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著名”援华医生严斐德

提到援华医生白求恩（HenryNormanBethune，1890—1939），或许人人都会想到他是中国人的好朋友，一位高尚的国际主义战士。就在1939年，白求恩因术中细菌感染发生败血症不幸去世的同一年，一位奥地利医生追随着他的脚步，随英国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与中国结下了一世之缘。他就是严斐德，原名弗里茨·严森（FritzJensen）。

与白求恩有所不同，严斐德不仅作为大夫，亲自参与战地救护工作，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行政官员，为中国的解放区争取救济物资。1947年，严斐德返回奥地利后，还著书立说，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并与中国友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战火中的“西班牙医生”

1903年12月26日，严斐德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望族。1929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加入奥地利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欧洲处于战争与分裂动荡中，在后方从事宣传工作的严斐德，于1936年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担任第三国际第十三纵队主治医生。由此，他开启了在一线战地的医疗救护工作。

1939年，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国的失败告终，国际纵队中的幸存成员被集中关押在法国南部地中海边的古尔德斯集中营。尽管后来法国政府同意他们离开，但他们的祖国却并不情愿接受这些为共产主义战斗过的人，导致他们的处境十分困窘。此时，英国进步人士自发组建了“国际医药援华会”，希冀招募愿意前往中国支援抗日战争的志愿者，但在英国得到的反响有限。最终，“国际医药援华会”将关注点转向集中营及流离在外的国际纵队成员。

严斐德抓住了这一机会。1939年5月20日，他与昔日的同事贝克尔（RolfBecker，即白乐夫）和贝德日赫·基什（FredrickKisch，即纪瑞德）一起从英国利物浦启程，历时4周抵达中国香港。三人作为医疗先遣队，在香港受到了“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接见。因他们都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故当地报纸将他们称为“西班牙医生”。后续抵达的援华医生也被冠以此称号，尽管他们中并没有西班牙籍人。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介绍下，三人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并启程前往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最初的设想，是如白求恩一般将精力投入中国北方，尤其是以延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区。为此，1939年夏天，严斐德和白乐夫在重庆拜访了周恩来，并提出了他们的设想，但周恩来劝告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是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都可以用医术治疗前线伤员。此后，严斐德专心投入救护总队的工作，将自己在西班牙前线积累的经验应用于中国军队，先后担任救护总队顾问、中队长等职务，并帮助治疗贵阳地区感染流行性霍乱的病人。

除了参与当地的医疗救护，严斐德还多次冒着危险，穿过战前封锁线，运送药品、器械、绷带等医疗物资。简陋的生活条件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并未打击严斐德的工作积极性。他辗转贵州、江西、广东、重庆、云南等多个省份行医，不计报酬地为贫苦百姓看病，协助治疗由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中生病的学生，并与王炳南、郭沫若、陶行知等人结下深厚的情谊。

为解放区奔走的“联总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严斐德再次萌生了前往中国延安的想法。他对另外两位“西班牙医生”说：“延安一定需要我们。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到那里去帮助病人减轻痛苦，必须及时赶到现场。”尽管他当时未能实现这一愿望，但他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的行政官员，在江苏省以另一种方式为解放区提供着帮助。

1943年11月9日，44国代表正式签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当年11月10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告诞生。民族独立意识与对外国势力的不信任，使得南京国民政府不愿将国内的救济事务全权委托给“联总”。1945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应运而生。中共中央洞察到南京国民政府妄图独吞救济物资，用以扩大反共反人民内战的野心，遂于7月13日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1946年4月，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

此时的严斐德受聘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江苏省的救济工作。从政治属地上来说，当时的江苏一半位于国民党统治区，一半由共产党所控制，想要将“联总”的救济物资不受政治干扰地进行公平分配，难度极大。但严斐德不顾国民党政府和“联总”上层官员的阻挠，毅然前往宿迁、淮阴、清江等地考察，为这些地方争取救济物资。

严斐德在日记中写道：“在一次外出视察中，我自作主张，跨过了国共两个占领区的分界线，并在解放区逗留了六个星期，尽管我知道这是违反善后救济总署上层领导的意愿的。”

愈是走进当地人民的生活，愈是了解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严斐德帮助那些在战争中受难百姓的决心就愈加坚定。他撰写调查报告，希望为解放区争取公平获得援助物资的机会；他亲自运送救济药品及卫生材料，还协助“解总”人员编写《联总对中国人民的救济》英文材料，向国内外揭露美蒋破坏“联总”不歧视政策的行径。此外，他还曾受宋庆龄之托，三次前往解放区淮安湖心寺医院（今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又称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进行实地考察，为后续苏北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对解放区的医疗援助工作，做了前期准备。

对于严斐德在“联总”的工作，“解总”官员纪锋回忆说：“他很勇敢，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里最积极的人。”曾在“联总”医疗部工作过的海因里希·肯特医生追忆道：“国民党官员为了不履行他们的职责，编造出成百上千的困难。要克服美国反动的国务卿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偏袒态度施加的日益强烈的影响，难度也不亚于此。现在，弗里茨得益于以往的一切经验，以不可抗拒的毅力克服了种种障碍。他以身作则勇往直前，证明战线是可以逾越的。”

为中国发声的“奥地利记者”

1947年初，严斐德结束了在“联总”的工作，并于当年3月飞抵他向往已久的延安。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为解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1948年回国后，严斐德放弃了原本的医疗工作，转而以记者身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魏玛等地，围绕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做主题报告，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艰苦环境中的抗战事迹和无畏精神。

1949年，由严斐德撰写的《中国胜利了》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详尽描述了1911—1949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着重讲述了严斐德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揭露了他亲身经历的国民党党政军的腐败，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民主、平等及英雄主义精神。该书后来被翻译成俄语、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和保加利亚语，对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1994年，由王燕生、张至善等人翻译的中文版在京出版。

1951年6月，“中德友好月”期间，严斐德还与中国代表团同游（右上图）同年出版了《从柏林到北京的桥梁》一书。1953年春，严斐德携妻子王务安、养子米沙，再次启程前往中国。这一次，他作为《新德意志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和《人民之声报》（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的远东记者来到中国。他辗转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地，撰写了《中国八千公里纵横记》系列报道，分6次连载于《人民之声报》，后又前往越南、印度等地进行采访。

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时，严斐德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国民党特务安装了炸弹，途中飞机爆炸坠毁，严斐德不幸罹难。

回顾严斐德的一生，他既以医生的身份在中国抗日战争前线开展医疗救护，又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为解放区人民奔走疾呼，直到生命的最后，仍在为记录、讲述、传播中国故事而笔耕不辍。他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人民之中，最终如他希望的那样，他成为了“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