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

我们的系统

一位哲学家，一辈子都在思索知识的本质，总算准备写下结论了。他取出一张白纸和一支笔，可刚提笔，就察觉手微微一颤。几小时后，他被诊断出神经肌肉失调；身体随即遭到重创，但照医生的说法，脑子明显没事。

他的肌肉渐渐不听使唤：起先是手指，接着是脚趾、两臂、双腿。不久，他只能虚弱地哼唧，动动右眼皮。赶在彻底无法说话之前，他在儿子协助下，设计了一套系统：眼皮跳跳，眼睛眨眨，就能告知字母表里的字母。

接着，哲学家陷入沉默。

他跟儿子着手写论知识的书。父亲眼一眨或右眼皮一跳，儿子便记下相应字母。进展异常缓慢。二十年过去，他俩才写下百页。有一天早晨，笔刚拿起，儿子便察觉手微微一颤。经诊断，他同父亲一样，患上了神经肌肉失调——自然属于遗传——开始使唤不动肌肉。很快，他只能虚弱地哼唧，仅舌头受他操控。他和儿子设计了一套系统：舌头叩叩牙齿，便能告知字母表里的字母。接着，他也陷入沉默。

写作继续；速度本已慢得无法形容，现在变得更慢了。祖父眼一眨或右眼皮一跳，儿子就用舌头叩叩牙齿，孙子便记下相应字母。又过去二十年，他们才写下了十页论知识本质的文字。

一天上午，孙子察觉手微微一颤。他立马知道个中意味，甚至犯不着去拿诊断书。最后幸免于难的，是他左侧眉毛的肌肉——眉毛一起一落，就能传达字母给他儿子。速度又放缓十倍。错误率反成倍增加。后来，他儿子病了，他儿子的儿子病了，他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病了，一直到他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就是我父亲。

我们挤进祖传的病房。房间又黑又冷：我们遗传了对光敏感、不耐高温的毛病，总是拉下卷帘，调低暖气；但二者其实与我们遗传的神经肌肉失调无关。有人想咳嗽，但咳不出来。我坐在桌旁等下个字母，估计得等上数月。哲学家眼睛眨眨或右眼皮跳跳；他儿子用舌头叩叩牙齿；他孙子左边的眉毛起起又落落；他曾孙咂咂上唇或下唇；他玄孙张了张鼻孔；我祖父眼睛眨眨或左眼皮跳跳；我父亲用舌头叩叩牙齿；我再写下字母。过去十一年，我所写如下：

CCCONCEPPTCCCCCAAAAACCCCCCCCCCPPCCCCCCPCCCCCCCPCCCCCCC。

这是啥玩意儿？也许，哲学家疯了。也许，我们那套动动眼皮、眨眨眼睛、叩叩牙齿、咂咂嘴唇的系统——从他的头脑到我的笔端，传输字母全靠它——出了乱子。也许——我当然没排除这点——发疯的是我自己：也许，不管我父亲叩出了什么，我只见着好几个C，偶尔见着个P。又或者，我们的系统运转良好，哲学家的头脑运转良好，他的知识理论以他想要的形态付诸纸上，只可惜我没本事理解。这点也不能排除在外。

一个字母正往我这儿来。那帮老头做起鬼脸，咂咂嘴，动动眼皮，叩叩牙，眨眨眼，擤擤鼻。我儿子——他是来房中观摩的——露出同情又惊骇的神色，尚不清楚这一切与自己有何干系。他讨厌待在这个房间里。你真该看看，这一天收工时，他如何急切地亲亲列祖列宗，抢在我前面冲到门厅那里。

两顶帽子

佩雷尔曼之子正在写一本他父亲——已故哲学家、神秘主义者——的传记。我们每周一次、自带午饭的学术例会上，他常说自己戴两顶帽子：身为佩雷尔曼之子一顶，身为他的传记作者一顶。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一种修辞，后来一名凑巧从他手上租下对街一套公寓的研究生告诉我们，他真的戴了两顶实打实的帽子：佩雷尔曼儿子之帽是波士顿红袜队1棒球帽，佩雷尔曼传记作者之帽则是棕色费多拉帽2。有几晚他戴红袜队帽，有几晚他戴棕色费多拉帽，有几晚他来来回回，红袜队帽、费多拉帽轮着上，颇为神速。

闲话不胫而走；不久，系主任敲开了佩雷尔曼儿子办公室的门。主任劝他为自己着想，休假一阵子。

“比尔，”佩雷尔曼之子会心一笑，随后说道，“是帽子的事？”

主任承认他忧心忡忡。

“比尔，”佩雷尔曼之子碰了碰主任的手腕又说道，“甭担心我。我疯不了，至少眼前还不会！戴帽子纯粹为了实用。”

他知道这看上去很傻，但帽子帮他分开了两相矛盾的角色：一是仍在哀悼先父的儿子；二是试图理解、真实还原他父亲想法的学者——没错，还得尽量不动感情做出评判。在碰巧想到“双帽系统”之前，他一直活在无尽的自责中：用儿子看父亲的方式看待佩雷尔曼呢，学者的身份便指责他不够客观；用学者看研究对象的方式看待佩雷尔曼吧，儿子的角色就指责他不忠不孝。

帽子搞定一切。

戴上红袜队的旧球帽，它的舒适贴合，它的熟悉气味就会产生某种普鲁斯特效应1。佩雷尔曼之子仿佛回到芬威公园2的大看台，来到父亲身旁。他的内心满是怜悯和同情，满是尊敬、爱戴和接纳——既接纳父亲的美德，也接纳父亲的缺点。他想消灭学界诋毁父亲的人，也想宰了那帮妄图把父亲贬作社会环境产物的家伙。这就是红袜队球帽的特效。但在棕色费多拉帽的重压下，在那朴素帽檐的遮蔽下，他就可以抛开天真的忠诚，以理性历史学家必备的怀疑精神细察父亲的理念。他探察父亲思想的谱系，检视它们内在的连贯，考虑它们的假设与局限。

“比尔，我承认这系统真怪！”佩雷尔曼之子大笑着说，“咱们脑袋上戴什么，竟会大大影响咱们脑袋里怎么想。可我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他耸耸肩接着说：“有助于工作进展，这我没质疑过。”

系主任走了；他深有感触，甚至动了情。闲言四起，说佩雷尔曼之子可不傻，是个明白人。

下一次自带午饭的研讨会上，佩雷尔曼之子声称要戴“四顶帽子”。他是佩雷尔曼之子、佩雷尔曼的传记作者、佩雷尔曼的哲学对话者，还是佩雷尔曼的遗产执行者。

次日早晨，那名研究生报告说，两顶新帽子——一顶黑色礼帽、一顶紫色圆顶小帽3——加入了轮换。从所见来看，他猜测礼帽系执行遗产所戴，圆顶小帽则在对话时戴。傍晚大多时候，佩雷尔曼之子在红袜队球帽和礼帽之间不慌不忙来回调换。八点左右，圆顶小帽登场，一直待到九点刚过。此后直到半夜，他手忙脚乱地在圆顶小帽、红袜队球帽和棕色费多拉帽之间来回切换。当晚收尾环节，他换上了黑礼帽，度过了相对轻松的四十五分钟。

“我没事，比尔！”佩雷尔曼之子边说边碰了碰主任的手腕，“我怎么能前一分钟刚唤起对父亲的记忆，下一分钟就处理他的税款呢？办不到啊，除非我真的把礼帽戴上。前一分钟回顾着坐在他肩头的感觉，下一分钟就要抨击他对康德的离奇诠释？得靠紫色圆顶小帽。这种对康德的古怪理解是谁教他的？啥时候？得靠棕色费多拉帽。”

到下次开例会时，佩雷尔曼之子有了十六顶帽子。他是佩雷尔曼之子、佩雷尔曼的传记作者、佩雷尔曼的哲学对话者、佩雷尔曼的遗产执行者、佩雷尔曼的宣传员、僭取佩雷尔曼王座的人、佩雷尔曼的管家、佩雷尔曼的狂热分子、佩雷尔曼的终结者、佩雷尔曼指定的哲学继承人、脱离佩雷尔曼的人、佩雷尔曼的藏书管理员、佩雷尔曼基因的携带者、佩雷尔曼的走卒、佩雷尔曼的叛徒、佩雷尔曼的二重身。清单上新添了十二顶帽子，包括一顶贝雷帽、一条印花头巾、一顶小草帽、一顶墨西哥阔边帽。

不用说，我们都有几分恐慌。那名研究生来报，如今夜里，帽子更换速度快得让人看不清了。没什么能长久待在他头上。但我们料想，现实早晚会让他的癖好有所收敛。世上就那么几款帽子，好比父子间的关系就那么几种可能性。我们以为，到一定时候，佩雷尔曼之子不是用完帽子，就是耗尽关系——大概率是用完帽子——此后他会回归理智。

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关系、闻所未闻的帽子很快就出现了。他是佩雷尔曼古老犹太笑话的保存者，佩雷尔曼声音的模仿者，穿着佩雷尔曼毛衣的人，最后一位在世的掌握佩雷尔曼滑雪技巧的人，佩雷尔曼的超越者，佩雷尔曼的牺牲品。他戴十八世纪的三角帽、猎鹿帽、圆形的哈西德派科尔皮克帽1，还戴阿富汗人的煎饼帽2，将一根孔雀羽毛塞进褶子里。

秋季学期结束前，我们知道必须有所行动。各种帽子跟关系激增，无减少迹象。我们明白，若不受惊扰，佩雷尔曼之子会把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一分再分，为每种细碎的关系都买顶帽子。到头来，他会把父子关系——本质上看简单得很——变得无限复杂，相应地，他收集的帽子也会无限增多，最后他会走向自我毁灭。对分析的偏好，加上由此而来的成堆帽子，会使他彻底沦为废人。

所以，一天早晨，为了把佩雷尔曼之子从他自己手中救出来，一伙研究生和普通教工在系主任的许可下，溜进了他的公寓（他人在佩雷尔曼研讨会）。我们汇拢所有帽子，放入垃圾袋——一百二十八顶帽子装了十二个垃圾袋——带出了公寓。

但我们心里有数，这是治标不治本。昨日，据我们的眼线相告，佩雷尔曼之子一天一夜都顶着超大牛仔帽，此帽与其父有何关联尚不得而知。

疯子的时间机器

一年中最冷的夜晚，一个疯子被送到波士顿医疗中心，定为三级冻伤。警方在一座高架桥下发现了他，当时赤身裸体在纸箱子里。箱子上用黑色神奇马克笔潦潦草草写着“时间机器”。

奇怪的是，这个冻伤的疯子喜滋滋的。

直到最近，他才告诉派来的精神科医生，他是史上智商最高的人，聪明程度甚至超过爱因斯坦（“哪怕一丁点儿”）和牛顿（“哪怕一丁点儿”）。不过，他那空前绝后的智慧本是个祸害。

“能一眼洞察万物的真实本质，其实挺糟糕的。”他告诉精神科医生。他早已觉得无聊又孤单。一个观念刚冒出来，他就跳到了它的逻辑尽头。“有时候，”他说，“真没啥好思考的。大伙儿呢，却都还逗留在基本原理、前提和假设上。”

他钻研过宇宙论的重大难题，可瞬间就解决了。五月，他攻克了形而上学。他转向时间的本质，希望至少能分心几个星期，不料一下午便揭开了谜底。他再次觉得无聊又孤单。于是，他造了这台时间机器。

“就那玩意儿？”精神科医生边问边指向纸箱子——疯子拒绝放弃那个箱子。

“那个，”疯子说着脸上浮出一抹怪笑，“只是纸箱子。”

真正的时间机器，他说，显然精密得多，显然完全——或几乎完全——由金属制成。有一阵子，它纾解了他的无聊感。他去了不久之前，又去了不远的将来，去了遥远的过去，又去了遥远的未来。他物色到了天才同伴。他和伽利略讨论重力，与阿基米德切磋浮力。他带费马1去了不远的将来，尝了未来的百吉圈2；照疯子的说法，跟今天相比，未来的百吉圈“蓬松很多，也湿软很多”。他与遥远未来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一种庞大的爬行生物，名字拗口得很——会面，并带费马穿越回去，觐见路易十四，所谓的“太阳王”。这次会晤，疯子说，“极度尴尬”。

不久，疯子跟每个值得聊的人都聊了个遍，看了值得看的一切，思考了所有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还是觉得无聊又孤单。甚至天才们的陪伴也不够；他意识到，只要拥有这种空前绝后的大智慧，无聊感就会始终如影随形。自杀是唯一出路。他决定靠悖论下手。他将穿越回去，杀死自己的祖父——人人皆知这在逻辑上行不通，他说，因为杀死祖父意味着自个儿不会出生，而这又意味着他不能穿越回去杀了祖父。真有点意思，他说。再者，他要谋害的，是把这份空前绝后、令人震骇的大智慧传给他的人。

疯子把时间机器的目的地设定为一九三二年的柏林；那时，他的祖父是个前途无量的表现派画家。他带了把枪，突然在祖父的画室现身。疯子告诉精神科医生，当时祖父抬起画笔大喊道：“不！”3又一声：“不！”疯子用手枪瞄准。祖母跑了进来。据疯子说，她叫了声：“不！”又一声：“不！不！”疯子朝祖父胸口射击，前途有望的表现派画家倒地身亡。

但疯子并未消失。宇宙也没内爆，他说。

莫非压根儿没啥悖论？

祖母抽泣着跑向丧生的祖父，疯子注意到她腹部微微隆起。啊！他明白了——就像他对精神科医生回忆的那样——她已怀有身孕！

那一霎，疯子从画室消失，赤身裸体地降临在高架桥下的一个纸箱子里，上面标着“时间机器”。真正的时间机器不见了。他迷糊了一会儿。随后一切变得一清二楚。他的父亲还是出生了。但这个无父的孩子没过上好日子，反而生活困顿。他没成为数学家，而沦为修盖屋顶的匠人，常找不到活儿干。他的儿子——这疯子——无法在智性的环境中成长。他没有变得无比聪慧——疯子说着，明显松了口气——反而傻乎乎的，甚至有点儿疯疯癫癫。显然，在这个平行宇宙里，他绝对没有水平造出一台真实有效的时间机器。

“快来瞧瞧！”疯子欢快地叫喊，“一个纸箱子！”

原刊策划及责任编辑  叶丽贤

1  波士顿红袜队是主场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著名职业棒球队。

2  费多拉帽是一种浅顶软呢帽。

1  普鲁斯特效应是神经生物学术语，指环境中的某种气味能够引发个体强烈的记忆和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芬威公园是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

3  犹太男子在祷告、学习、吃饭时戴的那种帽子。

1  科尔皮克帽是犹太哈西德派未婚男教徒所戴的传统帽式。

2  煎饼帽是一种圆形平顶羊毛软帽，常见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

1  皮埃尔·德·费马（1601—1665），法国数学家。

2  百吉圈，一种硬面包圈，又译“百吉果”“贝果”。

3  本段中的“不！”，原文均为德语。

亚当·埃尔利希·萨克斯（Adam Ehrlich Sachs），美国作家，出生于波士顿。本硕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得大气科学学士学位和科学史硕士学位。求学期间为幽默杂志《哈佛讽刺》撰写文章。短篇小说发表于《纽约客》《n+1》《哈泼斯》等杂志。目前已出版三部著作。由三篇微型小说组成的系列故事《哲学家》（“The Philosophers”）发表于2016年2月1日出刊的《纽约客》，后来收录于同年出版的小说集《遗传的疾病：故事、寓言和问题》（Inherited Disorders： Stories， Parables， and Problems，雷根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