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一点的叫王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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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像重庆的缩小版，城在山上，山在城里，不知是城定义了山，还是山定义了城。远看像一堆随意堆码的新旧不一的积木，进城才知道它是有自己的内在秩序的。所有的建筑物都在相互挤压和对抗，而又必须强制性地让彼此和谐起来。这个叫居上的小区以前是一条河，后来变成了臭水沟，再后来变成了乱石滩和茅草坡，居民绕道走，只有开发商不嫌弃，在这里建了居民安置点，起初叫“人上人小区”，意思是住在本小区的人都是高贵的。地名上报到市民政局地名办，专家组在审定时，有人说“人上人”有点暧昧，容易产生歧义和联想，就改成了居上小区，一下子就雅致了。随着臭水沟的消失和高楼的耸立，人们才明白“改天换地”的终极意义。小区的一部分用于农民的异地迁移，一部分作为商品房，因此聚集了各色人等。小区的设施都很齐全，健身的器材，散步的小路，浓密的植被，纳凉的亭子，一样不少。在亭子的两旁，是几棵粗壮的老树，枯枝败叶，一副虽死犹生的样子。地面是一片小琴丝竹，一丛疯狂的茅草从竹林里拔地而起，充满了野性的力量，它们与小琴丝竹融为一体。老树的枯枝上爬满了多种藤蔓类植物，构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杂乱无章的网状。远看近瞧，这里都像是山林的一角。

晚秋时节，一个满面愁容的下午，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老头出现在山林的一角。老头理着平头，头发花白而坚硬，像密集的松针。他看上去五十五岁，六十岁，或者更小或更大都可以。但因为矫健的步态和英武的面容，让人无法猜测他的实际年龄。他提着柴刀来到这里，对着老树凝视了一会儿，然后挥刀向一棵老树的枯枝砍去，可柴刀瞬间被弹了回来。再砍一刀，还是被弹了回来。刀口上现出一条灰色的痕迹。老头很气恼，说：“假的！”提着柴刀来到亭子下，朝布满了木质条纹的凳子上坐下去，瞬间感到了水泥的冰凉和坚硬。他似乎明白过来，原来这不是真木头，他说：“骗子！全是骗子！”

不远处的健身区内，经常出现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女人。年龄介于中年与青年之间。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平时素颜，没有任何化妆的痕迹，但可以看出她的精致和小资。此时，她正在卖力地扭动腰肢，张弛之间，动静之时，被衣服勒紧的肢体有节奏地闪现出柔美的身体曲线。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运动世界里，没注意到老人在干什么。

一会儿，又来了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老头。他缓缓来到亭子下，与刚才的老头面对面地坐着。他对拿着柴刀的老头说：“我说了，砍不下来的，你非要砍。这不是树，是风景。”

拿着柴刀的老头说：“风景就是骗人的。”

刚来的那个老头说：“以后不要砍柴了。不像农村土屋那样可以烧柴火，住小区了，用煤气了。木柴用不上了。”

拿着柴刀的老人说：“晓得了。”

健身的红衣女人把自己折腾累了，提起地上的包往亭子里走，在板凳上坐下来，擦了额头上的汗水，从包里取出一瓶水，喝了几口，便把瓶子握在手上把玩，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投向左右两边对坐着的老头。

就是这漫不经心的一瞅，红衣女人顿时紧锁了眉头，目光在两个老人脸上扫来扫去。在视线的反复切换中，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两个人长得一样。”她笑了，是那种意外的惊喜产生的微笑，属于捡来的喜悦。

两位老人并没有在意红衣女人，他们只是自顾自地说着什么。红衣女人再次把他们各自的面孔仔细端详了一番，拎着小包走开了。

红衣女人走出亭子，在人行道上，遇到几个从外面进来的熟人。她兴奋地告诉他们：“稀罕！你们去看看，那两个老汉，长得像一个人。是不是一对双胞胎？”

听红衣女人这样说，那几个人便也好奇起来，径直走到亭子里面看个究竟。果然，两人从脸型到头发，从鼻子到眼睛，从身材到个子，处处对称，太像双胞胎了。唯一的差别是一个瘦一点，一个胖一点。双胞胎是一个模板的复制品，之所以人见人爱，爱的是他们的雷同。在世界上所有雷同的事物中，只有双胞胎或多胞胎的雷同不仅不受诟病，反而招人喜欢。但这种雷同不能终身维系，通常的情形是，到了中年以后，岁月会让他们相同的面孔出现很多细微的变化，离初始版本越走越远，由原本的“视作一人”变成“判若两人”。可是，亭子里的这一对，是罕见的同步生长，以同样的模样老去。

几个人从亭子里走出来，感叹着：“这么老的双胞胎还是第一次见到。”

2

很快，小区里的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有一对老双胞胎，是刚刚搬来的。这得益于红衣女人。红衣女人是个极具好奇心的人，她还在继续打探这对双胞胎的身世。她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觉得好玩、有趣。她是国家干部，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在县城，成了坐机关的人。父母都是很优秀的中学教师。在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开禁的年代，正是她生育的最佳时期，她一直希望能生一对双胞胎，这样既不违反“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还能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可是她失望了，她只怀上了一个，当然也只生了一个。为了圆梦，她把儿子小时候的照片做成了镜框，里面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儿子，意思是一个顶两个。长得帅气的儿子阳光灿烂，每天对她顽皮地笑着，她自我感觉是在享受双胞胎妈妈的快乐与幸福。

儿子上大学之后，红衣女人就赶紧和老公谈离婚的事。老公家境殷实，父亲是个大老板，生意场上从没亏过，多年前就资产数亿元了。老公向父亲要零用钱都是用十万计的，他用这些零用钱来找各种品相和各种身材的女人。因为他层出不穷的外遇，自知有错在先，便主动提出净身出户，再给她两百万元，作为儿子的培养费用。很多朋友都不理解，红衣女人人品端正，相貌姣好，知书达理，怎么舍得离婚呢？老公的理由是，她真的好，但我真的不想和她过下去了，连她脚掌上的纹路都清楚，再好都过腻了。他恨这种过腻了的每个日子。习惯了的知性、美貌与温柔贤良反而扼杀了他的激情，他觉得前景无望，没有动力。他说男人要命的爱好是，永远喜欢新鲜的味道。这个与道德和审美没有关系，只与生命体验有关系。他说有的女人相貌平平，却能让他极度舒服，巅峰的快乐是酣畅淋漓的。而这个，自家的老婆却无法给予。红衣女人也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花心浪子。离婚后，在朋友的怂恿下，她买了两间门面房，过了两年，门面房就租出去了，成了超市。她就坐地收租金了。以前的婚房总是让她回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了忘记过去，她把婚房卖掉了，换了居上小区的一套两百平方米的房子，还有一个五十平方米的大晒台，专门种花草。前夫最终找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校花，在市里买了别墅，貌似十分恩爱。前夫为了气她，再婚时，还邀请红衣女人参加婚宴，红衣女人反戈一击，托闺密带去一份厚礼，装在信封里。前夫拆开一看，竟是十万元冥币，大骂道：“这婆娘心真狠！”

红衣女人的个人生活是优裕的。晒台上的花草都是请专人侍弄。她除了上班就成了一个闲人，就用健身来打发闲暇时光。闲人生闲事。在她对老双胞胎莫名的欣赏中，偶然从一个闺密口中得知了他们的身世。闺密在酒席上大讲老双胞胎的故事。

原来这对老双胞胎就是城关镇的农民，老家住在离县城十多里地的大山里。母亲在十九岁时怀上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是双胞胎，只是肚子奇大无比。十月怀胎九月分娩，周围女人都这样，生娃从来就不是个事，没有特别在意。恰好在生产的那天，丈夫和公公进城了，只有她和婆婆在屋后的地里劳动。她突然说肚子痛，可能是要生了。婆婆就让她赶紧回家待着，婆婆自己还在劳动。谁知还没走到家门口，裤子里就掉出来一个孩子。听见婴儿的哭声，婆婆吓得脸色都青了，赶紧往回跑。跑到房前的路上，瘫倒在地上的媳妇已经生下了第二个。婆婆且惊且喜，一边抱起孩子，一边大叫：“见过路上生娃的，没见过你这么快的，还一次生两个！”

婆婆赶紧叫人把产妇抬回去精心伺候。但随后却出现了一个麻烦的问题：已经不知道两个婴儿出生的先后顺序了。顺序决定大小，弄不清顺序，就分不清大小。婆婆只记得当时抱他们的时候，是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而且婴儿身上都沾着泥巴。后来商量起名的事，抱在左手的就叫王佐，抱在右手的就叫王佑。外人问及谁大谁小，家里人的口径是一致的，一样大小，不分先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缺衣少食，并不影响两个一样大的双胞胎茁壮成长。野菜、粗粮、不知名的果子，什么都能填饱肚子，成为他们成长的基础动力。后来读小学，无论上学放学，两人都是如影随形。但两人的衣服始终不能一样，都是大人穿烂了之后改做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补丁，不同的厚度。王佑王佐都不笨，能读书，一直读到初中。学校只有一对双胞胎，双胞胎是一种力量，没人敢欺负他们，他们还可以帮助被别人欺负的同学。这时候的他们已经能参加劳动了，村子里谁家有红白喜事，家里都派他们去。因为是双胞胎，同时去也有道理，更重要的道理是，家里可以节省两个人的粮食。两人在外面吃饭，悟出了如何吃饱的技巧。第一碗饭别人都是装得满满一碗，他们却是盛半碗。半碗饭会很快吃完，然后再盛饭，就可以盛满。而那些第一碗饭盛满的人，当他们吃完之后，再想盛饭，锅里已经空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王佑和王佐变成了调皮捣蛋的孩子。没事就到处乱跑，经常在别人的黄瓜地里，把黄瓜吃饱才走。无论什么果子，只要刚刚成熟就上树采摘。方圆十里地，凡是果子成熟的季节都要看守，防止他们入侵。大家都明白，偷果子吃，不算大错，也不是违法犯罪，但食物紧缺的时候，家家都看得非常紧。

夏天暑假，两人干完农活儿无聊，便跑到县城——这是离他们最近的大世界，开始了盲无目的地乱走乱看。身上带了一块钱，花几毛钱买几个馒头饼子，便是一顿饭了。到了下午，突然下起大雨，回不去了，就在别人家的屋檐下避雨。下雨太大太猛，避也避不开，下半身全湿透了。雨停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王佐说，大雨硬是要留我们在县城过夜。两人便寻找可以过夜的地方，都没有地方容纳他们。后来来到县政府大院，里面有家属院，进去的时候也没人过问，以为他们是哪家的亲戚。这座四层的政府大楼是全县最高的楼，大门居然是敞开的。两人就跟着别人进去了。十多个部门在里面办公，所有的房间都关着，空无一人。两人就躺在楼道里睡觉。兴奋得睡不着，坐起来找事，但又没事可做。王佐身子突然碰到了门口的牌子，牌子晃动了一下，细看原来是挂在钉子上的，两侧各钉一个钉子固定它们的位置。只要把牌子提起来，往外一拉，牌子就取下来了。原来挂上去和取下来都这么简单。他们把政府办的牌子取下来，移到统计局的门上。把统计局的牌子摘下来，挂到了司法局的门上。把司法局的牌子摘下来，换到了方志办的门上。把方志办的牌子摘下来，换到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门上。把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牌子摘下来，挂到了乡镇企业局的门上。把乡镇企业局的牌子摘下来，挂到了水利局的门上。摘了半夜的牌子，挂了半夜的牌子。终于把所有单位的牌子全换完了，两人累出了一身大汗，便随意躺在地上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晨曦初露时刻。两人发现不对劲，害怕被上班的人撞见，一边揉眼睛，一边跑出了政府大楼。

次日早晨，政府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上班。直到上班一个多小时之后，政府办公室的人才发现牌子不对。消息传出，先是大笑，后是震惊。政府办主任要求全楼核查门牌，才知道所有单位的牌子都换位了，名不副实，高度错位。于是楼上所有的部门都开始寻找本单位的牌子。公安局来了五个警察进行调查，首先找门卫问询，门卫也有苦难言。政府大楼有两道大门，最初是有锁的。但是后来发现，经常晚上有人加班，开门是件很麻烦的事情。锁在大楼里面的人要用很大的声音叫门卫开门。两个门卫都是五十多岁的人，耳朵不好使。叫半天不答应，里面的人就急，急了就骂。后来干脆就不上锁了，让它开着，以方便晚上加班的人。警察问有没有印象，是否进来过陌生人。一个门卫说，他看到一对陌生的双胞胎进来了，以为是里面家属的亲戚。因为是两个小娃，又跟在一个大人的后面，便没过问。平时在政府大院进出的人实在太多，顾不过来。警察让门卫把双胞胎的形象描述一番，初中生，个子不高，比较消瘦。警察就把他们视为重点怀疑对象。通过对全县中学的走访，查出三对双胞胎初中生，只有城关中学的一对符合门卫描述的特征。这对双胞胎就是王佐和王佑。

面对警察，王佐和王佑表现得十分沉稳与淡定，他们对警察的询问毫不隐瞒，坦然交代了他们的作案过程和动机。经查，没有不良动机，纯粹属于好玩。警察做了详细的笔录，准备对他们进行劳动教养。这时候校长站出来说话了，校长说，这两个娃平时表现不错，没有任何不良行为，学习也不错。此次事件，可以说是他们年少无知，但学校是有责任的。作为校长，我会深刻反省。建议公安部门不要对他们进行劳动教养，一旦进去就是一生洗不掉的污点。我说呀，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就可以了。他们毕竟是小孩子。校长都表态了，还拿出自己的好烟“黄果树”送警察一人一包。警察只好放弃原先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