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娜与我

1

刺目的白光迎接我来到醒来的世界。我知道窗外依旧是暗夜，但却无从判定究竟是凌晨还是黎明。

我的位置最靠近走廊，而走廊里明晃晃的白炽灯向来是整宿整宿地亮着，坚定地扰乱一切人的生物钟。说一切人也许并不精准，屋内另外九个女人似乎还都纹丝不动地陷落在各自的酣眠里。

我很想掌握时间，但屋内唯一的一块钟表却高悬在我身后的那面墙上。我若想看表，必须最大限度地坐起来。

然而，那不可能办到。

我的四肢全部被麻绳质地的约束带紧紧捆绑住。我每次想挪哪怕一寸，皮肤都会被约束带勒得生疼。在我短暂的睡眠里，我只能老老实实躺成一个“大”字——我不能屈膝，我不能枕手臂，我不能左侧躺，我不能右侧躺。当然，我最不可能的就是坐起来。

我想着那块表上昭然若揭的分秒，胸口有种百爪挠心的焦躁。死死锁住我的约束带，如欲将我五马分尸的刑具，而楼道里最明亮的光源却带来最黑暗的绝望。我很想尖叫。

从今天起，我的名字再无用武之地。我不再叫“卢娜”，我叫57床。

2

卢娜39岁了。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表明39这个数字很老，而是，在面对一些特殊语境时，显得为时已晚。比如“婚”，比如“育”——卢娜就是个39岁的未婚未育的姑娘。她住着父母早年单位分的一居室公寓，父母则在几公里外住的依然是单位分的两居室。当初，单位要给她家分个崭新的三居，但父母坚定地要了两处旧房——虽说加起来依旧是三居，但腾挪起来自由度要大得多——父亲尤其为自己当年的决策感到得意。然而最近，卢娜我行我素的自在日子宣告结束了，年过七旬的母亲和父亲闹分居，前者隔三岔五就要到卢娜家里和她挤在一起。

“我见这个人的时限不能超过两天。”母亲说。

“看见这个老头儿，超过两天就要爆炸。”

父母在这个年纪要决绝地丢弃彼此，背叛“老伴儿”这个词所暗含的一切含义，这让卢娜深深地伤心。且父母在最近的这个阶段，异口同声说的最多的，除了“我这辈子婚姻失败”，就是“我这辈子教子无方”。卢娜只能臊眉耷眼地听着，没有一句可辩解与安慰的，回天无力。因为自己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婚恋上，都拿不出像样的成绩单给父母签字。

三年前，卢娜供职的影视公司因涉嫌欺诈而退市并倒闭。卢娜在就业的汪洋中，乘桴浮于海，一直在挣扎与呛水，唯一的一段再就业经历还没有能通过试用期。就这样，她三年没有工作，每个月不情愿到“肝儿疼”地自己给自己缴纳着数额逐渐攀升的社保。

婚恋这道人生命题更是难上加难。难到卢娜和自己唯一的闺密马雅，这两年都有了不再去涉及相关话题与人物的默契。其实，卢娜有时候是很想聊一聊的，哪怕就是再提起前男友的名字，让那庸常的两个字再在舌尖滚动一遍。因为寂寞，或仅仅是因为她还想他。想他，有错吗？卢娜很想问马雅。但马雅面对这个话题却似乎只想让卢娜自欺欺人——未来几十年，就稳穿铁裤衩，稳坐尼姑庵，稳健地进行自己的养老规划。

前男友的概念也是三年前的老皇历。一个比卢娜小五岁的男孩，方方面面没毛病，可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而且还铁了心此生不育。所谓不婚不育。可结婚生子明明就是卢娜脑袋里超100分贝、可损伤一切人听觉的最强音啊。他们恋爱谈了半年，分手却用了一年。在那一年里，卢娜体内所有积极向上的细胞几乎全部精尽人亡了，她坠入了焦虑、躁郁、痛苦的深渊。隔三岔五她便感到胸口发紧发酸，那种慌张恐怖感，犹如自己下一个小时就要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或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言，再或者就是高考交卷前三分钟才发现没有涂机读卡。就这样，卢娜被诊断为“惊恐发作”，一犯病就要吃一片叫作“劳拉”的天蓝色小药片。

“这是神经病。”医生说，“就是说你自身的神经调节能力很弱、很差。”

自从得了神经病以后，卢娜想起恋爱这事就觉得怕，怕得要命。在恋爱的擂台上，近二十年来，她频频、无一例外地被一拳放倒。然后恨不得裁判数一百下都不起来。放倒她的男人有和她动手的，有出轨的，总之，每每被问起为何依旧单身的问题时，“遇人不淑”是卢娜觉得最烦心却也最好用的答复。

每一位把卢娜当小三轮一脚蹬、摩托车一脚踹的男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卢娜单纯。这是因为卢娜依旧怀揣炽热的梦想。也许，这也是为何总有人夸赞卢娜的眼睛漂亮的缘由。卢娜长了一对又细又小的丹凤眼，可眼球却十分晶亮，看上去有种一直在闪烁也一直在闪躲的样子。

首先，卢娜想当一名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然而，就连“演员”这两个字她都不敢触碰，只感到审视与讥笑已从四面八方涌来。十年来，卢娜一直在各类民间爱好者组织的话剧社学表演，然而却连一个在正式舞台上跑龙套的机会也没能争取到。她利用之前在影视公司工作的机会，结识了一名副导演，而对方却首先要求她去照一套照片，最终，一套明明标价三千的艺术照，收了她一万二。其次，卢娜还想成为一名剧本作家。只可惜，虽身在一家影视公司，做剧本作家的梦想却远在天边。原因是她的本职工作和内容创作毫无关联，她是一名公司总裁的行政助理，翻译成直白的话，就是给大名鼎鼎的公司老大——方总当保姆与跟班。为了照顾好方总，她连轴转并失眠，根本无暇顾念“剧本作家”这个梦了。那些年，她常常觉得自己已原地变身成一个“衣架”。方总的Hermès手拎包最重，其次是Chanel的单肩包，以及LV的斜挎包—— 每每方总将这几个包一一挂在她身上后，她能感觉到自己已经几乎不是人类了。而后还要在身体保持精妙平衡的间隙，掏出小本，殚精竭虑地为方总的会议、演讲及一切场合做笔记。

人到中年，梦想碰壁，恋爱落败。多么俗套的故事——如果，没有后来的五十天。

3

斜对面床的“大块头”还在睡—— 你知道她根本就不是闭目养神，而是真的呼呼大睡。之所以叫她大块头，是因为四十六岁的她躺在床上就像一条搁浅的巨鲸。立冬在即，她依旧光着干燥皲裂的一双大脚。医生查房的时候，她要是高兴，兴许会套上一条行将融化的破秋裤。其他时候，她下半身只穿一条几乎要耷拉到膝盖的肉色裤衩。据说，她七个月前住进医院后，一直在不间断地睡觉。这点我可以部分证明，至少在我入院后，她除了必要的摄入与排泄，一直是散着脏拖布一样的长发，身穿同一件严重起球的深棕色松垮毛衣，长眠不醒。

我将目光收回。我躺着跷起二郎腿，将双手交叉放在脑后—— 这应该是我能想到的最放松的姿势了。而我用这个姿势在报复，报复那曾捆我三天三夜的约束带。今天一早终于“解约”。“解约”带来难以言表的、排山倒海的幸福感，以及一种终极的唯唯诺诺——只要别再把我捆起来，你让我干吗我都乐意配合。如我这般院区里的新面孔，若是吵闹，若是踢打，若是没完没了地哭爹喊娘，总之，只要你的行为举止恰恰像个疯子，就会被约束起来。继而所有“解约”的新人都对再度自如活动而感恩戴德，且宁可去品尝大便也不想再被“约”起来。

手脚得到自由之后，能做的事很多。比如，整理我那仅有90厘米宽的逼仄床榻。核心的问题是：被罩和被子二者根本过不到一块儿。严格地说，是双方尺寸上存在巨大差异。总之，我稍微翻个身，上述二者便解体，各奔东西。当然，和被捆起来相比，这根本算不上我住院生活的主要矛盾。我如是奉劝着自己。

屋中十个人，每个人床畔都有一个小小的灰色铁皮柜子。那柜子上，无一例外摆放着一个塑料脸盆。在这所医院，盆，非常重要。对于我来说，几乎住院所需所有家当都在盆里。盆是存在感很高的所在——洗漱要拿盆，洗澡要拿盆，有朝一日走出医院，依旧得抱着盆。

我凝视着自己那淡粉色的小塑料盆，里面无论是洗面奶还是洗衣液，瓶身上都被医院工作人员用深黑的马克笔写上了“卢娜”——我的名字。

我要把它们都扔掉。我对自己立誓。心说只要出了院，这些写着我名字的日化产品我都要扔干净。那些笔画黑漆漆的“卢娜”，看上去就像监狱犯人的编码。我必须和它们一刀两断。

这样想着，我的胸口又是一阵发紧，惊恐感再次来袭。我脑中的念头失控地狂奔——如果现在八级地震了，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外面的世界一旦发生任何巨变，我便会完蛋在这张90厘米宽的床上，永远不可能出院。

我的身体速度企图反超思维速度，我迅速从铁皮柜里拿出药盒，将一粒淡蓝色的药片含在口中，飞快地用水吞咽下去。

药片被冲下食道、落入胃中后，我几乎是瞬间有种缓释的感觉。就像被他抱在怀里。当然，我们才刚刚开始，拥抱的桥段还未发生呢。

就在蓝色药片开始发挥功能的那几分钟，我突然很想他。但是，我没有手机。新病人的手机一律被没收，而归还的时间则在一周或两周后，视表现而定。

大块头竟然翻了个身。而我试图掐算起手机归还的时间来。

4

卢娜从手腕上挂着的玫粉色小水桶包里掏出手机。她和马雅对接着时间。两人讲好要一起在餐厅吃晚饭。

“艾荣老师很快就要走了，你要是到早了，就直接来咖啡厅吧。”马雅还陷在上一局里，而她口中的艾荣是个不够出名的小说家，在马雅供职的文学期刊频频发表作品，有自己的工作室，做自己作品的影视化项目。

卢娜径直来到咖啡厅，马雅对面的男子在与她从未谋面的情况下，轻轻冲她挥了一下手。她打心底喜欢他的亲切。

“你喝什么？”他主动问。

“我喝不了咖啡——没事，您不用管我。”

可艾荣已经起身去了柜台，不一会儿端回一块奶酪蛋糕。

他将蛋糕递给卢娜，“让自己有点幸福感。”他打趣地说。

艾荣既不高大威猛，也不英俊耐看。卢娜觉得他长了一张间谍脸，会随时淹没在茫茫人海里无从辨认。他胸前交叉着暗条纹的围巾。卢娜喜欢戴围巾的男人，觉得围巾让他们看上去很温柔。艾荣讲话的声音低沉和缓，没有任何迫切，仿佛是在邀请前来打断自己谈话的人，仿佛随时准备做倾听者。

当晚，艾荣便约卢娜次日去郊游。

艾荣再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显得睡眠不足。卢娜自告奋勇开车。驾车开往郊区的路上，卢娜妥帖地将车速控制在60迈，她能感到艾荣在她开的车上沉沉地睡去。每一次刹车、每一次转向，卢娜都如操控精密仪器一样温柔又精准地驾驭着这辆不属于她的、男性化十足的黑色轿车。

一个半小时后，艾荣才醒来。他俩在郊县的小馆子里吃午饭，在大桥上看野湖畔钓鱼的男人。卢娜因咽炎发作而不停地咳嗽，艾荣递给她绿色小铁盒装的喉糖。

“我有对象了。”卢娜在那晚握着母亲的手亢奋地说。

那是在她与艾荣共度一天中的十小时后。原本，还可以是十二小时、十四小时、二十小时—— 一切都因傍晚时分，艾荣说自己必须回家吃片药。卢娜依旧像个女童一样坐在车里不想离开。

“这年头谁不吃药啊，我也得回家吃个药。”

那晚开始，卢娜又听到“结婚生子”——自己灵魂深处那超过100分贝的最强音在颓然数年后再度激越地响起。

卢娜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玫粉色。晚上，她轻趴在自己卧室的床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绿色的小铁盒，感到自己如同心形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艾荣，仿佛后者也与她一起轻趴在床上，凑成一个心形。

她的玫粉色幸福变得越来越不合比例的巨大。喉糖早已吃完，但小铁盒却一直在她身边。某天，母亲要将小铁盒当成垃圾扔掉，卢娜一把抢过来，“那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她开始很少睡觉，对睡眠的需求微乎其微，但精力却上百倍的充沛。

人生头一遭，卢娜感到自己生龙活虎，甚至无所不能——不知惧怕为何物，不知分寸感为何物。她仿佛突然活得明白了、清晰了；又仿佛仅仅只是陷入一场漫长的酒醉，酒精让一个“■人”感到舍我其谁。

“艾荣要做的那个网剧不是就缺两千万投资吗？我给他找，打几个电话的事儿。”这是卢娜能清楚记得的自己和马雅说的最后一句话。

原来人可以活得这样扬眉吐气。卢娜发现，当“害怕”两个字从她生命中被彻底划掉后，所有老掉牙的俗套年节祝福语都真实不虚。她心想事成，她万事如意。

5

办理住院手续那天，父母和马雅都来了。

他们每个人都对我柔声细语、无比亲切，像是在哄，或者说哄骗一个小宝宝。我发自内心地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沉浸在自己高昂的情感世界里，根本无暇顾及，也无兴趣顾及“住院”这两个字的含义。父母和闺密的眼神，让我觉得等待我的将是更加美好甚至令人惊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