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路

从宣传部调到史志办后，我的日子变得清闲起来。每天维护一下史志办网站，偶尔整理一段某位地方名人的传闻轶事发到网页上，随手再投给日报或晚报。每年编一本年鉴，如果上级有要求，再编一本某类专题的史志，我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正常情况下，地方志每二十年修编一次，在我退休之前都不会干这活儿了。这样的工作状态，正适合我的暮年心境，读读书，喝喝茶水，悠闲等待退休来临。

一个周四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读一本考古方面的书，接到了堂妹爱民的电话。爱民的语气有些急切，问我有没有时间，想求我帮个忙，开车带她回一趟北四家子。我赶忙答应下来。爱民比我小五岁，是个非常有深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张嘴求人，虽然没有明说，想必是遇到了紧急事。“有深沉”是我们老家话，意思是有尊严知道好歹，处事自重不轻率。我问她人在哪里，爱民说在一小。我告诉她十五分钟后到，拿上车钥匙出门，边下楼边琢磨到底出了啥事，是二婶的身体还是别的什么？

在一小门口接到爱民后，才知道是二叔又惹祸了，给她打电话的是镇派出所民警。二叔这次更离谱，竟然躺到了推土机下面。爱民也闹不清他为啥要这么干。妹夫作为优秀教师到外市交流，要明天晚上才能返回。堂弟向东没接电话，可能是人机分离了。实在没辙，爱民才给我打了电话。爱民不停地解释，弄得我有些不自在，我说一家人用不着客气。

爱民说：“我爹可把人愁死了，搅得所有人都不得安生。”

穿过云飞街，转上重庆路，我的手机响了。小袁打来电话，一上来就直截了当地说二叔正在工地闹事，求我帮忙联系一下他家人。我告诉他正和堂妹往那边赶，问他现在啥情况，二叔是不是还躺在推土机下面？

小袁说：“可不是咋的，公安、消防、镇上、县里都来人了，不管谁劝，好话歹话都说尽了，死活就是不出来。”

“你们把他拉出来不就得了，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能有多大劲儿？”

“曹哥，要是能拉，我们早就拉了，他手里拿着菜刀呢，谁靠前就抹脖子。”

“你知不知道我二叔为啥要这么干？”

“还能为啥？为了他修了三十多年的那条路呗！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城建部门要把路修到小李西沟的事，县里市里找一圈，没起任何用，就跑到工地上来闹事了，死活让人家把路挪到西曹杖子去修。”

前面十字路口有摄像头抓拍接打电话，我叮嘱小袁多费心照应，就匆忙挂断了手机。害怕爱民担心，我说二叔目前情况稳定，不会出啥事，让她别瞎寻思。爱民虽然点头，仍然满脸忧虑，眉头皱着，两条胳膊紧张地抱在胸前。她问我来电话的是不是魏德彪，我说不是他，是在西曹杖子挂职的第一书记小袁。爱民“噢”了一声，没再说什么。眼前的车流突然停下来，怕是要堵，我后悔走重庆路了，好在很快又动起来，只是行驶有些缓慢。过松坡路，上千阳线，终于出了城。路两边杏花间杂着桃花开得正浓，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花香。按正常车速，到北四家子还要两个小时。

爱民忽然说：“他们不会去拉我妈吧？她那身体可禁不住折腾啊。”

二婶身体不好，冠心病、胰腺炎、支气管炎好几种慢性病，依爱民和向东姐弟俩的意思，早就想把她接到城里来，有点啥事能第一时间去医院，也方便他们照顾。可二婶离不开二叔，二叔也离不开二婶，虽然磕磕绊绊一辈子，但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姐弟俩只好听之任之。以前爱民就对魏德彪说过，二婶身体不好，村里有啥事如果说不通二叔，就给她打电话，别去找二婶。魏德彪也满口答应了，以前确实没惊动过二婶。

我嘴上说不会，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本村百姓出了这样的事，村干部压力一定很大，如果不是焦头烂额，小袁不会给我打电话。镇、县领导一瞪眼睛，让村上赶紧想办法把人带走，保不齐魏德彪就会去西曹杖子拉二婶。二婶心绞痛刚发作过一次，出院才一个多月，再着急上火，怕是会要了她的命。

爱民说：“我得给魏德彪打个电话，让他千万别去惊动我妈。”

魏德彪没接电话。爱民更加紧张，叨咕说他们没准儿已经把二婶拉去了，所以才不敢接她电话。隔一会儿，魏德彪把电话打回来。听爱民说完，他信誓旦旦保证，就算上级再咋收拾他，也绝对不会去折腾二婶。

“二叔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小学都念不完，更不用说读初中高中了。二婶身体那么弱，要是去惊动她，我还算是人吗？”

那边有人喊魏德彪，小袁把电话接过去又和堂妹说了几句，他喊爱民姐，向她保证不会那么做，又让堂妹转告我慢点开。挂断电话，爱民才稍稍安心了些，说小袁这人不错，问我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和小袁是一年前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不过，真正促使我和他交往的其实是二叔曹春光。爱民忽然想起来问：“哥，去年到我爹妈家让我爹签扶贫款和扶贫房手续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小袁？”

我说可不就是他嘛，一个挺不错的老弟。

一年前那场酒是谁请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人不少，场面乱哄哄的。酒喝到一半时，不知谁开的头，聊起了本省的地方口音。坐我左手边的一个人接话说，他挂职那里的人说话有特点，不但咬舌头，还喜欢吞字。有人让他学，他试了试，憋得脸红脖子粗摆手说：“学不好，那个劲儿挺难拿的，打个比方说吧，就好像他们说的每句话尾字都是块肉，不用牙嚼，拿舌头一卷，就咽了下去。”

我说了一句话，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连连点头说对，曹作家学得挺像，就是这个劲儿。

大家一阵笑，很快转入了下个话题。

我想和左手边的人打个招呼，使劲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他姓甚名谁，只记得他正在下面挂职当第一书记。酒局开始前，请客的东道主把每个人都做了介绍，人家记得我姓曹，我却没把人家往心里去，挺不礼貌的，但也只好硬着头皮问他贵姓。他告诉我姓袁。

我说：“袁书记，你挂职的地方是不是辽西山区？”

他说：“对呀，那地方叫西曹杖子，景色不错，有山有水，就是穷了点。”

“那咱俩得喝杯酒，我就是从西曹杖子出来的。”

“怪不得你学得那么像呢，那真得喝，曹作家，咱们是拐弯老乡啊！”

我们握住对方的手，喝了一杯啤酒。

放下酒杯，他说：“别叫我袁书记，我比你小，叫小袁吧，叫袁老弟也行。”

小袁生得浓眉大眼，国字脸上一团正气，说话直爽，给人的印象不错。我答应叫他袁老弟，条件是他也别喊我作家。“我一个编地方志的，偶尔在市报上发几个豆腐块，算鸡毛作家呢，我叫你老弟，你就叫我曹哥得了。”

我们俩又喝了一杯酒，互相加了微信。

小袁问我，是不是挺长时间没回西曹杖子了。我说可不是咋的，自从考上中专去长春读书后，快三十年没回去了。我问他西曹杖子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有二十八户，七十一人，年轻人都进城了，村子里除了村书记，都是老弱病残人士。”

我感慨道：“真快成空村了，我离开时有一百八十多户，四五百人，现在谁是村书记？”

“书记是魏德彪，和你年纪差不多，人挺精明的。”他问我认不认识。

“他我还能不认识吗？同班同学，小时候，我喊他小土豆，他喊我大脑袋。”

“为啥叫小土豆呢？”

“他小时候长得又矮又胖，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不就是个在地上滚的小土豆嘛。我呢，脑袋比别人大一号，人家戴五十七八厘米的帽子，我戴五十九或六十厘米的，就得了个大脑袋的绰号。”

“他现在还是又矮又胖，你的脑袋倒看不出来大。”

“现在是脖子粗了，把脑袋显小了。”

小袁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说：“对了，曹哥，西曹杖子有个老曹头，你认识吗？”

我笑笑：“西曹杖子一大半人姓曹，我认识一百多个老曹头，这两年也有人管我叫老曹头了，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

“就是一根筋修路那个，好像叫曹春光，对，就是曹春光，第一次听到他叫这名字，我还笑出了声，心里想，这春光也太他妈不明媚了。”

我愣了一下，随后想起曹春光正是我二叔的名字。他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耻辱，是全县人嘴里的笑柄。见我不吱声，小袁又补充说：“七十多岁，人长得黑瘦，有条腿瘸，走路腰弯得像张弓，神经有点不太正常，年轻时开始修山路，修了三十多年，还不肯停手。”

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四十多年前二叔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形象，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我说认识，为了避免尴尬，没告诉他那是我二叔。小袁抄起啤酒瓶子，又给我倒满。

“曹哥，那我还得敬你一杯，有件事求你帮忙。”

小袁把酒杯端起来，我没和他碰，问他是啥事。

“哥，咱先喝酒，后说事。”

我坚持让他先说，小袁就说了。

小袁是个非常有事业心的第一书记，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在别人前头，挂职后，年年当先进，但现在有一项工作却落后了。拖后腿的就是我二叔。二叔除了种点地，其他收入一分钱都没有。地里出的钱，都被他拿去修路了，家里穷得叮当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家别的贫困户都很配合，高高兴兴盼着得补助，只有我二叔这个贫困户不像话，给他发扶贫补助不要，给他申请扶贫房，一分钱不要帮他盖新房，也不同意。西曹杖子只有他家还是土坯房。现在已经进入到精准扶贫阶段，第一书记们都承包了贫困户，我二叔正是小袁承包的，年底就要实现全面脱贫，达不到脱贫标准，小袁得负责任。

“求你了，曹哥，我实在没辙了，劝了多少次，嘴都快磨秃噜皮了，曹春光也不开窍。你们乡里乡亲好说话，帮老弟做做工作，如果能让他接受扶贫补助住进扶贫房，你就是我的大恩人。”

我知道这事不好劝。二叔那人相当固执，用我二婶的话说：“十头牛都拉不回来，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他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仍然一次次往上撞。”修路就是最好的例证。他认准的事，很难改。但小袁说得挺诚恳，拿我当救命稻草一样，我没好意思当面推脱，只得含糊答应试试看。

我俩喝了一杯酒。

酒局又进行一会儿，东道主看酒喝得差不多了，张罗收杯。

回到家，我和妻子说了二叔的事。想当年，二叔为学生修路的壮举曾经轰动一时，市报采访过他，当时乡书记也拿他当典型，谁能想到呢，如今却成了拖后腿的贫困户。我俩感慨一番，妻子问我打算咋办，我说能咋办，没法办，这些年劝他的人有一火车，谁也没劝得了，我能有啥招儿呢？

睡醒一觉，第二天早晨，我就把小袁托付的事忘在了脑后。人过中年，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幼稚了，人生本无意义，啥事都不用较真儿，得过且过就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犯不着自寻烦恼。再说了，小袁也未必真有多指望我，八成就是随便一说罢了。

没承想，小袁还真就盯上我了，酒局后第三天，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他说：“曹哥，我得向你道个歉，那天在酒桌上说曹春光的一些话不太合适，请你别见怪，不过，你也有点儿不够意思啊，和老弟打埋伏，曹春光是你亲叔叔，也不和我明说。”

我估计是魏德彪告诉他的，只得打哈哈遮掩过去。

小袁说：“曹哥，你们是亲叔侄，这事就更得拜托你了，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好好劝劝。”小袁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原来，下派前他就是后备干部了，不出意外的话，挂职结束回去就能被提拔，如果真因为二叔这事受啥影响，那就太扯淡了。

我心说，我能有啥办法呢？但话说到这份儿上，只得再次答应试试看。

我拨通了堂弟向东的电话，打算先了解一下情况。向东是二叔儿子，比我小七岁，初中没毕业就进城打工，干家政、开烤串店、蹬板车、当建筑工、卖青菜水果……干过好多工种，现在搞家装，专门安装大理石台面。这些年靠自己的本事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娶妻生子，还在城南的鑫诚园小区买了房子。

听我问到二叔，向东立刻就火了。天天摆弄大理石石板接触粉尘，他的嗓子有些沙哑，本来说话声音挺低，突然变得像混凝土一样粗粝，吼道：“哥，你别和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天底下哪有他那样当爹的？这么多年就知道修那条破路，老师的工作丢了，腿还造瘸了，家不管，老婆孩子不管，有点钱就往山上扔。我和我姐能活着长大，都算是奇迹。当年我姐学习那么好，本来该读高中上大学，因为家里没钱，只能上个小师范，我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我和我姐结婚这样的大事，他一分钱不给，隔辈人出生，他一分钱不给。他修路欠下的债都是我和我姐还的，现在还动不动冲我们要钱修路。前一阵子，连我妈得病都没钱治。我就纳闷儿了，如今年轻人都进了城，村里没有学生了，东曹杖子小学早就撤销合并了，他修路还给谁走呢？不说了，不说了，我爹这人，墙上挂狗皮——实在太不像话（画）了。我的事，他不管，他的事，我也犯不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