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上野千鹤子

编者按：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热点话题，微博、公众号、短视频背后是一双双眼睛，人们在网络时代的“看”是恣意又隐蔽、迅速而轻忽的。我们群嘲了一场有争议的线上对话，围观了一次喜剧行业的重大事件，观赏了一部年度好剧同时深陷海量剧评不能自拔，然而我们是否真的看见了，并有所思、有所悟？本次特别推荐以纸媒之“慢”，聚焦热点话题中的核心或边缘人物，慢入“热搜”之共振场，试图看见火爆的话题场域背后的一个行业、一种人生，抑或是一个时代。他们是——因为与北大女生对谈而火遍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自认脱口秀演出行业边缘行者的演员刘旸，豆瓣收官9.4分、跻身近十年最好国产剧之列的《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同时也是“铁西三剑客”之一的作家班宇。在轰隆隆的话题大时代里慢下来，去看见而不是做看客，去凝望而不是陷入他者凝视，这是文学教会我们的阅读世界的方式。

当时，上野千鹤子和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和中国女性的一场对话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依然谈起了“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让我幸福”的话题。

上野千鹤子和中国

和很多人经历的一样，上野千鹤子也准时出现在了我的电脑屏幕上。熟悉的红色头发和黑色上衣，以及上野千鹤子式的轻快声音。

这是2022年的年末。镜头之外看不到的地方，上野告诉我，她经历了一场骨折，自己成功加入了高龄者的“压迫性骨折跌倒组”，此刻她的腰间正围着一个腰部保护器具。74岁，上野马上就要步入日本社会的后期高龄者的阶段，她将享受全新的介护保险制度（日本一项以社会保险的方式支持高龄者介护的公共保险制度），感受这个阶段自我和社会的变化。

接受完《人物》的访问之后，她又要马不停蹄地加入下一场学术讨论。那是一场关于女性士兵的讨论，参与者从20多岁的女大学生到作为学术前辈的上野千鹤子，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年龄差。她们讨论的是一道有些复杂的议题，对上野来说也有些为难，女性和战争应该是什么关系，女性如果能像男性一样去战场打仗，是不是就能实现“平等”？

具体的生命经验和锐利的观念讨论交织在她的生活当中，并且一贯如此。

第一次接触到上野千鹤子时，我正坐在北京五环外的一辆出租车上。我26岁，读到她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迎头而来的一句是“你们应该都是抱着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来到这里的。可是，等待你们的是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那是2019年，俄乌战争还没有发生，离新冠在全球暴发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我周围的环境在激烈地、直线式地向前发展。虽然努力没有回报的故事每天都在我的眼前上演，把这个残酷现实用如此直白的话语在这样的场合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在车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上野的演讲也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东大的学生对上野说：“在那样发表祝辞的场合阐述自己的思想，我是有点反感的。”但这场演讲的影响力我想还是掀起了深刻又长久的波纹，至少当在挤早高峰的某个瞬间，在内心受到挫折的某个瞬间，心里会回响起那句，“请你们不要逞强，勇敢承认自己的弱点，互相支撑着活下去。”

她在日本念出的句子，在今天精准回应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焦虑。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她引入了“无偿劳动”的概念，揭穿关于家事劳动的一些女性神话；在《厌女》中，她选择用“厌女”这个冒犯的词，形容女性从古至今呼吸过的空气；2022年，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的书信对话集《始于极限》被翻译成中文，书中两人袒露心扉，谈及自我与男性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母亲的关系，将那些仍纠葛不清甚至有些羞耻的自我展现给对方与读者。

上野的书在中国成为了畅销书，就像30多年前在日本一样。在经历了高速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变迁后，中国女性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这自由也伴随着代价。女性被看见、被赞美，但也被要求、被定义。两套脚本并存在女性的生活之中，女人可以去向何处的疑问弥散在日常中。

也是基于此，近两年上野接受了很多中国媒体的采访，她也在这些采访中感受着今天中国社会的空气。她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拜金主义、成功渴望、旁若无人的上升希望、不加掩饰的欲望，如影随形，呼啸而来，日本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天真轻浮的幸福感飘浮在空中，每个人都在跳迪斯科，“男女都很开心，我也是跳着迪斯科来东京的”，上野对我说。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人们的现实里都充满了向上走的“理想”，后来人们才知道向上走的理想会结束，远方不再存在。

1985年，日本颁布《男女机会均等法》，也在同一年通过了《劳动者派遣事业法》，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家庭开始工作，女性有了收入，不用依靠别人就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洋洋洒洒走进消费社会。

她成长在一个高速向上发展的日本社会，人生就乘在发展的浪上。在《男女机会均等法》出台的3年前，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这一年她34岁。书的封面是一个穿着连体紧身衣的女孩在做倒立。这本书以一种通俗的口吻解析戈夫曼的“符号论”——消费世界里充满欲望的广告、女人半张的嘴唇、诱惑的眼神、曲线的身体，社会要求女性表演出来的女性气质，以及男性想要表演的男性气质。男女身上的”社会性外衣”被上野千鹤子用笔剥掉。

她上电视节目，写专栏，烫不同的发型，穿时髦的衣服，也写黄段子，被男性杂志和男性知识分子频繁邀请写评论。那时候，女权主义与商业主义一起在日本被推广开来，书上只要打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就约等于“畅销”。后现代思想成为潮流，学术像时尚一样被消费。

泡沫经济破灭后，她说自己是泡沫经济的共犯。“那是什么意思？”我问。“那时候的消费文化，我顺势乘上去了。我把它作为研究对象，还觉得那很有趣，和它同床共枕。在时代中活着就是这么一回事吧。”上野说道。

1988年，上野千鹤子第一次到中国。当时日本的女权主义者正在争取脱掉裙子，脱掉高跟鞋，摆脱女性气质的规训。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上海街头的女性脱掉了千篇一律的灰蓝衣衫，想要穿上高跟鞋和迷你裙。日本的家庭主妇正想走出家庭。“历史真是一个讽刺的东西”，上野千鹤子当时想：“想穿高跟鞋的女性会认同我们吗？”

历史蜿蜒发展。后来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几十年，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男女机会均等法》颁布时，女性被分割成了赞成与反对的对立两端，十几年后上野千鹤子等人一起回顾这部法律为日本带来了什么，才发现法律出台的1985年，可以被称为“日本女性贫困元年”。上野还目睹了柏林墙倒塌，东德和西德在阵痛中融合变动，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东西冷战的结束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

而到了2020年，年龄相差了近40岁的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开始对话，两位女性面临的不同时代和境遇，似乎共同存在于过去几十年里加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人们是如此渴望从她身上得到答案。

作为弱者有什么不好？

我第一次见到上野千鹤子本人是在2022年深秋。在听完东京大学演讲的不久之后，我来到东京学习。东京近郊的日野市，有一场她的讲座，主题是“可以一个人在家死吗？”

日野市在昭和年代被开发为东京的卫星城市，被称为“睡城”。在日本的经济高速成长期，上班族们白天到东京上班，晚上回到日野睡觉。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多年，促成了一个华丽又不断更新的东京。而当上班族成为高龄者之后，要如何在“睡城”继续度过，是日野市的新课题。

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升高，“孤独死”成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一个注脚。这是日本正在面对的，可能也是中国将要面对的。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和90年代在日本发生的女性主义浪潮之后，2000年起，上野的研究重点从女性主义转移到了老年研究。“在家一个人死”是近十几年上野千鹤子一直在研究的课题。

上野关心的话题领域广泛，性，文学、家庭、国家，她也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早关注“老去”这一议题。上野将“老去”捕捉为“变为弱者”，她问‘作为弱者有什么不好？”在她的前辈，社会学者樋口惠子看来，弱者是上野反对近代式进步主义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通向女性，通向老去的人，通向不断变化的权力天平中的下位者。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前例的高龄社会，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我们都会变老，成为弱者几乎是每个人都将面临的命运。

此时正值新冠病毒在日本的第八波感染，前来听讲座的1000多名观众，目测90％以上都是70岁以上的高龄者。上野千鹤子慢悠悠走上讲台，她比想象中个子更小，骨折还没完全康复，“早上好，我是独自一人的上野千鹤子。”独自一人，日语写作“一人樣”，语意里将“一个人”视为尊贵的存在。

上野千鹤子以社会学者的身份，把自己做的“在家一人死”的田野调查展现给台下的高龄者们看。有的观众问起独自一人死需要多少存款，还有的观众表达了对当下社会制度的一些担忧，问题大多集中在高龄者接下来的命运中。

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上野千鹤子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像你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对你来说理想的家庭关系和男女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我问上野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说她通常回答“没有”，“这个问题暗藏着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一种近代主义式的进步主义。这个问题无法对近代的成长神话形成质疑。”

近代化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设立了一个相似的“理想”目的地，例如理想的家庭关系，理想的男女关系，安定的工作，向上的生活等等，然而现实里却不存在“理想”这一事实，上野说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理想”，“我并不可能知道理想的社会是什么”。

上野没有那么相信“进步”，虽然“近代”历史里充满了“进步”和“解放”这样的字眼，但对女性来说并非完全如此。被拉进家庭做家庭主妇的女性，被抛出家庭做不稳定劳动力的女性，“思秋的妻子”，崩溃的母亲，都是上野书里的反近代的存在，人不总是追求合理性的。

很多人想从上野千鹤子这里得到一些答案或指南，关于女性的存在方式，关于女性该如何活下去。女权主义也经常面临多方面的审视，“你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吗？”“你是正确的女权主义吗？”

当时，上野千鹤子和我们都不知道，几个月后她和中国女性的一场对话将在中文互联网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依然谈起了“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让我幸福”的话题。

即便是隔着国境，上野似乎也很懂这种困惑，“相比起我的时代，现在女性的选择变多了，但也被要求满足所有的社会规范，工作要成功，要结婚、要生小孩、要满足社会对成功的定型印象，这是我们痛苦的根源。从前只有儿子才有守墓的责任，现在女儿也变成了被期待的对象，父母会说：‘努力就能行，你为什么不努力呢？’什么都想要，女人也想赢，是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女权主义。这种成功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目标，完全搞错了。女权主义就是要你从社会规范中挣脱出来，变自由。女权主义者只是想从被强加的规范中解脱而已。”

我脑子里响起她在东京大学演讲的那段话：“女权主义绝不是让女性像男性一样行动，也不是让弱者变身为强者的思想。女权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身为弱者也能受到应有尊重的思想。”

“你要是男孩子的话”

2020年，铃木凉美写信告诉上野千鹤子，自己与母亲有着复杂纠缠的爱恨，而这种爱恨伴随着母亲的去世，成了她人生的一个未完成课题。而上野告诉铃木凉美，自己通过做主妇研究进入女权主义，最早的动机，其实是想为母亲报仇。

“我自身虽然不是主妇，但我眼前的母亲是一位主妇，我作为她的中产阶级的女儿，如果没有逃脱这一命运的话，我多半也会是一位主妇。正因为有母亲，我最终才能不选择像她一样的命运。所以母亲的人生对我来说是一个一直压在我身上的巨大的谜题，为了解开这个谜，我花掉30多岁的这10年也没关系。”在《挑战上野千鹤子》里，她这样写道。

1948年，上野千鹤子出生于日本北陆地区的富山县。父亲是医生，上野千鹤子是在战后日本诞生的中产阶级小孩。她是一个敏感的孩子，看见鱼在水里游泳之后就不再吃鱼了，看见肉店挂着新鲜的带骨头的肉就不敢吃肉了。炸猪排只吃外面那层面衣，母亲为了让她多吃点肉，把咖喱里的肉做成肉馅，她也把肉馅全都挑走，只吃鸡蛋和海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