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问题（短篇小说）

当我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何去何从。我是一个很容易知足的人，却常常感到对人生的不满足。要说这个问题也很肤浅，谁还不是过一天少一天，但我偏偏觉得我的每一天可以这样百无聊赖地度过，我整个人生却绝不能如此虚度。这是个悖论，换句话说，我可以一觉睡到中午，抠着眼屎无所事事地晃荡到我妈的锅台边上，摸一个她早上馏下的馍，然后去巷子口的台球摊，和胖子、二蛋他们捣一下午康乐球，到了晚上就打开电视机，穷追一番TVB的电视剧，然而，如果我的人生仅仅止步于此的话，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我已经十八岁了，据说已经成年，但高中毕业后我一直陷于一种昏聩的状态，既不知往昔寒窗十余载所为何来，也无法预料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走向——我爸给我联系了一家小工厂，专门生产劣质拖鞋，这份工作属于“大集体”性质，按我爸的说法，是“半个公家饭碗”，我妈差强人意地说不错，但我觉得丢份儿。“专做破鞋的。”我们这条巷子一起玩大的发小儿，都这么叫向阳塑料厂的职工，以至于我一想到日后要进出塑料厂那扇油漆斑驳的大铁门，把整个的人生埋葬在刺鼻的橡胶味儿里面，就浑身冒虚汗。

搞个“大集体”的名额不易，我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本人也就是个国营粮店卖米的把式，跟哪个领导也不亲，要不是向阳塑料厂厂长的老婆每回上东岗粮店买米的时候，他都松一把米闸，连这个人情咱也买不着。我妈捧着心口对饱食终日的我说：“你就知足吧，有本事你考大学呀。”我屏着一口气，不说去塑料厂上班，也不说考大学。这两样都忒难为我，虽然没有大学肯要我，但我理想的人生远不是做破鞋，那种劣质橡胶底子一穿一脚臭的土老肥拖鞋，我碰也不想碰。

我爸向我举起了他脚下那只虽非向阳塑料厂出品但也一样质量堪忧的旧拖鞋：“臭小子，你到底想怎么样！”

怎么样？我要是知道怎么样，我能痛苦得一觉睡到中午，抠着眼屎无所事事地晃荡到我妈的锅台边上，摸一个她早上馏下的馍，然后去巷子口的台球摊，和胖子、二蛋他们捣一下午康乐球，到了晚上就打开电视机，穷追一番TVB的电视剧吗？

我痛苦得恨不能一拳打遍天下。

我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无人能解，唯有巷子口的康乐球和TVB的警匪片。这是我成年之后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一咬牙一跺脚熬过去也就好了，但那会儿因为短视而无知，我却认为自己陷入了一片永远无法泅渡的汪洋，整天蒙着眼睛挥臂蹬腿怎么也摸不着世界的边。关键是世界在我面前也十分可疑，它既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既像天边穿云破雾影影绰绰的毛月亮，又像地上被踩了一万只脚并将继续被人踩下去的破拖鞋。

这样昏聩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觉得没脸没皮。虽说我爸妈就我一个儿子，但凡锅里有一口干的也不能让我吃稀的，但我一个体健貌端的大小伙子，整天抄着手晃荡多少显得有些没羞没臊。巷尾修自行车的老赵还身残志坚呢，每天一大早，魏寡妇家鸡叫，老赵准时拐着那双小儿麻痹症落下的长短腿出摊。我妈说老赵这辈子虽没娶上媳妇，但也不亏——魏寡妇长得不难看，就是脾气差些，她“克”死前夫后一直没找着下家接盘，老赵要不是跟她住隔壁，两家也没这个“缘分”。

缘分这东西真是稀奇，魏寡妇的儿子姬大芹，从小学到高中都和我一个学校，同级不同班。我俩平日也没什么交集，主要是志趣不怎么相投，但这一年跟我一起落榜的失学青年姬大芹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但你总得做点什么。”

姬大芹的条件不比我强多少，起码我还有个在国营粮店卖大米的爸爸，他爸爸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小学三四年级吧，最多不过五年级，他爸就殁了。魏寡妇哭了一场，此后脾气倒比姬大芹他爸在世的时候更火爆些。照我妈的说法，寡妇门前是非多，魏寡妇的脾气是为了保护他们娘儿俩。果然，这条巷子里没人敢欺负魏寡妇和姬大芹，巷子外面有没有人就不知道了，反正老赵是最低眉顺眼的，低顺到最后魏寡妇都不好意思白使唤他了，偶尔半夜会开门让他进去睡个暖和觉——老赵家冷清，一个人一盏灯一把锁，不如隔壁魏寡妇家热气腾腾。

姬大芹和我说了他的打算：挣点钱，让他妈过上好日子。我说你妈日子还可以呀，隔不多长时间就炖鸡炖排骨，比我们家还勤些。他说那是表面，要从根儿上让人瞧得起，他就得自己出去挣钱。等挣了钱，也就不住这地儿了。新地方新生活，谁也不认识他，谁也不能瞧不起他。他的话让我刮目相看，因为此前我从不知道他有如此远大的抱负—— 那晚要不是他在巷角一棵泡桐树下喝独酒让我撞个对脸，到现在我也不可能知道他的远大抱负。

那天晚上我追了半个夏天的一部电视剧大结局，结局之后便是无限的空虚，一种没着没落的感觉遍布全身，一边是替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唏嘘，一边是无以复加的身体和心灵的肿胀。这种感觉没法说，我睡不着，只好叼了根烟出来遛墙根。高考落榜之后我就开始明目张胆地抽烟，我爸没再像以前那样管着我，可能是因为我成年了，也可能是因为我成年之后遇到了第一次沉重的人生打击，反正有一阵子我烟不离手，隔三岔五，我爸还有意无意地往我桌上扔包烟——以前这桌子是我的写字台，摞满了高中课本、习题集和各种复习资料，现在成了摆设，除了一台燕舞牌收录机和若干横七竖八的磁带，桌上一无所有。烟盒混迹于磁带盒中间，不仔细找不容易发现，因此我妈一直蒙在鼓里。

我遛到泡桐树下的时候，发现了一手提着酒瓶一手点着烟的姬大芹。

他斜倚在泡桐树上，靠得很隐蔽，几乎和泡桐树融为一体，要不是明明灭灭的火星，我几乎认为那就是一棵泡桐树。

“我×，吓我一跳。”我俩同时爆了粗口。

姬大芹也是因为我指尖明灭的火星才认出了同类，我走到跟前他吓一哆嗦。两个天涯沦落人一吓之下倒点燃了惺惺之情，他豪爽地请我喝一口。

我是真佩服他，五十多度的烧刀子已经就着烟圈儿喝掉半瓶。他隐在暗处的头颅一定充血得厉害，我虽然看不见他脸上高热一般的潮红，但我们的内心一样澎湃，于是脑子一热，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那晚之后我们成了哥们儿。我听他的话，去一所叫育才的外语培训机构报了名。这是一家韩国人开设的私立学校，专门教授当时很火的许国璋英语。姬大芹和我一样，严重偏科，高考的时候英语拖了不止一条后腿，简直把下半身都拖瘫痪了。他说高考太血腥太残酷，不想再和千军万马拼性命挤那条王八蛋的独木桥，他还得留着这条命出人头地呢。但是老祖宗说得好，从哪里跌倒了，就要从哪里爬起来，爬起来才能证明我们无所不能。我们不是学不好英语，我们是没有碰上好的英语老师，这家学校的老师都是外教，我们直接跟外国人学，哪有学不好的道理？等学好了，我们可以在国内挣钱，也可以去国外挣钱，关键是我们被高考摧毁的信心重建起来了，人不能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只能是行尸走肉。

他说得有道理。

育才学校的老师确实都是外国人，但我们错误估计了育才的实力，也不是错误估计了育才的实力，而是错误估计了我们这座三线小城市的实力——这样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吸引的外教大都是些口音诡异的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外教口语班”开课后，就有学生愤怒地跑到前台要求退费，因为“外教”不是宣传页上印的人高马大的金发白人，而是比我们长得还黑还瘦的小黄人。工作人员倒很有耐心，他们非常礼貌地向学生解释，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确实是英语，有时候他们还会笨拙地拿出一本脏兮兮的介绍菲律宾或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小册子，虚张声势地拍在桌上：“咋还不信呢？自个儿看看吧。”

姬大芹比其他学生更具有国际眼光，他认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教英语也比我们高中老师强，起码不会更差。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坚持读完了育才的基础班。

读下来还是蛮有收获的，我和那个教英语的菲律宾姑娘眉来眼去，结课考试的时候居然得了第三名。姬大芹更刻苦一些，他拿了第一。按照缴费时的约定，成绩前三甲都是有奖学金的，我们因此相当兴奋。

改天我和姬大芹去学校领钱，他五百，我三百。但没领到。

学校的说法是，这个奖学金不能给现金，而是以奖励的形式，从进阶班的学费里减免。我们当时就发毛了，据理力争奖学金的意思是“为鼓励品学兼优或家境贫寒学生而发给的奖金”，不是“优惠”“打折”，再说我们也没承诺要学什么进阶班。耐心而有礼貌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学校的规定，他们也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来领钱的第二名是个女生，她向工作人员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要是不上你们的进阶班，我的四百块钱是不是就打水漂了？”工作人员慈眉善目地答复她：“按照学校规定，是这样的。”女生沉吟着，抿紧了她柳叶般的薄嘴唇。

相比女生的婉约，姬大芹豪放多了，他从始至终拧着脖子，一定要问清楚“规定”是谁定的。“一个私立学校，给不给钱老板一句话的事，弄个什么破‘规定’来耍无赖，装神弄鬼糊弄谁呢？”他气势汹汹地指出，即使有“规定”，也属于私人性质，那么要钱的和给钱的在本质上都是私人行为，他要找育才的老板，问问他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规定。工作人员被姬大芹的气势唬住了，不得已请出了他们的韩国校长。

校长果然不是吃素的，他很有风度地侃侃而谈，说设立奖学金是为了让大家更努力地学习，而不是为了让某个人得到一笔钱，如果某个人拿这笔钱去吃喝嫖赌，那么就违背了学校设立奖学金的目的。听起来蛮像那么回事的，我都几乎被打动了，可是姬大芹一挥手，义正词严地说：“我对你们的目的不感兴趣，我只知道你们说了给奖学金就不能改成打折优惠。至于这笔钱我拿了之后干什么，和你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一听，更有道理，佩服得不行。

和我们一起讨说法的女生和我一样，在要不要争取那几百块钱之间十分摇摆。起初她跟在姬大芹后面据理力争，但在听到韩国校长拿出一副流氓嘴脸说了句“年轻人，在我们韩国，你要是对长辈这样没有礼貌，早就挨打了”之后，她果断放弃了索要奖学金的想法。

但姬大芹没有放弃，他建议我们去报社反映反映。

我从来没去过报社，也不知道报社的门朝哪儿开，姬大芹比我要老成持重些，他带着我乘公交车从东岗坐了三站路，又下车换乘了另一条线的公交车坐了四站，来到A城晚报社。在门口登记的时候，姬大芹郑重地对门卫说，我们是“普通市民”，来“反映情况”的。门卫果然就把我们让进了大门。我很好奇姬大芹对于社会的熟悉程度，这些在学校里从没有人教过我们。姬大芹谦虚地说，他是从电视里看的。我这才发觉，学习是一件很随机的事，我们看的电视频道不同，因此他熟知各类社会事件的危机处理，而从不看社会新闻的我，只会背诵“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之类大而无当、言不及义的TVB台词。

遗憾的是，我们向报社反映的情况可能太没有新闻价值了，他们登记之后犹如石沉大海，我们既没有等来深度报道，也没有看到记者去学校采访揭发，所以也就谈不上获得什么舆论支持，育才还在利用指鹿为马的宣传页和脏兮兮的东南亚旅游小册子无耻地招生以及糊弄要求退费的学生，一切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丧气地说：“算了吧，也没几个钱。”姬大芹却不同意：“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这是在欺负中国人。”

既然上升到这个高度，我也觉得有必要给韩国校长一点颜色看看。

在此之前，无论是我还是姬大芹，都没有进入过A市法院的内部—— 那里太神圣了，或者说距离正常有序的生活太遥远了，只有罪犯或者跟罪犯有关的人，比如受害人，才有必要去那里。如今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法院门口那段让人高山仰止的台阶，感觉既庄严又悲壮。

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更深入地进入法院内部，就被大厅前台那个发际线退到后脑勺的中年男人轰了出来。“去去去！这么点鸡毛蒜皮的破事也来法院捣乱！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小同志！”搞接待的中年男人满脸写着不耐烦，但还是以“同志”二字称呼我们，说明我们只是找错了地方，并没有做错事，错的是育才学校，这个道理不能错。姬大芹拉了拉一脸蒙的我，手指了指法院对面一溜排因陋就简地挂着律师事务所招牌的低矮门面，笃定地说：“我们可能应该先去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