刚好在驾驶室里就座。

车在泰安的街道上行进，走得比较缓慢，遇到路边有人招手，就会靠边停下。渐渐地，就到了京沪高速公路的路口。在上高速公路前，还要经过一座比较大的桥，车到桥头的时候再次停下来，又有一名乘客上了车。我望向那位乘客，不由得怔了怔，竟然是在坐高铁时遇见的那位女士，没想到，她也在泰安下了高铁，又与我坐了同一辆大巴。也就是说，她的家也在蒙阴。我正惊讶于两人今天的巧遇时，她已经走到我身边，说，对不起，请让一让。

我把靠过道的座位让给了她，她说了声谢谢就坐了下来，手中的小型拉杆箱依旧放在自己的腿边。

在位子上坐定，她先是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接着将肩上的包抱在胸前，伸手向里面探去。我原以为她又要掏出手机打电话的，没想到掏出来的却是个精巧的化妆盒。她将盒子打开，对着盒子上的小镜子，开始给自己补妆。她扑了粉，描了眉，在唇上点了淡淡的口红，再对着镜子观看几下，才将化妆盒重新收入包中。接下来，她才取出了手机，不过，她并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而是接听了一个什么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边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只看见她的脸上闪动着灿烂的笑容，等对方说了半天之后她开腔道，林妹妹，我也想你们呢，我都离家五天了，早就归心似箭啦！现在，我正坐在回蒙阴的大巴车上，马上就要到家啦。

打完了这个电话，她马上接到了另一个电话，接下来，竟然有五六个电话陆续打了过来。我从听到的只言片语来判断，那些打电话者都是她在小城里的姐妹们。她不管接谁的电话，脸上都带着微笑，她原本就风韵犹存，脸上有了笑容时就更显得妩媚动人了，与在高铁上完全判若两人。

车子到站后，她终于结束了通话。我原以为她会利用乘车的时间继续给女儿发短信，却发现她在微信上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天过程中，她不仅脸上带着笑容，偶尔还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会心的笑声。后来，直到大巴进了蒙阴县城，有乘客陆续下车，她才关掉手机，抬起脑袋向前方看。到了一个路口，她站起来，冲司机招呼了一声，拖着行李箱先于我下了车。

我回到了阔别四个月之久的家。

我之所以离家四个月，是因为赴北京参加了一期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创作进修班。记得四个月前，我离开小城的时候正是春寒料峭，树上的枝条光秃秃的，显得分外荒凉与萧索，现在，却已经是万木葱茏、生机盎然的夏天了。

进修归来，我的生活自然回归到原来的状态。

我供职于蒙阴县文化馆，我的职责就是专职搞文学创作。平时不用到单位坐班，只是每周的周一和周五要到单位去。一是参加单位里的例会，看有什么新的创作任务；二是收收杂志社寄来的样刊或者信件。在去单位的时候，我还喜欢跑到办公室里与同事们见个面，聊聊天，从同事们的口中获知一些县城里发生的事情，为我的创作积累素材。我们单位虽然只有十来个人，却都社交广泛、消息灵通，我的许多篇小说就是从同事们的口中得到的素材。

某天，我正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闲聊，门被轻轻地推开，走进来一位女士。竟是从鲁院返程的路上同乘一辆车的那位女士。她同三个月前一样，仍是精心打扮过了的，她身上透出来的那种气质，让我们单位里几位搞艺术的女同事都有些黯然失色。

众同事们似乎都认识她，纷纷同她打招呼。她则亲热地与大家寒暄着，坐在了待客用的那张沙发上。

接下来我很快就知道，她到我们单位是来领取奖杯的。两天前，我们系统里搞了个广场文艺晚会，因为有关人员的工作疏漏，部分获奖者的奖杯没有及时颁发，被通知演出过后到文化馆来领取，女士就是获奖者之一。而且，她还得了个金奖。与众同事们聊了几句天，就见馆长打开办公室里的文件橱，从里面取出一尊金光闪闪的奖杯，捧在手中向她递了过去。她则从沙发上站起，伸手接过，抱在怀里，向大家送了一个妩媚的微笑，说了声谢谢，然后非常优雅地转身离去。她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下了楼，我急忙问同事们，这位女士是谁啊？

众同事们一起望着我，齐声叫道，彭老师，难道你不认识她，不可能吧？全县城的人，谁不认识詹谨呢，谁不知道她的事情呢？

詹谨？她就是詹谨？我叫了起来。

其实我认识詹谨。只是，我所认识和见到的詹谨是三十多年前的詹谨，具体点儿说，是在县五金公司门头站柜台的詹谨。再之前，她则是县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女主持人。那时候，我们县刚刚组建电视台，刚刚有了自己的新闻节目，詹谨便是电视台特地招聘的女主持。她首次在荧屏上亮相的时候，小城里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且不说她的形象有多么端庄与美丽，单是她那标准的普通话，就让大家忍不住地叫起了好。那时候，随着县拉魂腔剧团的解散，小城里已经没有了公众人物，詹谨一出现，立刻成了耀眼夺目的明星。据说，她因为形象好、音质佳而被省电视台看中，要挖她去省城担任主持。然而，就在省电视台忙着为她办理调动手续时，她与一位有妇之夫的婚外恋情被曝出来。那位有妇之夫是北京下来的知青，因为文章写得好，被调到县广播站当了记者，电视台成立，他顺理成章地转为电视台记者。两人产生恋情前，那位北京知青已经结婚，且有了孩子。他为了达到同詹谨结婚的目的，要与结发妻子离婚，那位妻子却不肯接受被弃之辱，索性来了个悬梁自尽。

后来，那位知青的岳父岳母跑到台里大闹了一通，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位当过知青的记者被开除，灰溜溜地跑回老家北京去了。詹谨则从电视台调离，发配到每况愈下的五金公司，当了站门头卖铁钉的售货员。

与那位有妇之夫被棒打鸳鸯，从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去站门头，情感的打击与工作的落差让詹女士一时无法接受。虽然她前往五金公司报了到，情绪却十分低落，眼里几乎天天含着泪水。有一天，她趁人不备，悄悄地跑进公司的仓库内，企图效仿那位北京知青的妻子，来个悬梁自尽。然而，就在她刚将绳子搭在梁头上的时候，被一位前来取货的同事发现，救了下来。其后，詹女士不再言自杀，并且很快与那位同事结了婚。

詹谨与那个北京知青搞婚外恋的事情，如果放到现在，并不是什么大事情。现在的年轻男女搞个婚外情，因婚外情而离婚，甚至做出更出格、更荒唐的事情，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三十多年前、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何况还出了人命。自然，此事轰动了整个县城，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最热门话题。

记得当时我还在远离县城的乡镇中学读书，没有在第一时间里知道这件事，其后高考落榜，去县纺织厂当了工人，那桩风流韵事则已经过去了两年。然而，小城里的人并没有忘掉，还是时不时地提起来。有一天，事情便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对那位曾经的电视主持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便以买铁钉为由特地跑到五金商店去看她。她尽管已经怀着八个月的身孕，脸上起了几块蝴蝶斑，身上穿着帆布工装，但是从她的眉眼中，还是能看出她的卓尔不群。

詹谨生下孩子不久便不再站门头。那一年，县五金公司改制，其中有个门头让她的丈夫承包。从此，詹女士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天天关在家中足不出户，做起相夫教子的事情。

如果日子风平浪静地过下去，詹女士与那位北京知青发生的事情就会渐渐地被大家遗忘，她自然也就不会与丈夫离婚。然而，生活是没有如果之说的，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在她的女儿八岁或者十岁的时候，县城里忽然来了位陌生人。那人在五金门头的对面买了一所面积不大的民房，将临街的墙壁打通，开了个小门面，做起了糕点生意。生意特别红火，尤其是那种蜂蜜小面包，十分受欢迎，天天顾客盈门。

詹女士有一天来到糕点铺，想为女儿买几个小面包，刚进了店门，就与糕点铺的主人相遇。两人虽然隔着玻璃柜台，目光却牢牢地粘在了一起。

他们都认出了对方。

后来，她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勾下了脑袋，泪水流了下来。她擦擦泪，没有为女儿买面包，转身出了糕点铺，匆匆离去。

回到五金门头，她第一时间找到丈夫，直接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那场离婚大战十分艰难与漫长，詹女士的丈夫怎么都不肯答应。直到时间过去了三年，那位五金门头的承包人才在离婚书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