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密有毒 （中篇小说）

亓洋走了。临走扔下一句话，不，是两个字：“傻×！”

出门时，他的行李箱卡在门槛上，他使劲拉扯行李箱时面目狰狞。我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把我自己都吓着了。

亓洋有点惊奇地回头看我，转而面色恐惧，小声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匆匆关门，逃走了。

我继续笑，直到笑出眼泪。

我索性放开喉咙号起来。

“滚吧，滚吧，滚吧亓洋！滚吧爱情！滚吧友情！”我可着嗓门哭喊着，叫骂着，似乎这样可以把这些日子积攒在心里的所有苦痛都吐出来。

手机突然响了。妈的，连哭都不叫人哭个痛快，这日子是不让人活了。

手机执着地响着，我忍不住瞥了一眼：是我妈。我妈要跟我视频。

靠，这个样子，我咋跟她面对面？她要是看见我的满脸泪痕，会立马飞奔而来，我的一切就都暴露了。

我急忙止住哭号，随手抓起个东西在脸上胡乱抹着，觉得味道不对，定睛一瞅，是我的小兔子拖鞋。那对白色的毛绒耳朵让我脸上的妆和泪染得红一道黑一道，湿塌塌的，十分狼狈。我一使劲，把拖鞋朝门口砸去，我希望它砸在门上——砸在亓洋留下的影子上。可是，它连门边都没到，就软绵绵地落到了地上。我忽然觉得这只拖鞋像极了此刻的我，明明是无辜的，却被糟蹋得面目全非，还无处还击。

手机不响了。我急忙趁这个机会给我妈发出了语音邀请。

我妈秒接。

“咋的？没起被窝子呢？”

“不是……起了。”

“起了不接电话？”我妈对我的差错从来都是不放过一丝一毫。

“我在卫生间呢。”我只好被迫撒谎。

“哦。”我妈没再追究。电话里沉默了片刻。

这是不正常的。经验告诉我，我妈有事，而且，这事十有八九跟钱有关系。

果然，我妈跟我要那笔钱。

当初我跟她借的时候，我说临时用几天，最多半个月一定奉还。可是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虽然是亲妈，我也觉得愧疚。

告诉我妈实情吗？那我妈一定恨不能顺着网线穿越到我面前，撕了我。

我妈在借钱这件事上有心结。

我妈年轻时，她的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向她借钱，500块。这钱现在听起来少得可怜，可那是四十年前。那会儿我妈每月的工资才４２块６毛，500块是她一年的工资总额。

好友向我妈借钱的理由是她爸住院了，急需。好友手里拿着一张支票，说是她爸单位给的，但是会计出差了，一周后才能回来。会计回来，她就能取出钱，就能立马还我妈。她爸在一个大工厂里上班，吃药住院厂里全报。

我妈那会儿没见过支票，更不懂得支票应该怎么取，但是她相信她的好友，她打开抽屉锁，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刚好是５００块钱。那是我姑姑求她买洗衣机的钱，我姑姑要结婚，我奶奶给她的陪嫁是台洗衣机。那年月，洗衣机这样的贵重物品得“走后门”才能买到。我妈在百货批发站有熟人，我姑姑就让她帮忙。

我妈说，一个礼拜你必须得还我，小姑子下个月结婚。

好友信誓旦旦：“一定！”说着，还扬了扬手里那张印着红色铅字的纸条。

结果是，那笔钱一去就没了踪影。因为这件事，我爸和我妈打得差点离婚，我妈跟我姑又打得好几年不说话。

我妈开始还不好意思催要，后来就是说软话，再说硬话，又说软话，又说硬话，直到撕破脸皮，那位好友才这个月30下个月５０地用了三年时间把钱还完。

钱虽然还了，但友情却无法恢复了。这事让我妈很伤心。我妈一直保存着那位好友的照片，可见她们曾经有多要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妈整理东西时，翻到好友的照片。我妈把那张两寸的照片拿在手里怔怔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把我叫过去，痛心疾首地讲了那个故事，叮嘱我坚决不要借钱给朋友。

后来读《哈姆雷特》，里面那句“不要借钱给你的朋友，那会让你既失去金钱也失去朋友”，让我认识到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遇人不淑的倒霉蛋，而我还是相信，能两肋插刀才是真朋友。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此刻，我妈的故事，哈姆雷特的叮咛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我妈的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外国老人也是老人啊！

此时的我正在经历三四十年前我妈所经历过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不，不是一模一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不敢告诉我妈，我把她的钱借给了丁晓惠，更不敢告诉她，我不仅把她的三万块钱借给了丁晓惠，还从其他人那儿借用了一些钱给丁晓惠，还有……我为丁晓惠借了网贷！这是让我焦头烂额，让亓洋逃跑的原因。

我妈说，她们中学同学相约去丽江游玩。

“妈，不能去！现在的疫情说不准啥时就有情况了，万一把你给留在那边呢？没看视频啊，那些旅游的，让疫情给截在半道上，多遭罪啊。老实在家待着吧。”我以攻为守地先打击我妈的旅游热情。

“这段日子，疫情不是……挺稳定的吗？再说，从闹疫情开始……俺们……这帮姐妹就……没出过门了，都憋得……够呛。”我妈说话断断续续的，她嘴里嚼着东西。她就这样，经常在和我打电话的同时吃水果、吃零食。

我忽然心生厌烦：“妈，您都快七十了，古稀之年，穷折腾啥呀？在家好好养老不行吗？非得到处走，又看不明白啥，就知道拍拍照，买些没啥用的破烂东西。你看家里让你堆的，跟旧货市场似的。”

“死丫头，我用你教训我。”我妈被我激怒了，她大概是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嗓门突然又大又利索：“我到处走咋的了？我走我花的是自己的钱，我买破烂儿花的也是自己的钱，用不着你教训我。你王姨的姑娘每年都给她订机票订旅店，让她出去玩，你倒好，你给我订过酒店还是报过团啊？我花自己的钱，你都不让，你还是我亲生的吗？！”

我妈一气之下把电话挂了。我窃喜，她没提还钱的事。

我妈就这样，经常会在盛怒之下忘了初衷。

我握着电话发呆。我妈好糊弄，那些朋友的钱也可以再拖一拖，可是网贷不还是绝对不行的，那打着滚翻个儿的利息会压死我的。

可是，但是，但可是，这会儿让我上哪儿去弄钱呢？！

我抓起另一只拖鞋丢向门口：“亓洋，你个王八蛋，平时甜哥哥蜜姐姐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老娘水深火热的时候你倒跑了，你还是个男人吗？”

回答我的是电话铃声。我妈的电话又打回来了。

“你说吧，钱你弄哪儿去了？是不是借人了？”我妈的声音透着冷静。

真不愧是我的亲妈，一下子就拿住了我的七寸。

我无语。

“你把钱借给谁了？”我妈追问，声音已经冷如冰铁。

“丁晓惠。”我艰难地吐出这三个字。

我妈一声没吱把电话挂断了。

我长出一口气，庆幸她没对我展开漫骂轰炸。

电话又响了。电话那头我妈的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不是光把我这三万借给她了吧？”

“嗯。”知我者我妈也。

“你借给她多少？”我妈的声音低沉而缓慢。

“也没多少……大概……四……四十来万。”我不能对我妈撒谎。

“啊？！”

随着这一声“啊”，我妈的话简直是不喘气一样地说出来，不，是喊出来。她骂我愚蠢，骂我不听她的话，骂我是猪，是死猪。反正，我知道她在电话那边暴跳如雷。

我把电话扔在茶几上，让我妈对着那杯残茶怒吼，而我则坐在沙发上发呆。

丁晓惠的电话是半夜打来的。她声音低弱，带着浓重的鼻音，不时停下来抽泣。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她那边的空气是冰冷的，压抑的。

我一阵心痛，扔了手头正在弄的一个方案，紧张地坐到沙发上。我不知道丁晓惠遇到了什么，我有些着急。

丁晓惠是我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好到什么地步呢，这么说吧，如果是今天，一定会有人说我俩是“拉拉”。说起来，我俩也挺有意思的。大一的时候，丁晓惠和一个男生恋爱，丁晓惠陷得深，一天到晚嘴里都是那个男生，令我们同寝的几个女生十分不齿，我甚至还讥笑过她。其实我们是羡慕嫉妒恨，因为那会儿，我们个个都像刚发情的小母猫，却没找到和我们臭味相投的另一半。有一个周末，一个老乡约我去逛星海公园。我知道那个老乡有意于我，我也期待开启一段浪漫。然而，只是因为我向公园的深处多看了一眼，美好的愿望就在顷刻间碎成一地。在一丛丁香花的后面，我看见那个男生正抱着一个姑娘亲热，而那个姑娘不是丁晓惠。我没有丝毫犹豫地扑上去。当响亮的耳光在那个男生脸上炸响的同时，我感觉我的胸前忽然十分凉爽——我漂亮的白纱裙被那个男生撕掉了前襟。老乡在公园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一条劣质的纱巾，围在我脖子下。狼狈虽然被遮挡了，但是好心情荡然无存。我的见义勇为葬送了一次可能美好的约会，但却收获了丁晓惠的友谊。丁晓惠送给我一条特别漂亮的白裙子，价格应该是我那条的十倍。我觉得她太破费了，她却说这不是她买的，是人家送的。她说，她爸在银行的信贷科上班，那些想贷款的老板都变着法儿地讨好她爸。“这些都是毛毛雨。真办事，得这个。”丁晓惠的食指和拇指快速地捻了捻。“其实，大家也是照规矩办事，这年月，钱给谁用不是用啊，就看你舍不舍得下注。”说着，她贴近我的耳朵，悄声说：“有的女的，还对我爸那个。”

“哪个？”我有点好奇，很想知道个究竟。

“嘁，那个你都不懂。那个就是勾引。”丁晓惠若无其事地往嘴里塞着韩国薯片。

“这你都能知道？”我惊讶得张大了嘴。

丁晓惠往我的嘴里塞了一摞薯片：“我知道算什么，我妈也知道。不过我妈不计较。我妈懂我爸，他不会真跟那些女的好，不过呢，关系好一些，有些事更好办。”

丁晓惠能把她家这么私密的事都告诉我，这不明摆着要和我结死党吗？我和丁晓惠就这么好上了。从此，我俩影子样在校园里相伴相随，同吃也同住——我俩经常在晚自习后，挤到她的床上或者我的床上。她告诉我，今天她与喜欢的那个男老师在走廊里狭路相逢时，面对她投过去的眼神，男老师欲拒还羞的样子。我呢，告诉她，我暗恋的男生对我说了什么。我俩叽叽咕咕地说，哧哧或者嘎嘎地笑。每个周末，丁晓惠回家都会带回来许多零食，有日本的和果子，有瑞士的巧克力，有伊拉克的椰枣。那些零食绝非我们这些小女生们手里的辣条、薯片可比拟。丁晓惠把零食包直接扔到我床上。有时她扔过来的还有一套没拆封的运动服，或者是一双旅游鞋，又或者是一套化妆品。我知道，那都是人们讨好信贷科科长的宝贝女儿的，却没中丁晓惠的意。我佯装无奈地替她分忧，把省下的生活费变成假期的车票，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并因此成为我妈朋友圈里那个懂得节俭和自律的“别人家”孩子。

毕业后，丁晓惠留在了大连，我则去了首都北京。分别那天，她送我上火车。火车开动时，她在车窗外跟着火车跑，我在车窗里满脸泪痕。那情景，酷似情人离别。

后来，每当她有什么大事的时候，我都会飞奔到她身边。比如他爸脑出血时，比如她婚前流产时。她结婚时，我像自己结婚似的兴奋与忙碌，特地请了年假，去帮她张罗婚礼。她呢，会在和老公吵架时飞来找我，滚在我床上号啕大哭。然后撵走我男友，我俩开启夜以继日、边喝边聊的疯狂模式。直到她倒完所有的情感垃圾，喝完我的红酒储备，弄得我的小屋里除了烟酒味就是烤串味，直到她忽地想起，她老公的衬衫还没熨，拎包扬长而去才罢。

我在北京的日子混得不咋地，跳了几次槽，谈了几场恋爱，除了一身伤痕，一脸沧桑，几乎没什么收获。最重要的是前程无望。我必须承认北京的机会很多，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社会上没背景，经济上没靠山，相貌平平，才华一般的人来说，那些机会只是窗外的惊鸿一瞥。无奈之下，我退回到老家，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说是副总，其实底薪不高，我依然要靠业务提成来维持生活。好在我爸和我爷分别给我和我妈各留了一套房子。之前我名下的那个房子一直出租。我妈就用积攒下来的房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有房有车，貌似滋润的日子抵消了我对北京的念想和对这个北方三线小城的厌嫌。去年，丁晓惠的女儿出生了。临产前，我放下一切，奔赴大连。恰巧大连有疫情，去大连的高铁上，几乎没人，我走出车厢时，列车员看我的眼神满是佩服。疫情期间，各个医院的住院病人只能有一名家属陪床，而且一旦进了医院，就不能再出病房的门。我以家属的身份，做了核酸检测，守在丁晓惠的床边。她出院回家，我依然白天黑夜地伺候着她和孩子，我不放心月嫂，甚至都不放心她老公。临回来时，我对她老公千叮咛万嘱咐，笑得她老公直说：“你干脆再请二十天假吧，把她伺候满月了，我就不用请月嫂了。”那十来天，我没去老虎滩，没去海洋世界，甚至都没出去好好地吃顿海鲜。我多馋海边那刚下船的大螃蟹、生蚝、皮皮虾啊。鲜嫩紧致的口感，层次丰富的味道，想起来就让我流口水。可是为了照顾丁晓惠，我忍住了。这对以吃货闻名的我来说，不得不说，很有些豪气。从大连回来，我要接受隔离。难熬的日子，我却过得一点不寂寞，我每天要和晓惠视频无数次，看着她吃饭，看着她给孩子喂奶，看着月嫂伺候她和孩子。我差不多是陪着丁晓惠坐了一个月子。今年春天的时候，她老公发生车祸，大腿骨骨折。听着她在电话里和我哭诉，我心急如焚。可是那会儿我刚接手一个项目，如果理想的话，那一单我大概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为了赚钱而放弃友情，让我倍感羞耻与不安。我给她转了一万块钱，又在电话里怯怯地向她说明我不能过去陪她的理由。好在她通情达理，没有流露出不满与怨恨。之后的日子里，我差不多三天一个电话，五天一个视频。跟她联系的频率超过了和我妈的。我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我的愧疚感。为此还差点跟亓洋闹到不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