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驯化隐喻

李知展的《驯虎记》是一部颇具隐喻色彩的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与转义方式，隐喻的意义传达与陈述性命题不同，倾向于对多重维度意义的敞开和传达。《驯虎记》的意义表达就建立在隐喻的多重指向上。人物的动物化命名和故事情节的精心设置，不仅是对人物性格的隐喻，更具社会学层面的意义指向。《驯虎记》中的隐喻及意义指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文字层面上人物名称与其性格的隐喻。

小说中人物的动物化命名与其性格有相似的一面。虎、豹、狐、狮、熊、羊等的特点都体现在小说相关人物性格的层面。但在这诸多命名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李虎，性格并非如虎般单一。李虎性格中，勇敢、无畏、野性是与虎相匹配的，但能够对李虎个性构成隐喻关系的动物并不局限于虎。除虎之外，与李虎性格构成密切相关的动物是狗。狗与他的人生境遇息息相关，与他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可以与他构成一种转喻关系。小说中，只有友好与温情才能真正驯服一条狗。同样也只有温暖深沉的情感能够驯服李虎。老鲁、闫羊、百灵等人把李虎从丛林状态转变为一种道德个体。李虎身上这种道德性也与狗有关。在大狗救他命的一刻，他身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性便被摧毁了。从李虎身上，可以看出作者小说中隐喻设置的复杂性。

第二是小说人物关系层面的社会隐喻。

小说中虎、豹、狐、狮、熊、羊等人物的命名，不光喻示了人物性格，从关系角度来看，也形成了一种社会学层面的隐喻。首先是丛林社会的隐喻。丛林社会的状态，与真实的自然世界相近。自然世界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一法则不仅体现在少年李虎的自然化生存时期，同样也体现在其成年后更加社会化的生活中。

李虎办起狗场之后，与科层制发生了更多的关系。与丛林法则不同的是，科层制更具现代文明色彩，秩序的保证和效率的提升，都是其重要特征。科层制虽然比丛林状态更具秩序，但也存在等级碾轧的状况。宋狮与王豹等人的关系，就体现出科层制上下级关系的特征，李知展将其隐喻为一种食物链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叙事隐喻，科层制就与丛林社会丛林法则相等同，体现出作者对现代科层制的一种反讽。但在小说中，科层制并没有真正完成对李虎的驯化，李虎拒绝宋狮就可以看作他对科层制的反抗。

第三是对数字化时代“数字群”行为与驯虎社会意义的隐喻。

在小说中，隐喻一般作为谜题呈现。本篇小说中，题目中的“驯虎”就是最大的谜题。但不论是丛林法则还是科层制，均没有将李虎驯化。在这个谜题中，虎的含义也更多是其引申义，可以理解为底层独立个体的尊严、骄傲与德行，驯化也可以理解为对它的破坏与摧毁。那么究竟什么能够完成这种破坏与摧毁？作者在小说最后设置了一个颇具意味的事件，构成了小说社会层面的第三重隐喻。

在小说最后出现的救狗群体，与韩炳哲所称的“数字群”颇为相似。与常规意义上的群体不同，“数字群”是信息时代数字个体的混合，是仓促而不稳定的，因而其行为轻率而不负责任。小说中的救狗行为，就具有这种特征。虽然小说中没有呈现民间组织拦下运犬货车的现场，但写他们来到狗场时的模样“仿佛刚从战场上凯旋”。这是一句含义颇深的话语，可以解读出他们的主要战场是在拦下货车的公路上。韩炳哲认为，数字媒体是一种现场性的媒体，只有现在进行时的时态。而这个拦车救狗现场也是最具数字媒体展示价值的现场，最能够引发数字群的聚焦与狂欢。而在这一现场之外，被拦下的狗如何救治与喂养是一个长期且系统的工程。但它不在这一数字狂欢的聚焦范围之内，也不在可以进行数字展示的“爱心”范围之内。当不具展示性价值之后，拦下货车的人便将这种爱心的剩余价值强行转让给了无法承受的李虎，导致李虎狗舍的毁灭。

在丛林法则之下，李虎仍然拥有感恩与爱心；在科层制之下，他依然有拒绝和反抗的勇气。虽然社会地位卑贱，他内心却有自己的底线、自尊与高贵。这种带有传统意味的德行无法应对展示爱心的数字化道德，被其摧毁或者说驯化，就是小说谜题的最终答案。这一情节设置也隐喻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变迁。韩炳哲认为数字群没有思想或灵魂，李知展对其进行揭示和探讨，显示了他对前沿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

李知展小说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传统的消亡”。这篇小说同样延续了这一主题，在德行层面上揭示“数字群”对传统的巨大消解作用，体现了他对时代的洞见。而在小说写作层面，这一见解并不是直白地道出，而是栖身于诸多隐喻、转喻和暗示之间。小说这个文体的义务并不是传达真理，或者说所传达的真理不是确定和唯一的。小说所要传达的真理是关于真理的辩证性和多重性。李知展通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将对社会和现实的认知进行辩证性的思考和隐喻性的表达，将读者引入这样的思考，可以看出李知展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精到理解和准确把握。

作者简介：张艳庭，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著有《解剖城市——城市空间的文化解码与精神分析》等多部著作，现任职于洛阳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韩新枝 张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