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解剖

虚拟解剖台

在英格兰普利茅斯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室里，明亮的卤素灯下的桌子上躺着一个名叫卡尔的“人”。他曾是美国的一名死囚，通过注射被执行死刑。卡尔仰面躺着，下巴的肉堆在粗壮的脖子上，秃头，肌肉发达，全身赤裸，只有臀部盖着一块白布。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茜沃恩·莫耶斯熟练地将他翻到侧躺位，然后从左肩斜切到右下肋骨，向我展示他的心腔。

“卡尔”是真人——1993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被处决的杀人犯约瑟夫·杰尼根，但在我面前的“尸体”并非他本人，而是呈现在虚拟解剖台上的一个全尺寸三维数字模拟形象。

在执行死刑前不久，杰尼根告诉一位牧师，他愿意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科学研究。死后，他的身体被嵌入凝胶中冷冻，切成超薄的水平切片并拍照，用于一个名为“可视人体”的开源项目。我面前的卡尔就是用这些图像创建的。

虚拟解剖台解决了一个古老而严峻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医学培训和研究一直有赖于稳定的尸体供应，因此，自愿的捐献者十分重要。每年，英国各地的医学院接收并使用1300具用于科研的尸体，但这还不足以满足需求。2002年，普利茅斯大学的半岛医学院率先在英国开设了无尸体解剖课程。有了虚拟解剖台，越来越多的解剖学系不再使用真实的尸体。

莫耶斯解释说，卡尔虽然是虚拟的，但拥有真人的一切特征。“卡尔几乎复刻了真人。他没有阑尾，少了一个睾丸。他在监狱里花了很多时间健身。他块头很大，肌肉非常发达。”莫耶斯用三个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上下滚动以放大和缩小，展示他肺部的细节。“这里能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裂隙，一个水平裂隙。”莫耶斯对屏幕上呈现的精细结构赞不绝口，“太棒了！”

2015年，莫耶斯所在的系收到了第一台虚拟解剖台。“我当时特别兴奋，就像过圣诞节一样，”她热情地说，“可学生们不敢碰它，因为他们知道它有多贵。”5.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0.6万元）的价格的确不菲，但低于一个合法和安全保存尸体的冷库的长期维护成本。该系目前有四台虚拟解剖台，莫耶斯为每一台都设置了不同的尸体。

在这些虚拟遗体中，除了卡尔，还有卡拉、维基和维克多。卡拉死于心脏病发作，同时患有一种叫憩室病的肠道疾病。维基在20多岁时死于胃癌，她的身体几乎没有脂肪，但肿胀得厉害。莫耶斯说，这很可能是化疗的结果。维克多在30多岁时死于白血病。“他的肺部伤痕累累。”莫耶斯说，“可以想象，他生前呼吸一定很困难。”

在普利茅斯医学院，学生们上课前会先了解遗体捐献者的故事。“我们不希望他们把解剖台上的人视为某种图标或电脑生成的图像——他们是真实的人，他们允许我们每天重建和解剖他们，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莫耶斯说，“我们在解剖教研室和解剖实验室里都强调尊重与尊严。”

无可替代的尸体

也有人认为，触屏无法取代实践经验，医学仍然需要尸体。英国布莱顿和萨塞克斯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克莱尔·史密斯教授说：“有些学校在不使用捐献者遗体的情况下培养出了杰出的医生，但我认为尸体始终是必要的。”她在教学中既使用数字技术，也使用尸体。伦敦解剖办公室负责管理英格兰东南部的遗体捐献事务，作为该办公室的前主管，史密斯一直强调遗体捐献和解剖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她说：“解剖是一场探索之旅，你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你会掌握灵活动手的技能。你必须移动动脉、静脉或神经，抬起肌肉，学会欣赏遍布全身并把一切绑在一起的筋膜。”对于许多初入她解剖室的18岁医学生来说，解剖捐献者遗体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尸体。“当学生们直面尸体时，会引发许多关于死亡和身体体验的思考。在那种环境中，这不仅关乎科学。”

学生们进入解剖室时要穿长袍、戴发网，还必须把手机锁起来。这种氛围可能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但史密斯认为，这是本科生学习如何使用剪刀和手术刀，并通过亲手触摸人体获得三维认知的地方，是医学教育至关重要的环节。“他们会理解哪些结构摸起来是软的，哪些是硬的，以及不同部位如何相互连接。”她说，“大概八到十个学生共用一具遗体进行学习，他们要学会如何沟通、如何相互合作。”这是所有毕业生都必须掌握的技能，因为将来他们要对活人患者实施医疗操作。“目前，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这方面替代尸体。”

人体解剖有着漫长而黑暗的历史，解剖学研究通常与犯罪密切相关。1540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颁布法令，允许每年使用四具被处决罪犯的尸体用于研究；到了1752年，所有被处决的谋杀犯都成为合法解剖的对象。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医学研究的需求。在此背景下，许多解剖学校不再追问遗体的来源，盗墓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1828年，威廉·伯克和威廉·哈尔承认在爱丁堡谋杀了16人，他们的动机是将受害者的遗体出售给解剖学家，以赚取可观的收入。1831年，约翰·毕晓普和托马斯·威廉姆斯在伦敦犯下了同样的罪行。他们被绞死，而且尸体后来也被解剖了。1832年出台的《解剖法》允许自愿捐献遗体。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是早期倡导者之一，他的遗体如今仍在伦敦大学学院展出。

在英国，现在与遗体捐献相关的法律是2004年出台的《人体组织法》。捐献者必须在解剖办公室登记，如伦敦解剖办公室或诺丁汉的国家存储中心，并以书面形式同意将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教育和研究。捐献者去世后，解剖办公室会收到通知，并决定是否接受其遗体。

有很多原因可能导致解剖办公室拒收遗体，例如捐献者患有艾滋病、肝炎或其他传染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者身体质量指数异常等。一旦被接受，遗体将运往医学院，在那里进行冷冻或防腐处理，然后用于研究。最后，医学院会将尸体火化，并将骨灰归还给亲属。

史密斯说，一具尸体可以培训大量医疗专业人员。一名遗体捐献者可能被医学生研究一到两年；他的一些部位可能由经验丰富的解剖学家示范解剖，并存留五到十年，以便更多人从中学习。根据每名医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可能治疗的患者数量，史密斯估算出每一具遗体可能影响多达1000万名患者的生活。

2023年，布莱顿和萨塞克斯医学院使用37具遗体培训了约650名外科医生，目前正在使用25具遗体为本学年的本科生进行培训，但这仍不足以满足需求。此时，医学院会转向一个在人体组织交易方面立法和监管较少的地方：美国。

灰色地带

加兰德·什里夫斯在美国经营一家名为“生命研究”的人体组织库，他是少数愿意公开谈论公司业务的人之一。该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距离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仅五分钟车程。亚利桑那州是美国人体组织库行业的中心：该州的尸体火化率比土葬率高很多，每年约有4000人决定在化为灰烬之前捐献自己的遗体。

什里夫斯的许多客户是医疗器械公司。它们从“生命研究”公司购买人体组织来开发产品，开展临床试验，并培训外科医生如何使用这些产品。“如果你在1973年髋部骨折，你可能会在三周内死亡，”什里夫斯告诉我，“但现在，你在当天就可以接受双髋移植，四处走动——正是遗体捐献者让这样的医学进步成为现实。”

在英国，涉及人体组织的移除、储存、使用和处理的活动都受到严格监管。但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在不违反联邦法律的前提下靠提供尸体营利，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过培训或具备专业知识。2017年，路透社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共有34个私营人体组织库，其中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科学关怀”公司是行业领头羊，每年收入高达2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9亿元）。据报道，从头到腿再到完整遗体，身体不同部位价格各异；遗体捐献者不会得到报酬，但人体组织库会承担他们的火化费用。

什里夫斯说，许多私营人体组织库笼罩在神秘之中，但“生命研究”以其透明度和高道德标准为傲。捐献给该公司的遗体只能用于医学研究和教育。而根据捐献者签署的同意书，将遗体捐献给“科学关怀”公司的人，其身体部位可能会在军事训练和弹道测试中被射击或经受爆炸，或者在碰撞测试中当假人使用。

和许多其他人体组织库所有者一样，什里夫斯还经营殡仪馆。他认为自己这两条业务线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我从不允许人体组织库在殡仪馆内运营。”他告诉我，“在我的殡仪馆里，你不会看到任何关于遗体捐献的宣传材料。”实际上，美国并没有法律禁止人体组织库在殡仪馆内运营。这种界限的模糊可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2023年1月，梅根·赫斯因欺诈罪被判处20年徒刑；她和母亲雪莉·科赫在科罗拉多州经营一家殡仪馆，她们以火化为名向死者家属收取数千美元费用，却并未火化遗体，而是将其秘密出售以牟利。

只有美国最大的人体组织库会向海外机构出口人体组织。但是，根据许多较小规模的人体组织库（包括“生命研究”）的同意书，企业可以将捐献者遗体或遗体部位转卖给其他人体组织库。因此，在英国解剖室中使用的美国人，比如杰尼根（卡尔），可能从未同意自己的身体以这种方式被使用。

在英国，捐献者本人必须签署同意书；但在美国，捐献者家属可以在其去世后代为签署。布莱顿和萨塞克斯医学院的史密斯说，她向来不愿意从美国进口人体组织。“在英国，同意书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捐献者会获得很多信息。虽然我们进口遗体是合法的，但那些商业公司从死者身上获利，我认为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那位捐献者知道自己的脚会被运到英国吗？”然而，由于英国遗体捐献者数量无法满足需求，史密斯坦言，他们有时别无选择，只能从美国进口。

在英国，捐献者只能通过网络搜索或口耳相传主动寻找遗体捐献机构。虽然相关机构组织过器官捐献的宣传活动，但史密斯说：“整个行业从未真正做过广告。人们通过朋友圈、家人或者电视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有时也会问自己的全科医生。”这更加凸显出那些找到渠道并进行遗体捐献的人是多么无私。

未来解剖形态

史密斯说，人们决定捐献遗体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自己所爱之人被医生救过命，希望借此回馈医学界；有人愿意相信自己的身体在死后还有用处。有时，成本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我不认为这是主要动机，但现在的葬礼费用平均高达数千英镑，有些人不想让家人承受这些负担，捐献出去的话，医学院会承担这些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