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短一寸险（主持人语）

在许多人的固有印象中，短篇小说截取的是生活的横断面，是一个瞬间的凝固，仿佛琥珀——流动的树胶包裹住了时间，也包裹住生命。对此，叶弥必然不同意。她应该视小说如《许多树》中湖底黢黑的石头——“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她就像训练有素的刺客，以文字为匕首，一寸短一寸险，划破各种云山雾罩的装饰，直抵生活的本质。是的，小说是帮助我们认识生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许多树》堪称人生教科书。

这么说吧，《许多树》讲的是一个人如何被启悟，并因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再次接受命运拷问的故事。叶弥相信，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的。仿佛是通了灵，又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突然就蒙在眼前的那层雾消失了，你看清了平常看不清也想不明白的事情，人生于是有了分说和决断。1983年，19岁的小巷姑娘汪海英就来到了这个时刻。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刻，叶弥三言两语交代了她的处境，并试图从她的衣着、行动中让我们窥见她的性格。一条米色的真丝乔其纱连衣裙，拘谨的浅V领，印着一大堆线条的紫玉兰花。叙述者不客气地将其形容为“轻浮而平庸”。姑娘迈着“谨慎的小碎步”，“还不时瞅一眼地面”，我们可以大致猜测这是典型的小城的女儿，眼界不够开阔，志向也不那么远大，和小城一样偏于谨慎保守。到小说结尾，随着作家的补叙，我们知道，她高中毕业后在丝织厂工作，正要去相亲。如无意外，她将像所有普通人那样结婚生子，过完平凡的一生。偏偏，意外发生了。

启悟时刻是伴随着一阵诡异的风到来的。风吹过，汪海英忙不迭把包扔在地上，捂住裙子。这一幕被深宅大院二楼的小伙子尽收眼底。他先是扔出一个香烟头，然后扔出了一朵紫玉兰花。仿佛是上帝之手，这简简单单的动作让小巷姑娘有了某种自我意识，于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不妨让我们定格在这一极具隐喻性的瞬间。从空间方位上看，小伙子居于高处，姑娘位于低处，小伙子是凝视者，而姑娘是被凝视者。他们构成了某种结构关系。让结构的绳索进一步绷紧的还有两者的身份和阶层。显然，北京男孩与江南姑娘、深宅大院里的民国建筑与大杂院、彩色电视与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都没有，都冷酷而分明地说明了这一点。院子里名贵的百年紫玉兰与姑娘所在的大杂院的百年板栗树形成了某种对照，同时也与真丝裙子上的紫玉兰花构成微妙的呼应。对凝视者而言，眼前的一切是无差别的，这个姑娘与小桥、流水、花儿都没什么分别，他扔出去的香烟头和玉兰花，是一时兴起，是偶然，是转动的命运轮盘。试问，谁能问上帝的行动都有什么意义呢？上帝是不可被质询的。但是，对于被凝视者，一切就不一样了。她感受到了来自高处的某种东西，混合着轻蔑的爱，或者说，混合着爱的轻蔑。这是她自己的解读，准不准确姑且不论，但这的确给了她奋不顾身拉平鸿沟的内在刺激。挣脱一切桎梏往高处走，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类的普遍本能呢？现在，我们迫切想知道的是，结果如何？虽然我们自己隐隐对这个结果有某种想象和预期。

仿佛是回应我们的期待，作者拨快了时间的指针，让四十年倏忽而过，再让年已花甲的男人和女人重逢，看看是否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当然，他们已经不记得彼此了。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瞬间往往抹掉了自己的痕迹，让人无法察觉。这一回，他们有了两次短暂的交往。她以自谦的口吻说起了自己的城市，目的却是希望获得对方的夸奖。请注意，城市与她本人，是同构的关系。夸奖城市，就是夸奖她本人。然而，男人只是不置可否地微微一笑。这一笔很妙。这微笑里有一个上位者的矜持与傲娇。她虽然不明就里，但显然已经被这股气势摄住了，情不自禁地要求从对方身上获得更多的肯定。这一行为就把自己置于了解释、表白、讨好的位置上了。她谈论自己是如何学习营养学知识，如何让各种知识成为她的盔甲，也谈论她是如何为了不成为平庸的小市民而开始了自我设计、自我教育。她认为她获得了她曾经向往的成功。然而，这成功一旦化为语言之流，就显得孱弱和可疑起来。特别是，当男人追问到底什么促使她做出这样的改变时，她援引那些理应如此的宏大理由时，更是让人洞察其内在的虚弱。从根本上说，将某种外在的因素作为改变人生的动力，不免让人觉得这种改变缺乏坚实的根基，看似特立独行，实则是另外一种意义的随波逐流。她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没有价值，甚至觉得自己以往的人生也没有价值”。这次见面草草结束，却埋下了疑虑的种子。

但这还不够，她还需要再次自我确证，于是就有了第二次见面。他们选择一起游泳。有意思的是，自诩为了理想学了很多技能的她却不会游泳，“因为她觉得游泳这一项技能并不能给人生增添多少光彩”这一句暴露了里子。她的学习，都是为了有用而学，没用的事情不在她的考虑之列。这就显出了生存的逼迫了。而他却从容自在地游弋。能否为无用的事情留出空间，某种意义上透露出人的生存状态。比如，他对绚烂的晚霞充满了兴味，而她显然视若无睹。再比如，他住在山坡上的五星级宾馆，她住在山坡下的民宿里，像这样的细节不过是验证了这一点。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她经历了一生的努力，孑然一身，却仍然没有填平阶层造就的鸿沟。不是所有的鱼儿都能从小河小沟里游到大江大海的，或许小河小沟本来就无法通向大江大海。

理解这部小说，还有一把钥匙，就是“时代”这个词。“时代”这个词，在小说中出现了九次，成为一种价值标准。他和她都以是否具有时代精神、是否跟得上时代浪潮为荣。问题在于，他和她的“时代”，是一个意义上的吗？

小说的最后，随着城市的变迁，板栗树和紫玉兰树从曾经栖身的不同院落走出，站到了一起。“她的世界里有许多树，它们全都挨在一起。挨在一起，一时就分不清它们的高低。”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由此看来，短篇小说尽管短，却敞开了足够丰富的空间，让读者携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审美趣味以及自身不觉的意识形态走进去，获得自己的宝藏。饶翔将“关系”作为小说的切入点。他抓住了“凝视”这一意味深长的动作，借用拉康的理解，展开了分析。在他看来，“她借由他的凝视——他以来自大地方的优越感鄙夷小城市缺乏时代感，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生发出了追赶时代改造自我世界的愿望。”而凝视背后，蕴含着“身份意识、权力运作和欲望纠结”。由此，他赞赏这篇小说是一则“关于两性的，关于人生的，也是关于时空的”寓言。贺嘉钰则认为，将各个二元对立的因素平行放置，“这样的文学反应过于直线了”。她希望跳出被设置覆盖的部分，寻找到小说没有说出的内容。作为女性，她显然更能跟汪海英共情，她将树看成是女人的隐喻，认为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遵循着一棵树的生命方式”“被自己不断向上的力量所托举”。从这个意义上说，饶翔和嘉钰都赞赏女人坚定地抛下了此次重逢所带来的困扰，再度开启积极向上的人生。

难道只有我在这莫名的积极中感到了一丝悲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