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荆歌的《情书》

现代作家、诗人郁达夫于1931年创作了一首七言律诗《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诗中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广为传颂，达夫先生的才情和性情一览无余。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荆歌自诩号为“累翁”，其意自然来自达夫先生的名句，其向往和追随之情溢于言表。但朋友们也觉得好玩，非常符合荆歌的性情。《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的荆歌的《情书》，本质上是一个感伤的故事。无论如何，已过花甲之年的作者，通过一个二十多岁的讲述者讲述关于“情书”的往事，一定是只可想象难再经验的故事。物是人非，青春无敌。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诗无达诂。两位年轻的评论家虽然都赞赏了《情书》，但他们的角度并不一样。陈泽宇认为，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的情动是抵抗复归寂寞的现代性方案，那么当它走向某种虚伪的暗面，沉溺于美好又荒唐的想象的幻觉之时，“我”和我们真正需要谨防的正是那种模仿的、中介性的生活。“真风告逝”的时代里，更大的伪装是自我的蒙骗，而这种蒙骗以情动的方式存在于暧昧的亲密关系想象时，很难被真正地意识到。对于情书而言，“我”和姜康康是互相情动、互为中介的，真正摆脱了情书所携带的情动与中介之人反而是冰梅——当她从“倔强的嘴里”说出“我爱他”三个字的时候，当她终于抬起头直视“我”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想到更多，比如关于情动和中介的“大伪”不仅存在于个体精神史的变动里，也需要谨防文学观念被无意识地偷袭。“我”对写作旨归的挪动不正是在高度清醒的直抒胸臆里吗？或许，荆歌借此向读者发出了潜在的，也是类似奥尔巴赫一般的警示：文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反馈直接的生活，而是在于它能够揭示日常生活中被忽视或未被表达的现实层面；卢桢认为《情书》超脱出极度夸张式的叙事抑或层层陷阱般的布局。一位曾经喜好“逞才使气”的写作者，化身为作品中的“我”之后，让人观瞧到的是一位生活经验厚重的长者，仿佛手里捧着一个泡上三五颗枸杞的保温杯，身体窝在沙发里，跷着二郎腿，目光温和，语气舒缓，向后辈诉说着自己“二十出头”的一段往事。首句“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写不写情书”，直接点明了作家的叙事姿态，讲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主人公已然融为一体。在正式开启讲故事之前，我猜想他大概会咽口唾沫，眼光穿透听众，向一个遥远的年代延展，逐渐在某一个片段聚焦、定格。故事结构由三次错位推进而成。从帮康康写情书，到自己偷偷写情书，再到可能还要帮冰梅写情书，情书的书写者是“我”本人，可情书的目标对象却各不相同。两位评论家的解读各有道理，成一家之言。

郁达夫认为小说是作家的自叙传。《情书》未必是荆歌的自叙传，但那里总会隐含着作家曾经的经验。当他穿越历史，带着我们重新走过从前，再次经历了关于爱情的况味，小说就实现了它的期许。这个“累翁”啊，果然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