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真实就是荒诞

孟繁华，1951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市。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大特聘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辽宁作协副主席；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众神狂欢》等30余部，有《孟繁华文集》十卷出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发表文章500余篇。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韩、越南语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评论家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牛健哲是辽宁作家。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文学界的朋友都知道，牛健哲是一个坚忍不拔的作家，他对外部的名声并不在意，他只是做他喜欢的事。我读过他一些小说，我认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对文学的理解以及他关注的小说方向、对小说形式的选择和认知，都不同凡响。

这篇《耳朵还有什么用》，是一篇极具后现代意味的小说。妻子白若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作家，写完长篇小说《软骨》不久就去世了。小说没有交代白若的死因，叙述者也没有沉浸在妻子死后的悲痛中。小说集中在《软骨》的阅读和争夺中。妻弟小白在姐姐死后性格变得乖戾，并坚持要回小说《软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一个带着酒气的女性莫名其妙地闯入了没有任何关系的男主的房间，她自视甚高，夸耀自己对阅读小说有高超能力——

她在从头阅读，这引起了我一种诡异的感觉，像是熟知她所读内容的优越感，又像是因为什么东西过度暴露给她而产生的不适感。总之我与这部书稿之间的私密关系，第一次遭到了破坏。更过分的是，她咂咂嘴，读出声来。我立即假意用拳头撑着腮帮，同时用拇指按下右耳耳屏，减小入耳的音量。至于左耳，我只能转头让它背离声源。我不可能告饶似的用两只手捂住两只耳朵，这事关一个主人的尊严。这样，开头两段叙写还是断续地钻进了我的耳孔，我听到了一对闺密游历一片山林的情形，听到了一段路上无数旁逸斜出的树枝、那个明晃晃的太阳、山下若隐若现的一泊小湖，还有她们的疲劳干渴。

这个诡异的举止，使阅读变得恍惚起来。这个陌生的女子与白若有怎样的关系，那暧昧或若隐若现的神情，使白若之死引发了读者诸多想象。然后是一对没有任何关系的男性和女性共处一室，说着完全不相干的、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话语。当女人背着窗户阅读时，那个被命名为“耳朵”的狗，从高楼天台摔了下去。女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居然提出了不可思议的要求，要求男主人搂着她，在没有窗帘的窗前和她做出亲昵的动作。楼下并没有狗的尸体，一缕血迹伸向远方。他返回居室时发现：“犹如受了指示，我看了一眼窗外，正对面的窗子里竟真亮着灯，果然有人站在窗口，直直地望过来。那条胖狗在灯光里现了身，堆坐在窗台上自证其胖，眼睛重新睁大了。”更不可思议的是，男人居然像“履行契约一样”，他“摆出了亲吻的架势”，并“用嘴捕捉到了她朝上的右耳，并且衔了起来”，这当然只是一个表演。

评论家黄德海说，小说“细密的构想，绵延的情节，微妙的心思，要在有限的空间里展开，非常容易出现纤细带来的孱弱感，故事随时有要折断的样子。更何况，牛健哲还会在他精致的作品里，写到人的汹涌心事或深衷隐痛，更让人担忧维系小说的某个重要部分会因受力过巨而突然坍塌”。那封闭的空间，或者说“洞穴里发生的故事，通过这样的方式传递到了洞穴之外，被隔断的现实也变成了经过深思的现实。最终，小说似乎变成了特殊的隐喻，指向人心和社会深处的某些东西”的分析，中肯又切合小说文本。吴佳燕认为，小说写了“无处不在的人的被困感。马克斯·韦伯说现代社会就像一个‘钢铁牢笼’，由于非人格化的规则垄断了社会，现代人其实没有多少精力去追逐深刻的自由和丰富的人格。生活就像卡夫卡的城堡或钱钟书的围城，有的人历经千辛万苦，却连城堡的大门都找不到，有的人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却又掉入新的围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面对的“冷漠正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太多的变化与太快的节奏，不期然的各种生活的重压与突袭，太多的经历与见闻、防备与私心，让人对周遭一切都变得迟钝、淡然而冷漠，哪怕是生老病死”。这些评论的正确性几乎难以质疑。

因此，与其说《耳朵还有什么用》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毋宁说是在讲述对生活的一种体悟和感受。小说通篇一直在“荒唐”中进行，这里没有逻辑关系，没有因果关系，人物也只是不同的工具符号，用叙事学的概念说是“能指”。但小说的“所指”就是生活的荒诞。如果对生活有切实的体会，荒诞就是生活的本质。小说要表达的，就是生活中不可能的事。但是，就是这不可能的事，比“反映论”的真实更加令人惊悚，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小说中的“耳朵”，不只是一条狗的命名，更重要的是，人已经失去了相互倾听的愿望，每个人都在独语，话语之间没有交集，即便形式上是“交流”，实际上仍然是各行其是。牛健哲在荒诞中发现了生活中我们不曾发现或感知的，他就成了生活的发现者和小说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