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人类学家”

应该是在今年3月，春雨泥泞的时节，宁不远发给我一篇《写父亲》。我在一个铅灰色下午读完，第二天中午和她通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等一会儿再说。先说我和宁不远的相识，那是相当晚近的事，非常偶然地我读到了《莲花白》，被其中倔强的深邃的气息所打动。这个全新的名字是谁？她所有的青涩里都包含着惊人的成熟的写作准备。比如说，根本不在意在小说中交代自己；比如说，相当知道抒情、描写和自嘲该有的失控和节制。这种作者会以乘数级迅速进化，她需要的只是不与平庸妥协。

很快《莲花白》登上了收获文学排行榜，很快宁不远获得或入围几个奖，她要怎么走下一步呢？她交出了《写父亲》。

现在我回到今年3月的那个电话。我当时应该是想建议宁不远从行文接近进入尾声时的这个段落开始重新构想。

凌晨2点，小勇买回牛和羊，炸响了火炮。火炮声平息，我听见窗户外的山梁上传来呼号，小勇说，屠夫听到火炮声，来了。

只来了一个屠夫，刚过完年没多久，大家都在外面打工。屠夫身材敦厚，皱着化不开的眉头，磕头之后跟小勇说，你再炸一次火炮，看还有没有人在，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第二串火炮炸响之后半小时，来了两个人，两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她们手里各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她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我猜是一对双胞胎。她们说，牛我们不管，杀猪宰羊交给我们。她们说话的声音大得出奇。有人帮她们打开门，她们像两个战士一样转身奔向战场。

接下来，堂屋的门不断被推开，有人进进出出，堂屋一侧的楼梯间也是，人们上上下下，铁板楼梯发出咚咚咚的响声。

…………

这段让我眼前一亮，来回读了好几遍。中国西南山区的村庄里办丧事需要帮厨，放火炮寻求雇佣——这绝不是普遍经验。而宁不远又写得这么魔幻，这么干净利落。我在电话中应该是反反复复唠叨，表达了这个意思：从CCU病房开始，是不是有点普通了？要不要从这段开头，用特别的事件重构小说，两万字内，那会特别棒。宁不远很诚恳也很“冷淡”地回应我的激动，她说，她依旧想保留现在的框架和思路以及体量，“因为这就是我想这么写的……我不愿舍弃”。从那一刻我就知道，她寻求的是自然发生的记忆秩序。那种秩序是从“父亲半躺在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CCU病房5号床上。他脑袋偏向一侧，左手耷拉在床边，右手放在胸前，手里还捏着一只剥开的香蕉”开始，叙述的音色和音度才找到最合适的阶位，才得以拨动往事，使其流动起来。而《写父亲》正是这些记忆纷至沓来的神秘秩序的一份记录。自身的周游。

我再次重读了《写父亲》，因为它已经被发表，我不再需要想“如何更好看”。我把自己完全放松地交付给宁不远，看到了上一次没有看见的东西：对称性。

时间与空间的出发与回归是对称的。

开篇，病房里，“翻好身了，现在的父亲侧身正对着我。他的眼神好似在看我，但其实是望向我身后的空茫处，时间和空间之外”。终篇，父亲离世后，“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些时间和空间，支离破碎了”。究竟是哪些“时间和空间”？是病房和住院大楼里的种种吗？那只是目光落及的浮标，真正的“时间和空间”，是1998年的“出米易”与现当下的“回米易”。

1998年，父亲护送“我”一站一站走出米易，到成都上学。

1998年父亲还没有汽车（他那时骑一辆嘉陵70摩托），他带着我坐火车到成都上大学。15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没有买到坐票，我们坐在两节车厢连接处，同时也是厕所旁边的地上过了一夜，火车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把我们送到成都。

随后他们遇到勒索，父亲愕然无着，初出茅庐的女儿主导局面，摆脱了困境。随后是出租车把他们送进了校园。女儿开始了独自挣扎的历程，“一个乡下女孩学习播音主持”。这种挣扎并不首先体现在物质上，而是体现在口音上。方言口音——阶层差异、城乡差异——身份危机，你首先要克服和委身于更强的一方，才能在媾和之后寻求自我的确立和抬升。关于口音的篇章在其中占据不多但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常常为一个问题而烦恼：如果有一天，我带男朋友回家，同时面对父母和男朋友的时候，我到底应该讲什么话？无论哪一种，我都将感到羞耻。”这让人联想起安妮·埃尔诺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写到母亲从诺曼底郊外来到巴黎她的家中居住帮忙，携带的种种“粗俗”与巴黎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致公寓生活不相融合。而女儿在跨阶层中领受双份的创面。

当父母即使是住在海南的度假村里也不能安然享受女儿高额购买的优裕时光，时间和空间开始往回走了。“从成都开车回西昌的路程是460公里。几年前全线通上了高速，开车才成为我们回家的首选。在更早的时候，我们选择坐火车，成昆铁路。”作者又感慨了一次，犹如交响乐中的主题反复，“从老家米易上车经过西昌来到成都，15个小时。父亲就是在我18岁那年坐火车把我送到成都上大学的”。

二十多年的一来一去，就是生命的尺幅，但我看重的是，这里面并不包含太多“和解”主题（即便是末尾，文美与“曼拉”——另一个可能的自己的告别），而是依旧起伏着思考。在宁不远这里，父亲用力活着的一生并没有就此完成，“父亲一直对自己有所要求，他一直在战斗，他的一生就是一场与他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他也这么要求我，他要我好好读书，要我克服我自己，去接近一个他无限向往的世界。那个世界与他距离遥远，就好像我离他（或母亲）越远，越能证明他的成功”。我喜欢这些叙述中流露的些许迷惑和不想掩饰的怒气，它们把人性活跃的一面延展开来。正如安妮·埃尔诺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写道，“我要在我母亲身上寻找一个真理，而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文字达到”，宁不远在《写父亲》中想要的也绝不是和解或理解，而是寻找和论证。后两者都还没有完成，是活动的姿态。

这也让我解除了对“和解”这个词的迷信。我们常常说这个那个小说最终“与生活和解”，“与命运和解”，但有时候无非是和含混的作者意图勾兑了一种并不齐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消解大过于创造的。

另有一处对称是我所喜爱的。儿时风雨之夜，“我”随父亲去抢修电路，在风雨中，父亲嘴里含着手电筒，因为要吞口水，过一会儿就要从嘴里取出来一会儿，让“我”发笑，“父亲仰起头，专注地忙碌着，电筒的光射向遥远的夜空。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而我披着他的雨衣，那真是我一生里梦幻般的时刻”。几十年后，在进出有严格限制的CCU病房门口，“父亲就在几米之外，我多想进去看看他。我突然想试试用自己的脸去让门禁识别一下”，没想到，门一下子弹开了， “医院里需要人脸识别的门为我打开了，如果非要在我的生命里挑出几个神迹时刻，这就算是一个了”。前一个“梦幻时刻”，是“我”仰视着风雨中的父亲，而后一个“神迹时刻”是“我”俯视“父亲躺在那里，他已经戴上了氧气面罩”。

是的，我已经引用了太多安妮·埃尔诺，显得我好像只知道这么一位作家。但我真心诚意认为宁不远是国内最接近安妮·埃尔诺的写作者，“始终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一个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写父亲”的“写”，是复原，是重建，也是命名。是逼迫自己去面对未竟之事，找寻未说之词语，是给无处可去的记忆风物建立逻辑，是“自己的人类学家”。

作者简介：吴越，《收获》杂志编辑。曾任《文汇报》首席记者，获中国新闻奖及多次上海新闻奖。著有长篇纪实文学《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访谈集《必须写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